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世界经济危机与中国

    中国经济格局不可避免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在世界经济日趋危机的环境中，中国如何求生存和可持续的发展呢？在应付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有很多积极的经验，但也有惨痛的教训，需要对两方面作理性的总结。
    尽管中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外在压力，也会维持较快的发展水平，但再也不能也不应该扮演世界经济救世主的角色了。2008年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政府马上推出了数量极大的配套来应付危机。较之西方任何政府，中国政府的举措更为有效。在西方，政府可以动用的主要举措有两个方面，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过，财政政策因为政府过高的债务而受到限制；同样，货币政策也很难奏效，因为各国的利率已经很低，甚至趋近于零。中国则不一样。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财政能力最强的国家。过去数十年，国家税收每年以两位数增长。中国的货币政策也较之西方的有效。随着金融体制建设的推进，中国政府在使用货币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不过，中国政府最主要的优势在于，与西方各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拥有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控制着中国这个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实体经济命脉。就是说，除了财政和货币杠杆，中国政府还具有经济杠杆。应当说，这个经济杠杆是所有西方政府所没有的。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性，主要是因为这个杠杆。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应付危机方面，中国经济模式比美国模式更为有效。这也是这些年一些人对中国模式抱过度乐观的根源。
    在西方，对财政和金融杠杆的过度使用，不仅导致了这些杠杆的失效，也导致了很多负面的效应。在政府债务过大、利率趋向于零的情况下，这些杠杆如何再继续发生作用呢？无论是财政还是金融杠杆，大量的钱流通到金融领域，导致金融领域“流动性”过剩。金融领域的复苏不仅没有促成政府和社会所需要的实体经济的复苏，反而促使着金融领域走向政府和社会目标的反面，即进行更大规模的投机炒作或者“金融工程”。
    也要清醒意识到，中国政府对经济杠杆的过度使用，也在导致几乎具有同样性质的恶果。实际上，现在看来，2008年危机之后中国的应对举措，是在对经济危机怀有深刻恐惧感的情况下出台的。当时的中国本身并没有危机，政府的任务只是防止危机扩散到中国。
    出于恐惧的自救行为
    中国政府当时为什么会出台如此庞大的计划来防止危机危及自身？中国这样做的主观意图当然不是为了拯救世界经济，尽管在客观层面，产生了这样的效果。正如当时总理温家宝所说，中国把自己的事情管理好，就是对世界的最大的贡献。除了对危机的恐惧感而产生的非理性因素之外，既得利益的追求是这个计划背后的最大推动力，而国有企业是这个过程中的最大的既得利益之一。
    正如日后所发生的，政府庞大的计划是通过国有部门来执行的，大量的财力流向了这个部门。如果说美国的问题是华尔街的问题，那么中国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部门。人们不难观察到和国有企业有关的一系列问题。
    首先，如同华尔街，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呈现出了“过大而不能倒”的现象。政府要通过国有企业来应付危机，来赚钱，甚至来实现其它一些非经济目标（例如社会稳定），所有政府必然为国有企业提供无穷的支持。但是国有企业所追求的目标并不必然和政府的一致。相反，国有企业所追求的目标距政府目标正在越来越远。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大型国有企业的财力和市场垄断的强大，它们相对于政府的自主性也日益扩大，无论是从财政税收还是经济资源方面。政府对大型国企尤其是央企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控制力反而越来越有限。在很大程度上说，正如华尔街绑架了美国政府，国有企业也绑架了中国政府。
    国有企业这种和政府目标背道而驰的做法，已经促使了中国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在很多年里，平衡经济结构一直是中国政府的目标，但是今天的中国经济结构变得越来越不平衡。主要的原因是国有企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2008年之后，国有企业大扩张，把触角伸入到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按照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国有企业改革计划，国有企业会存在于国家战略部门。但是现在的国有企业已经大量侵占了民营企业的空间。哪里可以盈利，哪里就有国有企业。所以也就产生了所谓的“国进民退”的现象。
    第二是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失衡。国有部门扩张必然导致中小企业萎缩。中小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生存环境也越来越恶劣。这导致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纷纷出走其它国家。很显然，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一直是政府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很轻易地被国有部门所改变。
    这些现象已经暗示了第三个失衡，并且是更为严重的失衡，即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失衡。世界经济的混乱现象在本质上是“市场失灵，政府也失灵”的结果。如果市场有能力，或者政府有能力，世界经济可以出现相对稳定的秩序。但今天，人们不得不承认，市场和政府都失灵了。在西方，这是因为华尔街经济；在中国，这是因为国有企业。
    在西方，华尔街可以影响政府，但政府影响不到华尔街。华尔街并不在任何市场意义上进行运作；相反，华尔街不仅破坏了传统意义上的市场，而且创造着以其为中心的市场，把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纳入其“交易”体系（即市场）。
    政府对国有企业失控
    在中国，国有企业也有类似的功能。国有企业绑架着政府政策。例如中小型民营企业问题。从宪法、法律上中国已经合法化了民营企业，同时在政策上，政府也制定了诸多意在促进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不过，无论是宪法、法律还是政策，都是停留在字面上，很难执行下去。为什么？因为国有企业在作怪。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型民营企业竞争政府资源？很显然，这不是竞争。谁输谁赢是明摆着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银行是国有的，在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型民营企业，国有银行会选择谁？这也是明摆着的。政府左右不了国有企业，相反使国有企业能够左右政府，这是政府失败。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也不代表市场，而是在对大限度上操控着市场，破坏着市场。国有企业并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而占据优势，而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权力，通过对经济空间、资源和人才的垄断。在所有这些资源随手可得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走辛苦的市场路线呢！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在非国有部门存在的情况下，市场已经在中国变成一种现实。但对国有企业来说，通过国家的财政、金融等等举措就能很轻易地操控市场。对国企来说，市场仅仅是一种工具。市场要服从国有企业的利益，而不是相反。
