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敏：中国经济进入“创造性破坏”时代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周年了。十年的辉煌，值得一记，这10年中，中国抓住机遇，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增长，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在国内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如何通过进一步改革将高速增长持续下去；在人口红利终结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如何通过改革收入分配机制让百姓更多从经济增长中受惠，这是需要各界思考的问题。
    国内和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我1984年出国之后到2000年回国，亲历了这段中国加入WTO之后，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跟很多人一样，感到加入WTO的兴奋和由此带来的很多困惑。
    现在的问题是，过去我们创造了十年的辉煌，那么未来十年这个辉煌能不能继续保持下去？后WTO时代是指，从现在开始往后的十年，世界经济整个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中国经济、中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保持我们在WTO入世之后的机会，而且一直推到未来十年、未来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在过去几十年里头，有16个国家和地区都能达到每年GDP增长7%以上，而且连续保持20年之久。在这16个国家里头，最后能够从中等收入国家变成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只有6个。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可能十几年、二十几年保持高增长，但也可能在某个时候出现问题。
    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未来十年对中国来说，特别是中国经济来说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时代，这个年代里头我们怎么样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第二，这个年代从企业本身市场需求来说，是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时代，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样走得好。第三，这个时代还将是世界的规则发生巨大变化，每一次大危机之后都会发生一次大的整个的运行规则的变化。而中国恰恰在这个时候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有了一定的参与权和决定权。我们在世界事务里头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什么。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在后WTO时代保持辉煌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从国内来看，我们过去依赖大量廉价劳动力，随着劳动力短缺，随着劳动工资迅速增长，这个日子很可能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依赖巨大参与的市场，随着这次危机，随着美国和西方国家减少他的债务，增加他的储蓄。由于美国这些西方国家开始再制造，再重创他的制造业，而我们过去那些简单地去把别人一些技术，把别人一些机制、模式复制下来，在我们这里头重新来生产的模式，如果依然持续，这个市场也越来越小了。
    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在处于一个我们称之为创造性的破坏的时代。这个时代早在1890年由经济学家、现代经济学鼻祖马歇尔在整个《经济学原理》中曾经表述过，他把这样称之为创造性破坏经济发展的一种突变时期，比喻为一个森林成长，在一个大森林里头，在快速增长的国度，像一个森林的一些树基本长不起来了，这时候需要换一些树种，换了树种之后，这些新的树种以更高的生产力，更快的速度来生长。而一旦开始换树种的时候就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原来的树种对新生的树苗遮挡阳光，怎么保护新的树种，怎么砍伐老的树种。第二，一旦你开始换的话，你就开始进入这个循环，你就需要不断地更换树种，不断地提高你的生产能力。现在我们碰到的，就恰恰是这个问题。中国经济随着我们的劳动力短缺，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经验来看，将会是一个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这跟过去30年都非常不一样。在这个时候我们以什么样的机制来淘汰曾经是非常成功的企业？
    深化改革垄断国企和金融产业
    最近我们市场上讨论得比较多的是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难，中小企业困难的问题，这些方面是由于我们的货币政策，由于整个金融政策造成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相当一部分的中小企业已经到了生存门槛的时候，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创造性破坏。在80年代韩国，在70年代日本，同样出现一些货币政策和这些金融机制问题，短短几年里头，整个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从东南亚、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在这种关键时候转型没转上，对他们造成的损失，造成他们不能升级的各种经验来看，这个转型阶段是非常关键的时期。
    我们不但要腾出市场，腾出资金，腾出土地，为这些新的产业，为产业的改革、换代、升级，但是这些升级的机制是什么。我们哪些产业应该让他发展，哪些产业应该被淘汰，这由谁来决定，由什么来决定，这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如果我们过多依赖政府决定，那么根据很多国家的经验来看，政府不一定比市场更聪明，很可能好心办坏事。如果这段时间，政府在经济发展里头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下一步政府产业政策怎么样做，才可能真正在这种创造性破坏的时候是以创造而不是以破坏为主。
