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章：三种主要市场经济模式的比较与借鉴

    一、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以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和18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的实践为理论依据，主张国家对私人企业尽可能少干预，实行自由经济、自由贸易；企业高风险、高利润；强调个人自由，反对国家制定经济发展规划。美国从建国之初就选择了实行市场经济，两百多年来没有太大曲折。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工业化和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确立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竞争向垄断转变。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混合经济体制确立。尽管我们很难说美国目前仍然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但还是不难看出其以自由竞争为主基调的特色。美国实行民主共和制，三权分立；宪法赋予各州立法权，地方自治；自由平等是美国人价值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正是以这一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英国是第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早在18世纪中叶已经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19世纪70年代前，英国在世界工业、贸易、海运、金融等方面居于垄断地位，是“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工业产值在19世纪80年代被美国超过，1900—1910年间被德国超过，之后不断被新兴大国超过。由于地域上处于美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目前的英国体制可以说是介于美国的自由市场体制与欧洲的福利市场体制之间的，“有部分调节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曾给英国带来历史的辉煌，失去竞争力大致也可以解释大英帝国的没落。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美国里根入主白宫，两人共同演绎了一段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奇迹，也是我们能找到的英美自由模式的最近例证。他们在所有制领域实行私有化、在金融市场上去除管制、在国际贸易上主张自由化，分别带领英美两国走出或缓解了当时的经济困境。
    自由竞争的市场模式有利于投资和生产力的发展，起源于英国，在美国达到巅峰。这种模式中积累的决策权主要在私人公司，它们可以自由地、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利润目标，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资本；劳动者享有有限的和法律明文规定的劳动所得和社会权利；信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美国模式在战后的“经济绩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优点是：弹性很强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低税、激烈的竞争和股东资本主义——股东对管理者施加压力，要求使他们利润最大化。它能充分发挥市场竞争的优势，在科技创新和必要的政府干预基础上，解决资源配置的动力问题。企业在技术、管理、产品、生产方式创新等方面，处于发达国家的最高水平。但是，美国模式的“社会绩效”明显偏低：劳资矛盾、贫富分化、种族歧视、社会安全问题挥之不去；收入差距悬殊、低福利救济、公共物品和服务（初等、中等教育）质量较差、公共服务与其社会财富不成正比；低投资率和很低的储蓄率，等等。美国医疗卫生体制集中反映了这一点，尽管美国是最发达的西方国家，其医疗卫生体制和绩效却备受怀疑和责难，奥巴马医改步履维艰，反映了美国人根深蒂固的自由市场观念。
    二、以德国、瑞典为代表的社会市场模式
    德国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具有高质量的劳动队伍、巨大的资本存量、低水平的腐败和高水平的创新。德国曾经影响和改变了世界，现在正通过改变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走向再次让整个世界为之震动。德国在二战后的废墟上产生了社会市场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任经济部长、后又担任联邦总理的艾哈德在德国推行这一模式：实施提高消费者机会、刺激技术进步和创新、按劳分配的政策；限制市场力量的过分积累，在主张市场有序竞争的同时，强调社会责任，主张高税收高福利。
    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在批判资本主义过时的经济模式和“第三帝国”的强制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产生的，号称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它不是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而是有意识地从社会政策角度加以控制的市场经济”。艾哈德1957年出版《来自竞争的繁荣》认为，社会因素永远包括在市场经济之内，扩张性的高增长率的经济政策就是优良而直接见效的社会政策；不能用资本主义，而要用一个给公民重新带来自由发展的新体制取代效率低下的计划经济；这种体制应当能够显示出高度的自主权、职业选择的多样性和社会进取机会，节约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启动具有生产性和创新性的发展进程；在符合人的尊严的体制下实现“为了全体人民的富裕”。银行和公司间关系密切，银行以股东和放款人的双重身份对公司实行监督；追求创造高利润、利益分配平衡和较高的收入水平。国家对资本积累的直接干预程度比较小，但政治体制严格地确立了一整套劳工权利和福利措施，使得有组织的劳工拥有了一个颇有影响的市场和直接参与劳资谈判的能力。
    德国是西方建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最早的国家,社会保障自然成为社会市场模式的重要内容。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执政时期，德国已实行了义务医疗保险及养老保险制度。20世纪20年代魏玛共和国时期，这一制度又通过实行失业保险得到补充。20世纪50年代社会政策的目标就包括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1949年生效的《基本法》“把保障个人自由权利和自由与应尽的社会义务汇成一个平衡的体制”；每个公民享有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同时“财产要尽义务。对其使用应同时有利于公众的幸福。”《基本法》第20条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和社会福利的联邦制国家”。艾哈德在其《大众的福利》（1964）一书中把竞争和福利保障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争取和保障各项福利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竞争”；“属于大众的福利”和“来自竞争的福利”这两句口号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第一句表示目的，第二句表示达到目的的途径。
    德国是一个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社会贫富差距相对较小。按照救济法，所有无力自助并无法从其他方面获助者都有资格领取社会救济金维持生活，失业者还可得到相当于工资2/3的失业救济。此外，还有出色的教育和培训。但是，过大的工会势力、高税率、慷慨的失业救济和对劳动力市场及产品市场的广泛限制等导致了失业率居高不下。
