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业进：茅于轼是中国社会最稀缺的真正贵族

    道德文章，谦谦君子
    认识茅于轼先生有六年时间了，记得06年山东大学召开的制度经济学年会上我从茅老手中接过当年的年会获奖证书，照片至今珍藏着；后来08年在广东东莞制度经济学年会一起开会，同机回京；再后来我受邀到天则做天则双周讲座，茅老亲自主持。茅老对于经济学中的自发秩序和复杂适应系统主题研究不多，所以主持中就某个具体问题讨论时，茅老直言“这个我不懂”。
    在北京各种学术会议上经常有机会碰到茅老。茅老发言从不夸大其词，而是贯穿自己坚持的理论逻辑，摆事实、讲道理。最近一次天泽所召开关于金融秩序(涉及吴英案和民间金融问题)的研讨会上还见到茅老。茅老的一言一行，都让我们这些后辈肃然起敬又倍感亲切。在任何时候见到茅老，他都平易近人，丝毫没有著名经济学家的架子，而是仔细的聆听你说，然后总是非常认真地回答你提出的问题。面对那些索要签名的读者，茅老师也是不厌其烦，认认真真一笔一划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我们或许会佩服许多经济学家的学识，但是茅老获得人们的敬重则包括他的学识、道德风范和良知。茅老师是当代的谦谦君子，我们这个时代罕有的绅士，我们这个社会最稀缺的真正的贵族。
    从一次学术讲座说起
    有一次，茅于轼老师来我校做讲座。演讲后，我记下了如下一段文字作为讲座记录报道的开端：“我同意茅于轼老师的观点，18亿亩耕地红线保护是当代中国最不理智的公共政策，这是社会事务领域中“有-无思维”和工程技术思维再一次拙劣的表演。一百多年来，理性的谦卑一直是中国政治和公共政策决策者们最缺乏的美德，他们一直以来最热衷的是以道德热忱包装自己理性的自负。”
    那一天的讲座，由于预先估计不足，来听者众，好些学生只好坐在过道的地上聆听茅老演讲。茅老以82岁高龄来我们学校做学术报告，我们心存感激。从下车接待到整个演讲过程、提问和回答环节，茅老身姿矫健、思维敏捷，丝毫不见疲态，真是思考和读书让人年轻。
    在那天的讲座中，茅老师用“招标”来讲需求曲线，用“拍卖”来讲供给曲线，把一个非常普通的“马歇尔剪刀”机制如何配置资源讲得出神入化。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在茅老师看来道出了“交换创造财富”。均衡点的左边，交易中，买的觉得自己赚了，卖的也觉得自己赚了，这不就是财富创造吗？茅老师用“物尽其用”来概括价格机制配置资源，其中土地市场就是要实现“地尽其用”；金融市场就是要实现“钱尽其用”。
    茅老师阐述的道理也可以用于人生。人要有意义地度过一生，就是要把一生的精力与时间用尽用好，用经济学的道理讲，就是“力”尽其用，“时”尽其用。如何是“尽其用”了呢，这是一般均衡的大道理。什么是一般均衡？茅老师从计划时代的匮乏开始娓娓道来，说其实一般均衡就是“你拿着钱可以买到东西”，而不需要任何其他反对凭借，如布票、粮票、以及任何批文。无障碍地用货币能买到你需要的东西，就是“均衡”。
    今天在中国你拿钱买不到土地和外汇，因此那一定不会导致一个“一般均衡”。茅老师深刻理解了市场中均衡的真义，均衡绝不是绝对精确意义上价格和数量决定，而是非常具有现实感的基于一般的人类感知阈限的“拿着钱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东西”。同时，均衡的焦点问题是达到均衡的那个过程和机制，而不是把重心关注于均衡的那一组数量价格条件的唯一性和存在性。退一步，当我们不在均衡状态时，我们思考那种状态下的资源浪费和错误配置，我们就理解了通往均衡的过程和机制本身的重要性。
    茅于轼先生一般被定位为一个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家，但实际上茅老已经融贯了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至少在一般均衡这个主题上是如此。
    茅老视金融是创造财富的事业。据此，“高利贷”不值得谴责，因为高利贷正是对于利率管制下未能实现“钱尽其用”的一个制度回应，高利贷正是为了实现“钱尽其用”。我国刑法规定的转贷套利违法是一项经不起经济学分析的不当立法。因为转贷套利说明官方利率存在钱未尽其用的空间，转贷套利正是一种企业家行动的表现。通过企业家行动，把银行无力捕捉到的利润捕捉回来了。正是我国金融市场极度不完善，存在极大的利润空间，这也表明存在极大的资源配置错误，因此“高利贷”行为恰恰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当然，茅老也并不否认银行、证券和保险诸领域需要适当监管。
    茅老用“木桶原理”形象地解释了他早期研究的择优分配原理——边际法则。木桶盛水量由最短的那一块决定，基于这一启发，茅老得出，最节省木材的最大盛水木桶的决定条件是：每一块木块盛水的边际贡献相等。这对于理解木桶盛水似乎很简单。但是茅老马上转而进一步提问，如果问你全国上亿块土地，土地多少都有不同，按照什么条件施化肥能实现给定土地的最大产出？答案是，每一公斤化肥在这些土地上的边际产出相等。这里，并没有说要实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不是出于疏漏，而是现实感极强的边际法则修正版。
    茅老对价格信号的理解非常透彻。价格信号浓缩了我们任何个体理性难以企及的信息，如果没有这些信息，经济计算变得不在可能。一个什么都免费的社会是不可能的，那只是一个看似温情实则残酷的社会，也极有可能是一个浪费极大的社会。举例说，如果一个人在市场机制存在的社会里一个月理发一次，在一个全面免费的社会里，他理四次发，其实是对理发劳动的滥用，是一种浪费。同样的逻辑，不可计算的问题同样存在于中间产品领域。