    因此，我们面临三大任务，一是我们要改革现在国有垄断企业的体制，因为现在垄断企业，垄断的范围越来越广。二是要改变我们投资体制，我们过去那种50%以上由企业自己拿钱出去投资，而这些有巨大利润企业不一定是那些新的产业或者是值得去推进的产业，很可能会造成投资的巨大浪费。从投资的效益来说，中国在整个发展中国家都是相对比较低的。三是这里头还涉及到我们金融产业改革，金融改革，从西方国家来看，我发觉他的那套过度金融化，过度衍生产品，有他的弊病。中国未来的金融体制是什么样的体制？我们怎么样能保证让金融体制改革以后，他也真正能够扶助实业为主，而不是去制造更多的泡沫。这些都是我们要保持在后WTO时代辉煌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企业要走出去，我们有3.2万亿的外汇储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称之为现金为王，大危机的时候谁有现金谁为王。但是现金在什么情况下才能为王呢？在关键的时候，刚刚我说要进行投资，把现金用出去。用老百姓的话说，有没有可能把这个现金用来抄底，否则这么高的外汇储备，到了一定的时候当全世界的通货膨胀蔓延（这天是早晚都会来，可能为时并不是很远），我们这些现金就会缩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需要大量把我们现金变成资产的时候，我们企业需要去兼并更多国外企业。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有成功也有失败的经验，怎么样可以平衡好，怎么样有更多的资源，得到更多的技术，得到市场、得到人才？这里头我们需要有新的机制。我们企业要出去投资，现在不是不让出去投资，而是你有足够的人民币去把外汇买过来去投资。这里头我们怎么样来创造一种新机制，把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结合起来，同时我们企业怎么样能够保证或者说怎么样尽可能地出去少交学费。
    我们过去那种总想当大哥的模式，是不是一个唯一或者是最好的模式？我们怎么样去多元化，我们不一定当大股东，我们做小股东的投资行不行？我们能不能够投资到董事会里头，保证一个席位，这样的投资方式行不行？这些都是需要探讨的。加上在未来三年到五年之内，整个世界经济的形势看来，是发达国家非常缓慢地在增长，真正推动世界经济的动力可能来自发展中国家。而中国有巨额外汇储备，中国企业能力等等可能投到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几率应该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时候我们怎么样建立一种机制来对发展中国家比较大规模地投资？发展中国家有很大发展潜力，但这些潜力一些企业发挥不出来，其中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因，除了政治体制原因，就是缺基础设施。而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和技术应该来说是举世闻名。我们能不能由基础设施投资来带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由国家去通过帮助这些国家去修基础设施，把这些港口、公路、电厂等等建好了，我们企业跟着走出去。这样基础设施回报也高，企业回报也高。我们怎么样在全世界100个国家当中挑一些好的国家做一些全方位的，而不是企业完全无头苍蝇式地走出去，特别发展中国家的风险非常大，这个能不能走出一个新模式来。我们能不能找几个国家，可以先试点，只要他们有意愿。
    救不救欧洲需要从最长远思考
    现在欧债危机还在延续之中，最近中央电视台采访我，问我，中国应该不应该去救，这本身就是问题，因为中国是救不了欧洲的，最多是我们参与不参与救。这里头又涉及到中国整个大战略问题，这个涉及到中国参与不参与救欧洲，中国如何参与救欧洲，中国参与到什么程度。中国对整个全球化发展中长期目标是什么。有没有话语权和影响力，如何增加我们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国内能不能达成共识，老百姓会不会支持？因为每一次大危机之后都是一次大的国际规则特别是经济规则改变。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整个金融体系等于是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些规则的变化会涉及到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空间问题。现在中国正在面临一个大概五六十年才碰到一次甚至更长时间才会碰到一次国际大的规则改变。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但是中国准备好了没有。
    这里头涉及到我们话语权的行使，需要对国际规则有非常深刻的了解，需要能够提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出来。这些国际规则制定一般说来都是由各个国际组织推动，开始计划设计，最后批准是由各国批准，最后由国际组织推动。我们中国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国际规则有深刻的了解，能不能拿出我们的方案来，这个方案不只是对我们有好处，你还要被别人所接受，这时候你才能有真正的话语权，才能真正地有影响力。这些方案拿出，涉及到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才，我们有没有这样高水平的智库，我们有没有使用这些智库的机制。这些就涉及到我们为几十年发展的空间问题。
    在国际上不是没有教训，从经济实力来说，日本比很多西方国家都强都大，但是在话语权、影响力的问题上日本相当差。主要有四个问题，第一是他的国内政策协调太集中。第二他的官员太频繁地调动，第三他非常缺乏高质量智库，民间不能提出很好的建议，最后他是语言的问题。从某种意义相对来说我们一旦有这个话语权，有了这个机会我们能不能把握得住，这些都是给我们的挑战。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中国能不能在后WTO的时代继续保持我们的辉煌，这个就是要涉及到我们需要付出，我们需要准备。这里头还涉及到一个中国要想成为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者之一，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之一，我们还要逐渐来改变我们国民心态。我们要想当领导者，我们就要有一定的付出，国际领导者必须是国际福利的净贡献者，而不是净受益者。被领导者希望从领导者那里获得一定的援助，我们现在做好这个准备没有？这要从我们作为大国，作为一个对我们子孙后代开拓空间的负责态度，来思考今天的矛盾和利益。
    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只给有准备的企业，也只给有准备的国家。我们准备好了吗？
    汤敏 国务院参事、经济学家
    来源: 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