    瑞典等北欧国家更突出社会福利，是福利社会的代表。利用有管制的“劳动力市场”和完善的福利制度分担市场风险。瑞典在产品市场上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效率功能，通过强化竞争和自由贸易来融入全球化；而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严格的市场管制，保证劳动者的合法利益。瑞典模式在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表现非凡，与主张更低税收、更小政府、更自由市场和更少福利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相比，瑞典模式显现了其稳定性的优势。面对全球性危机，北欧国家的人民仍能从容淡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失业救济相当丰厚。
    三、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
    日本在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时期，就开始“拥抱”市场经济。现在的许多大企业都是那个时期建立的。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创造了“战后日本经济奇迹”，前10年经济年均增长7.5%，后10年年均增长 3.2%。但是，1990年之后，陷入了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不景气。2009年9月民主党的鸠山出任首相，他2010年首相施政演说中指出，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传统增长战略已经失效，应把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增长战略的中心。
    日本模式的核心是追赶欧美，成为重工业化的先进工业国；关键是利用后发优势，加强政府干预，统制金融，引进技术，出口导向，贸易立国；创新与竞争意识、合作与团队精神、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相互结合；企业集团占有重要地位。在积累决策方面依靠私人公司，但决策最终采用与否，还必须要同公共机构进行紧密磋商，政府部门和银行在决策过程中起着间接的影响作用；倾向于削弱劳工的政治和社会权力，主张通过公司的福利措施将劳工和私人公司的关系融洽起来；倾向保守主义与国家主义；日本银行与公司交叉持股，股民、工会力量相对较弱。日本工会组织化程度在战后初期一度高达50%，但到1983年降到30%，到2003年不足20%。
    日本模式曾经是“追赶型现代化”取得成功的经济模式，主要优点是：终身雇佣制促进了忠诚和高熟练度，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质量高，银行与其他工商业企业关系密切，公司交叉持股保护管理者并使之对投资采取长期观点。这种模式的缺点是：受到保护、没有完全暴露在市场力量之下的公司创新动力较小。
    尽管韩国与日本在操作上有所不同，在政府主导方面却是一致的。
    四、比较与借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日韩由于市场运作不规范备受谴责。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深刻反思，其中最为普遍的声音是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标志着“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终结。2010年发酵、目前愈演愈烈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正在发展成为全面的财政金融危机，使人们对高就业、高福利的欧洲模式倍加怀疑。面对世界范围内的大危机，发达国家的普遍恐慌和“中国模式”的从容应对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央行领导人甚至被评为“全球最好的央行行长”。正如一位有影响的评论家本?法因所言：“现在看来似乎该贬低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在理论上非常完美，但是它在实践中无法运作。”
    但是，我们千万不可在恭维声中迷失了自我。从历史的长河看，市场经济创造了并且正在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的模式，我国经济的成功也是在选择市场经济之后取得的。美、英自由市场模式强调自由、平等、竞争和创新，与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结合，始终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内涵；决策权主要在私人公司,劳动者享有法律规定的劳动所得和社会权利。德国、瑞典社会市场模式强调社会和“大众的福利”，促进劳资合作，实行广泛的社会保障；既反对强权计划经济，又不主张无限制的自由，甚至私有财产也要尽“社会义务”；把“增加普遍福利”与“发展竞争经济”和扩大“人的基本自由”有机结合起来；重视货币政策，“把货币稳定纳入基本人权范围”。日、韩政府主导市场模式始终强调政府在发展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尊重集体主义与合作，雇员对公司的忠诚与终身雇佣相结合。以上三种模式，即使它们现在出了问题，也不影响作为特定模式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借鉴意义。
    我国市场经济模式脱胎于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现在依然保留了高投入的特色。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我们一直在学界所推崇的“英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与政界所欣赏的“日韩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之间摇摆，实践中更多地采用了日本出口导向型模式，现在同样面临着如何用内需替代失去的出口市场的问题。进入21世纪，随着国力不断强盛，城乡一体化加快，以改善民生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德国、瑞典社会市场模式给了我们不少启示。西方三种市场模式各有千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从自由市场竞争模式中吸取了竞争和法制的内核，从社会市场模式中吸取公民权利和社会保障的内容，从政府主导型模式中借鉴产业政策和主动调控的经验。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坚持按劳分配，鼓励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坚持共同富裕，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率先致富；坚持政府宏观调控，鼓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西方普遍认为，当前的国际财政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影响，反而帮助了中国的崛起；“中国模式”比任何时候都更受世界各国重视，甚至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正在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北京共识”所代替。我们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我国人均GDP只有西方大多数国家1/10的现实，在学习、借鉴各种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经验过程中，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造福于13亿多中国人民。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