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平：市场经济个性与共性探究

    要坚信市场经济的魅力，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十年前，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至此，中国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即坚定不移地推进旨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扬起了胜利的风帆，它以无可替代的体制力量空前地调动了人们的激情，焕发了在旧体制下人们难以想象的创造力。一路走来，高歌猛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中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今天的经济繁荣是来自市场经济的繁荣，中国今天区域经济的差异，是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
    市场经济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原因在于：符合人类本性，不仅解决了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而且极大地降低了社会组织成本。分工和专业化，使得价值规律普遍地发挥作用，竞争与创新共存，并成为经济发展的常态。
    人们曾经怀疑过市场经济。马克思看到了最初的资本主义即市场经济所发生的危机，看到了发展初期的两级分化，试图通过“社会将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予各个部门”实现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人们对计划经济满怀期望，然而，计划经济却由于自身组织成本太大而呈现着低效。中国人民在经济规律的驱使下，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选择。
    面对1929年由美国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也对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能力表示怀疑，主张政府干预，通过扩大政府支出、举债、多发货币等一系列的扩张政策予以干预。凯恩斯主义似乎带来了最初的经济增长，但紧接着而来的就是滞胀，即通货膨胀上去了，经济却没有实实在在的发展。原因很简单，经济危机本来就是产能过剩，凯恩斯式的政策虽然可以在当下扩大需求，但却造成了进一步的产能过剩，错失结构调整、产业提升的良机，使得问题更为复杂、更为严重。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前一段时间实行过于宽松的刺激政策的结果。
    面对2008年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面对华尔街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以及欺诈，人们又开始怀疑市场经济了。其实，过度的金融衍生和虚拟、甚至包括欺诈，这本身是一个面对市场经济下出现的新情况，如何加强监管、如何在制度层面加以完善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一系列的制度积累，积累的过程就是不断博弈的过程，是一个不断针对新的问题、完善和设定新的制度的过程。加强监管，完善制度，正是政府的职能所在。随着人们经济实践的发展，这个过程永远不完结。我们不能把政府在某些方面监管的空缺当作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缺陷，进而因噎废食，泼脏水连澡盆里的小孩也倒掉了。美国次贷危机并没有提供否认市场经济的魅力，相反，倒是可以借此机会，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
    市场经济是一系列的制度积累而成的，不能把体制不健全、或者说由于制度方面的缺陷产生的问题归因于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体制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变迁积累而成的，其中包括法律结构的变化、汇票、保险、征收赋税替代财产没收，靠信用支撑的、没有血缘关系的经济组织，商业道德体系的发展等。亚当·斯密则更强调保护私人产权以及市场和政府职能的划分。三十多年的改革，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旨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虽然使得我们不断向市场经济体制趋近，但毋容置言，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不健全的。
    但我们不能把体制不健全，或者由于体制本身的缺陷产生的问题归于市场经济。例如，假冒伪劣产品和地下金融的问题，这明显是相关政策不健全、制度安排和相关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又如腐败问题。腐败和腐败者手中掌握的资源多少成正比例关系，和监督的力度成反比例关系。传统计划经济下资源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状况未变，并使之与市场所提供的自由相结合，这才是产生大量腐败的根源所在。市场经济国家没有大量公有资源掌握在政府少数人手里的情况，相反，那里的监督力度和透明度要大得多。
    在我国特定的情况下，既要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更要注重市场经济的共性
    从哲学层面来看，共性是关于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是规定同一类事物的共同特征的。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强调其特殊性是不言而喻的，是题中应有之义。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的定语，五千年自然经济和四十年计划经济的历史使得我们可以不用更多地担心其特殊性，也就是说，我国的市场经济必然会打上它的社会性质和历史的烙印。相反，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及其“路径依赖”，我们在一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应当更多地关注它的共性。
    首先要使其具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例如基本的制度安排可以确保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确保各经济主体可以公平地使用资源和平等进入，确保宏观调控的透明和规范，确保微观主体的正常行为不受干扰，确保财产及其收益的安全等。如果不是这样，就极易出现“四不像”，就可能集中了两种体制的缺点而不是他们的优点。这种“四不像”所带来的收益，比其能够避免的损失可能要小得多。
    在我们这样的历史积累的背景下搞市场经济，至关重要的是规范政府行为
    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集权的社会，又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政府十分强大，无所不能。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虽然在市场经济起步时没有我国强大，但他们同样是先规范政府的行为，把政府的行为限制在一个能够发挥政府的比较优势、其它主体无力而为、市场的高效运行又必须的范围之内。例如保护产权，制定和保证规则的执行，保证市场的有序运行，提供公共产品(包括社会安全和资源环境保护)，制定健康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等。
    我们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本来应当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例如一视同仁的公平进入，对资源环境的切实保护，对假冒伪劣的有效扼止，对竞争秩序的规范和保护，创造良好的吸引人才、激励创新的环境等，政府往往做得不够。另一方面政府又干了很多在市场经济下政府错位的事。例如很多地方政府直接扮演市场经济主体，为了简单地追求GDP，不惜污染环境，与污染企业同流合污，用行政力量强行推进农民上楼和所谓的城市化，违背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又如，官商勾结，丧失竞争的公平性等。特别是我们过份积极、过份主动的宏观调控，成了通货膨胀的直接诱因。须知，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是二次的、相对消极的。人们常说市场经济有缺陷，但政府也存在着信息和知识方面的问题。
    无疑，在市场经济下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有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尤其如此，但确实有一个怎样发挥作用，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的问题。只有市场在市场的轨道上，政府在政府的轨道上各自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才有最佳的市场经济的体制效应。没有政府行为的规范就没有其它主体行为的规范。我们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历史太深厚了，以至成了一种惯性。我们不仅应当高扬社会主义经济的旗帜，而且应当改一改我们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