    茅老还就一直争议极大的“18亿亩红线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用1950年的人口和人居粮食消费与2008年的人口和人均粮食消费数据对比，在土地减少的情况下，今天的粮食是过去单产的五倍之多。粮食安全不是靠面积，而是靠单产、靠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靠市场价格机制。粮食不是垄断产品，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生产粮食。这一洞见与著名经济学家森的观点是一致的，那些发生大饥荒的地区从来不是坏天气或耕地面积减少，而是不民主的政治和粮食商业机制受到人为的压制。20世纪，前世界各地所有的极权政治实践都以破坏市场机制而著称。
    茅老肯定中国最近30年来的进步巨大，茅老师教导年轻学子们要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进步。这些伟大的进步体现在如下简单事实，在今天的中国，政治领导人已不可能选择自己的直系亲属做接班人；政治少数派可能受到排挤和打击，但是没有像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菲律宾的政治暗杀，不会把异己政治对手处死；今天死刑正在受到更加严厉的审查，杀死一个人需要越来越仔细和严格的法治程序。这些进步是改革开放前不具备的，因此今天我们需要看到这些进步，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的社会问题还很多，很严重。
    保卫信仰、道德和法治支配下的自由与人类尊严
    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在其回忆录中表白，“我热爱自由、法治和对于权利的尊重，这发自我内心深处……自由是我的首要激情，这是确凿无疑的。除了自由和人类尊严，我没有成规，没有丝毫偏见，没有丝毫私利；对此我坚信不疑。” 我看这些话非常适合描述今天中国的茅于轼先生。作为经济学家的茅于轼，晚年致力于在饱经计划经济摧残的中国经济社会恢复市场经济、法治和自由。
    在中国当下的境遇下，评判一个经济学家需要坚持两个方面：一是纯粹的学术研究成果；二是对经济学基本理论、基本结论的坚持，敢于道出真理；三是更高要求即身体力行。经济学理论研究至少可达成如此一般共识：一个经济学人必须无条件地抵制大规模公有制、中央计划经济、无限政府和强政府干预；一个经济学人绝对不可以为大规模公有制、中央计划经济、无限政府和强政府干预高唱赞歌；一个经济学人至少对自由价格体系、法治下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等表示认同。常常有人害怕背上亲市场和自由主义的“骂名”，这要么是对于经济学基本理论没有搞清，要么是智识上的投机主义者。
    正如周业安教授在一篇茅老八十大寿祝贺文章中写道，“真正理解自由市场的人，懂了价格机制的人，自然就懂了对他人权利的认可和尊重，对规则的尊重。也就不会做出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因此，一个具有良好素养的经济学家就应该在行为上体现这些。而国内能够见到具备这种素养的经济学家吗？我以为茅于轼先生就称得上。茅老一生倡导自由市场，并身体力行，通过自身的品行以及扶贫实验，来展现自由市场的魅力。”
    经济学家希望给自己戴上价值中立的科学家的标签。其实，看看生物学和而其他科学，经济学根本还算不上一门物理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大量故弄玄虚拙劣模仿(哈耶克称为对自然科学“奴性模仿”)的“科学经济学”充斥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
    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Wilson)成就卓著，但是却有着茅于轼先生一样的人文关怀，他深切地爱这个地球，这层包裹着地球的薄薄的生物圈。茅于轼先生的人文关怀早已走出了他本人的个人际遇，他深爱这个民族、国家和人民，他对于贫穷者投以深深的同情和关怀。基于深刻的理论洞察，茅老重视企业家精神，重视经济中的企业家群体，对合法致富的人群持支持鼓励态度，因此茅老坚持“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令人惊讶的是，茅老的科学探索精神和大爱却招致部分人士的不理解。假以时日，官方钦定和表彰的“经济学家” 的学术贡献和道德人格上不一定能超过茅于轼。 幸好，思想和对思想的评价也有一个市场。据凤凰财经报道，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宣布83岁的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获得该所颁发的2012“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自由奖”，奖金为25万美元。
    茅于轼在接受《中国经济学人》采访时表示：“CATO给我这个奖，说明中国在自由争取方面有了很大成功。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其中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吧，所以这个奖，不光是给我，也是给中国所有促进自由的人一个鼓励。”诚哉斯言，保卫信仰、道德和法治支配下的自由与人类尊严，这就是茅于轼的工作的全部。授予”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是对茅老这些年的研究工作和身体力行推动各项实践的一个名副其实的评价和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