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颙：对国企改革方向提一点建议

    所谓“全民所有”，需要有更好的实现形式，就是把国资委代表国家控股，改造成由“社保”代表全民控股。“社保”，直接牵连着亿万百姓的利益，它掌控国有资产，可以名副其实地成为“民有”。“社保”不是政府的部门，至少在利益的代表上，它比国资委更接近百姓。如果“社保”成为国企的大股东，可适当拉开国企与政府的距离，政府对它的监管，才能够比较地硬朗起来
    最近，对国企特别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央企的批评多了起来；批评的矛头所指，已不局限于微观的技术层面，而直指制度设计，即那么庞大的国有企业，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利多乎？弊多乎？
    争辩各方的主要观点
    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非常简明，他认为，庞大的国有企业，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他主张激进的私有化，把国企的股份直接分给百姓。张先生的观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搞的“休克疗法”，进而想起俄罗斯经济与社会遭受严重破坏的种种情形。因此，另一位经济学家华生很快指出，把国有企业分掉的结果，按照前苏联的实例来看，将会是方便了国企的高管和权贵利益集团吞食国有资产，造成难以挽回的局面；他警告，以往某些中小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再次上演。
    几乎就在他们争辩的同时，我们听到了吴敬链老先生在岭南论坛上的演讲。老先生主要强调1992年我国对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即充分发挥市场（而不是政府）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吴先生历来的倾向很清楚，他强调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反对政府直接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庞大。
    国资系统人士的声音同样非常激烈，他们认为，把国有企业私有化是违反宪法的，并且说所谓“国进民退”是不存在的伪命题，主张就此公开辩论。
    近年来非常活跃的叶檀女士也参与了这场争论，她写了一篇关于国企改革方向的长文。我认真读了几遍，结果似懂非懂：叶女士主张国企改革要走与张维迎、华生想法都不同的“第三条道路”，但她在文章里似乎没有阐明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含义。她也主张国企“私有化”，在基本方向上与张维迎一致，仅在如何私有化的技术设计上做了些补充，提出要有“社会信托”的设计和“法律制约”的设计，尽量不让某些人企图吞食国有资产的阴谋得逞。
    有没有“第三条道路”
    在基本保持现行的国有资产制度设计与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之间，到底是不是存在“第三条道路”？
    首先，我们需要分析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利与弊。
    在我看来，中国国有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以这个独特的方式完成了资本的巨大积累。几十万亿几百万亿国有资产，是中华民族摆脱贫穷落后的柱石，是中国在高速发展了二三十年之后，能够继续稳步前进的基础力量。不看到这个积极的方面，简单地强调国有企业的种种毛病，希望它们消失得越快越早越好，以“净化市场环境”，是生硬地用西方市场经济的教科书来套中国的现实。
    同时，我们对于庞大的国有企业存在的弊端，也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对这些弊端，社会各方大体是有共识的。比如说，容易滋生腐败现象，包括企业高管的腐败与政府工作人员的腐败；容易造成市场竞争的不公平，政府常常偏袒国有企业；容易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效率不高，等等。上述种种，有大量实证，不需要一一详说。假如不肯正视这些问题，一味强调现行国有资产制度设计的优越性，显然也不是客观的态度。
    冷静地分析一下，国有企业的毛病，主要集中在一点，就是与政府的关系过于密切，腐败也罢，浪费也罢，效率低也罢，多病同源，根子是由于血脉相连，政府的监管偏软。国资委是政府的部门，国企的高管是领导部门任命，国企的投资决策要报政府部门审批，政府对国企的监管，实际上是自己监管自己。铁道部原高层发生的问题，是最典型的案例。
    我们既要看清楚国有企业存在的大量问题，又不赞同会造成巨大社会和经济动荡的所谓私有化方案，那么，究竟能否设计出“第三条道路”呢？在“国有”与“私有”之间，另一种可能是什么呢？
    我的回答是，走“民有”的道路，也就是“全民所有”的道路。
    所谓“全民所有”，需要有更好的实现形式，就是把国资委代表国家控股，改造成由“社保”代表全民控股。“社保”，直接牵连着亿万百姓的利益，它掌控国有资产，可以名副其实地成为“民有”。“社保”不是政府的部门，至少在利益的代表上，它比国资委更接近百姓。如果“社保”成为国企的大股东，可适当拉开国企与政府的距离，政府对它的监管，才能够比较地硬朗起来。
    国企划归“社保”有多种好处
    现行的国有资产制度设计，是有法律框架做依据的，要改变它谈何容易。我仅仅是提出一种选择的可能，为此简略说明重新设计的好处。
    首先是合理性。现在庞大的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几十年艰苦奋斗积累起来的。相当长的时期里，低收入的分配原则是资产积累的重要保证。当大批人员进入退休者的行列而社会保险资源明显不足时，把庞大的国有资产划归“社保”（而不仅仅是变现一小块进入“社保”）的理由是充分的。
    其二，“社保”持有国有资产，制度设计应该是作为大股东享有分配权（而不是随意抛售股份），每年通过分红来补充社会保险资源的不足，这对企业经营的顺畅和股市的稳定均有明显好处，不至于出现私有化带来的种种震荡和弊端。
    其三，“社保”在董事会中代表资产所有者（全民）说话，政府在市场上监管企业，制度的设计更加科学合理，目前一些明显的弊病可望得到治理。
    最后，非常重要的一点，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的优越性将继续高扬，社会和谐的理想局面更容易实现。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书生之见，会提出各种质疑，诸如“社保”与政府的关系、国企的高管将来由谁任命等等。但我想，只要确定了方向，技术上的细节总是有办法解决的。
    （作者为上海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