    这和西方刚好相反。在西方，政府力量最强大，也必须服从市场；而在中国，市场力量最强大，也要服从政府。西方政府可以通过反垄断来限制企业操纵市场。西方通过很长历史时间建立起了对市场的规制。现在西方面临的是如何对金融市场进行规制。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只是因为金融业的巨大政治影响力，到现在为止规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不过，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例如通过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立法对金融业的暴利交易征收重税，使其利润不多于实体产业。与之相比，中国政府则恐怕无能对国企实行反垄断，因为国企已经是国家财政经济体系重要部分，“左手规制右手”不会在任何意义上获得成功。因此，至少在理论上说，中国所面临的市场和政府双失效要比西方严峻。
    与国有企业有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地方债务危机。除了中央所属企业，中央政府的4万亿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地方政府发放下去的，地方政府又通过地方国有企业来实施。不仅如此，中央政府也放松了对地方的控制和监管。地方政府不拥有货币发行权，但为了融资，产生了很多地方融资平台，这些平台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地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大举借债。地方借债出现了竞争性行为，各地方不管自己是否有还债的能力，拼命借债。这是一种典型的“搭便车”行为。地方借债越多，对地方越有利。很显然，地方政府不能破产，地方债务最终必须由中央政府来承担。这一点，各地方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到。实际上，地方债务也是一种变相的财富转移形式，即财富从借债少的省份转移到借债多的省份。中央政府最后承担地方债务，债务必然在各省之间平分，不管以何种方式进行。有人说，地方债务危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危机，这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中国成功地防止了西方危机危及自身。在过去的几年，不仅自己维持了高速经济增长，而且在客观上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不可否认，这一过程也导致了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可以相信，中国需要很长一段历史时间来消化这些恶果。
    现在西方需要中国的帮助，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掌握了巨大的财富的情况下，西方政府都在盯着中国政府手中的钱。中国要去拯救西方吗？2008年危机发生之后，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有人提出要推行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对西方实行拯救。不过，这种毫无理性的设想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兴趣。且不说中国是否有能力拯救西方。即使有，要中国来拯救西方毫无道理。二战后，美国人推出庞大的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主要是出于其地缘政治考量，主要是和当时的苏联竞争。这个计划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项目，更多的是战略项目。相比之下，中国和欧洲之间并没有地缘政治关联，不存在共同的敌人，两者之间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又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可以到欧洲做些生意，但要推行大规模的拯救计划的可能性趋于零。
    改革的意识形态化
    令人担忧的是，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还再度促使中国改革的意识形态化。因为中国比较有效地应付了金融危机，很多人就简单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要比西方的优越。一些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从前中国的改革错误地把经济政策使用到社会政策领域，结果是高速的经济发展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今天，在各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很多人又混淆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当然这次是错误地把社会政策的“救济”逻辑滥用到经济领域去。导致经济国家主义大肆横行，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大扩张。
    如果华尔街成为西方社会的关注点，政府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关注点。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政府部门收入增长过快。但政府积聚这么大量的财富干什么用呢？至少从近几年看来，主要还是为了通过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积累更多的财富。这和华尔街不断注资“赌场资本主义”换取更多金钱逻辑类似。华尔街积累财富的方式错了，所积累的财富的使用方式也错了。同样，中国政府积累财富的方式错了，所积累的财富的使用方式也错了。积累财富是通过国企的过度扩张，通过向平民百姓征收过重的税收。这导致“国进民退”和“国富民弱”。
    再者，所积累起来的庞大财富并没有用在最需要的社会政策上，就是说财富没有流向社会的大多数；相反，财富促使着政府方面很多不理性的决策，例如建立维稳机制、注定要浪费的公共投资、政府内部的“消费社会”，等等。同时，因为政府掌握了过多的财富，腐败现象变本加厉。现在一些官员一贪就是几十个亿，根本原因就是政府掌握庞大的社会财富，却没有“社会化”的方法管理和分配这些财富。当然，政府掌握财富过多，也刺激着国际社会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贪婪欲望。
    简单地说，无论是应付危机还是争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们必须意识到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的不同性质。概括地说，这两个模式代表的是两个极端，一个是市场包涵政府（美国），另一个是政府包涵市场（中国）。当市场逃避了政府的规制的时候，美国模式必然发生危机；当政府完全控制了市场的时候，中国模式必然发生危机。在西方的市场模式下，政治冲突往往表现在人民对资本的冲突；但在中国的国家经济主义下，政治冲突往往表现为人民和政府间的冲突。只有把中国模式的性质认识清楚了，人们才能作出科学的政策。否则的话，政策很可能是误入歧途，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