郑永年：全球化中的东亚模式

    东亚模式可以总结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
    人们所说的东亚模式的主体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些社会在市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道路上，是非常成功的典范。它们基本上也走过了西方成功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但有两点很不相同，其一是经济现代化的时间大大缩短，在数十年时间里，经济体从落后转型到发达，或者用新加坡李光耀先生的话说，是从“第三世界”转型到“第一世界”；其二是政治发展的相对和平。在西方，民主化的过程充满暴力，但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无论是已经民主化的还是正在民主化的社会，并没有出现像欧洲那样的大规模的和持续的内部社会主义运动。东亚模式可以总结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先发展、再分配、后民主。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在明治维新和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日本首先进行了国家制度建设，包括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日本的民主(确切地说是选举政治)是在二战后美国占领期间建立起来的，但人们都明白，日本尽管也像西方那样是选举民主，日本民主和西方民主不一样。在很长历史时间里，日本是一党独大体制，即日本自由民主党牢牢掌握着国家政权，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民主体制。尽管自民党内部有派系竞争，但反对党没有能力挑战自民党的一党独大。
    在上世纪60年代经济开始起飞之后，日本花费了大约20多年的时间，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同时，因为政府财力的增加，政府开始大量进行社会投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加速。应当说，选举民主在社会建设方面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因为要得到选票，政治人物努力把国家财政大力投入社会建设。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保障了日本长时期的经济发展，而在社会制度保障下的庞大中产阶级，构成了日本社会稳定的基础。从这次日本社会对大地震、海啸、核泄漏的反应来看，日本社会的强大是显然的。实际上，今天的日本已经呈现出典型的强社会、弱政府的状况，就是说，即使在政府失效的情况下，社会也能正常运作。
    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也基本上走上了类似日本的道路。唯一不同的是上面提到的民主化。表面上看，日本的民主化发生在经济起飞之前。但是，民主化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占领，并且是一党独大的权威主义式选举民主。而在“四小龙”，经济发展、社会建设都发生在民主化之前。“四小龙”首先是建立一个权威主义政权，然后实现高速经济发展。等社会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政府再搞社会制度建设。
    理性、有序、和平的民主化
    社会制度建设和中产阶级的存在，又为和平的政治开放和民主化创造了条件。一方面，中产阶级在其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开始有政治参与的要求，这是民主化的动力；另一方面，社会制度和中产阶级的存在，又保障了民主化进程的和平性质，即人民都能理性地参与政治过程。在“四小龙”当中，韩国和台湾已经实现民主化，新加坡在原来的选举政治的基础上，政治发展也在加速，香港的中产阶级也在追求民主化。但不管如何，如果和欧洲国家早期民主过程中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工人阶级运动)相比，东亚社会的民主化显得非常理性、有序、和平。
    从国家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看，东亚模式的成功主要是他们选择了与西方先发展国家和苏联东欧国家不同的“第三条道路”。与西方先发展国家相比，东亚政府扮演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在西方，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都经历了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经济发展主要是由市场驱动，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并不很大，主要是规制经济活动的角色。在社会建设上，只有等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西方整体制度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政府才开始涉足社会领域。也就是政府开始和资本分离，把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政治合法性，转移到以依靠选票的民主合法性。
    但在东亚尤其是“四小龙”，情况有很大的不用。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形成了学界所说的“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states)，政府不仅主导产业的发生和发展，而且积极引导产业的升级。学术界，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献。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主动采取有效政策，进行社会制度建设，培植中产阶级，从而避免了类似西方早期具有暴力特征的工人阶级运动。日本政府在进行社会制度建设的同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通过类似工资“倍增计划”等政策，提高劳动者工资，扶植中产阶级的成长。香港、韩国和台湾大力扶植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造就了有利于公平性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
    这里，日本和韩国的企业集团值得强调。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日本和韩国的大型企业集团，在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国际竞争力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大型企业集团的产生和发展，是政府和企业联盟的结果。没有政府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这些民营企业很难实现日后的大发展。支持这种发展模式的人称之为“东亚战略型资本主义”，但批评者(主要是西方学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前者指向政府和企业关联的优势，后者指向这种关联的劣势。新加坡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制度建设方面更是典范。从社会阶层变化来说，东亚社会的中产阶级从产生到壮大，花费了比西方短得多得多的时间。这是政府和企业合作的功劳。
    充分利用市场的角色
    和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不同，东亚政府不仅容许市场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创造制度条件，促进市场的发育和成长。苏联东欧模式就是政府和社会的结合，消灭资产阶级和市场机制，代之以完全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东亚社会拒绝这条当时非常激进的选择，而是走上了利用市场机制加政府干预的道路。日本和韩国政府大力扶植民营企业，政府动员大量的资源，投入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产业，使其产业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相竞争。台湾政府也通过类似的政府政策，在大力扶植战略型产业的同时支持中小企业。香港尽管是典型的自由市场，但政府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即通过法治来保障自由市场的运作。
    新加坡比较特殊。新加坡发展出一个庞大的政府产业(政府关联企业和政府投资企业)，这和其他经济体不同。但是，在充分利用市场这方面，没有重大的区别。新加坡的国有企业和苏联东欧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完全不同。道理很简单。在新加坡，企业是企业，企业的运作必须符合市场规则，政府不会保护自己的企业免受市场的竞争。因为对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充分运作，东亚经济体在很短时间内赶上了西方。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四小龙”政治精英也选择了一条不同的政治现代化道路，那就是既不拒绝民主，也不是为了追求民主而民主。二战后，在政治发展方面，发展中国家分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就是拒绝民主化，一个阵营是为了追求民主而搞民主。拒绝民主的案例很多。很多国家在反殖民地斗争之后获得独立，不过政治精英最终走向了个人独裁的道路。在东亚“四小龙”，权威主义体制不是为了领导人的个人利益，而是为了集中资源从事经济社会发展，因此集权和发展是这些经济体的主要特征。但在个人独裁制下，领导人往往是为了个人和家族的利益，而非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腐败和落后是这些社会的主要特征。
    在政治上，很多国家在反殖民地独立后实现了民主化。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已经具备了民主化的基本条件，而是一些政治精英或者为了自己的理想，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人为引入的。引入民主化的往往是这些社会在西方接受教育的那些年轻政治家。但在亚洲“四小龙”，这方面比较理性。领导人首先专注的是大力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培植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各方面基础。当社会的大多数出现民主要求的时候，能够“自然”民主化。当然这里不是说，来自社会的压力不重要，而是说当这些政治精英面临社会的民主化压力的时候，不会像其他一些专制社会那样，千方百计地阻止民主化的发生和发展。
    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
    不过，在这一波全球化面前，东亚社会也和西方社会那样，没有免除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今天，东亚各经济体也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严峻的挑战，东亚模式正接受考验。这里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客观上说，作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东亚经济也不可避免地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所有东亚经济都是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体，高度依赖于西方经济体。世界经济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东亚经济。不过，这里也有主观上的因素，即这些经济体逐渐失去自己往日的“战略性”，越来越具有西方经济体的特征。
    日本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西方。在上世纪8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破产之后，日本改变了自己特有的经济运作方式(例如强调政府作用、企业终身雇用制等)，力图引入西方式新自由主义经济竞争模式。不过，现在看来，不仅没有成效，反而在恶化经济情况。日本社会仍然难以适应西方新自由主义式的竞争模式。此外，也和西方一样，日本的大众民主现在已经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传统上，自民党内部通过各种协调机制达到共识，但现在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在很多政策上正在向“互相否决”型政党体制演变。韩国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政府把“危机”转变成为机会，大力进行经济改革。2008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对韩国影响并不显著。直到到目前为止，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韩国政府仍然能够继续扮演一个积极角色。政府的政策并不是被动跟随“民意”，而是在塑造“民意”，克服来自民粹主义的压力，领导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过，政府跟随民意治理社会的趋向是很显然的。
    台湾和香港的经济现在越来越依赖中国大陆。在产业转移方面，和西方一些经济体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这两个社会的主要问题是政治问题。香港缺少一个有效的政治领导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积极作用的同时，协调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台湾的民主化比较和平，但民主化所带来的过度政治化，对经济运作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在上世纪90年代，台湾和新加坡的人均GDP处于差不多的水平，但现在台湾的人均GDP只是新加坡的一半还不到。同时，随着民主化进程，民主化有很浓厚的民粹化味道。政府官员简单跟随“民意”，着眼于短期利益，有利于长远经济发展的政策很难到位。其中一个结果就是，政府的社会开支越来越大，债务严重。台湾如何逃离“欧洲式”福利社会危机，是其面临的艰巨任务。新加坡到目前为止理性地追求着自己的发展模式，也有效避免了其它东亚经济体的弊病。例如，新加坡不想盲目引入欧洲式福利社会，而是发展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保护模式。不过，随着民主的大众化，新加坡发展模式也在接受挑战。
    总之，在全球化面前，所有东亚经济体也面临产业转移、就业不足(新加坡除外)、内部的收入差异日益加大、社会分化严重、政府权力趋向弱化等等挑战。因此，也和西方一样，东亚这些经济体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问题。无论一个社会过去创造了如何的辉煌，不进则退。继续的辉煌源自继续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