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礼庭：中国经济的未来取决于民营企业的兴衰存亡

    说中国社会发展又到了十字路口，不但因为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的政治体制改革遥遥无期，看不到任何黎明和曙光，还因为中国经济又面临了比90年代东南亚经济危机和新世纪次代危机更严重的隐患和威胁——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都面临了比历次危机更严峻的生存危机。
    当前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所面临的隐患和威胁最主要是，成本快速上升、资金严重紧缺、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出路受到严重遏制。
    成本的上升不但来自于通货膨胀引起的资源价格上升，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工资和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我曾经反复指出，中国政府提出的改善民生的资金来源，是绝对不能建立在让民营企业来承担主要成本的基础之上的。中国政府的决策者必须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各级政府不能通过压缩腐败利益和“三公消费”之类的既得利益，而想让肩负“就业”重担的民营企业来承担改善民生的资金负担，那么毫无疑问，是在饮鸩止渴地自杀，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地异化为因经济萧条而使民众生活更加困难。
    远的不说，就从次贷危机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就上升了30%到50%，有的地区上升幅度甚至更大。再加上原材料价格上升20%左右，如此大幅度地快速上升的成本，远远地超出了民营企业的自我消化能力，大多数国营企业可以提高垄断价格转嫁成本，但对民营企业来说，如果政府不能在各项税负和收费方面作出适当的让步，和民营企业共同承担改善民生的成本的话，那么面对如此大幅度快速上升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而且还存在着不可逆转的继续上升的趋势，几乎就只能是坐以待毙了。
    民营企业面对的第二大打击，就是流动资金严重不足。面对“四万亿”救市资金的副产品，流动性过大引起的通货膨胀，自从2011年以来，央行曾经5次加息、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至21.5%的超高水平。而这种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的直接承担者，又是中小民营企业。因为大型国企因为有政府背景而受到大小银行的青睐，而民营企业如果没有抵押的话，可以说根本不可能拿到银行正常利率的贷款。面对成本大幅度快速上升和无法得到正常的金融支持的民营企业，就只能转向民间高利贷唯一的出路，据记者调查和媒体报道，民间金融活跃的浙江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国家规定利率四倍的法定高度，大多数在年利率50%到80%，有的甚至更高。而大多数温州民营企业的利息净指出同比增长40%到50%。在如此之高的民间高利贷情况下，企业倒闭引起的民间金融坏帐率，也在同步提高。一旦发生民间金融的大面积资金断裂，其后果就不可避免地是民营企业的大批量倒闭。
    中国民营企业的第三大危机，就是产业的升级和转型的出路狭窄。虽然国务院于去年年初就颁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人称“新非公36条”），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政府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鼓励和支持民营资本进入现由国有企业垄断的原来所谓的影响国计民生的战略产业，以及“可以实行市场化运作的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但是事实趋势是事与愿违，有些众所周知的高利润行业，不但受到国企的严密壁垒，而且各地地方政府同样态度暧昧，民营企业仍然是难以进入。
    在当前，中国的民营企业，面对次贷危机以来20%的原材料上升、40%利息净支出的增加和50%的劳动力工资的增长，可以说是受到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危机和隐患。可怕的是，这种成本上升和金融业流动性紧缺的趋势来说，至少现在还看不到好转的迹象。中国的高层决策者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必须认清一个世界各国人民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的客观事实，国民经济繁荣景气的必要条件，就是民营企业的兴旺发达，世界上还没有哪怕一个例外，可以仅仅依靠国企为主体来实现国民经济繁荣和景气的先例。对任何国家来说，民营企业兴旺发达、则国民经济就必然繁荣景气，民营企业衰弱倒闭，则国民经济就必然萧条危机，这已经是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实践无数次地证明了的客观经济规律。
    所以，中国经济的未来，同样地取决于中国民营企业兴衰存亡的发展趋势！就目前的各大银行贷款资金紧缺程度和中小民营企业急需资金的需求量和紧迫度来看，再加上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如果各级政府不能及时有效地出台相关政策来支持民营企业，那么不出半年到一年，因民间高利贷资金断裂而引发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倒闭似乎已成定局。
    所以各级政府通力协作，来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不但已经是当务之急，而且可以说已经是迫不及待。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同样不出各种税费让利、金融输血和给出路三大领域。
    可以说，在当前中国财税和各种政府部门收费，当然也应该包括卖地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攀高的客观事实中，政府有针对性地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让利，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必要政策，就中央政府十二五庞大的改善民生计划，政府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把改善民生的主要责任推给企业。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面对高通胀率，要补贴退休金在所难免，但如果政府财政不肯“出血”，把目光聚焦在提高在职人员的交费水平上，那么同样是饮鸩止渴，还不如对退休人员不补贴对国民经济的危害还少一点。就象我们上海的财政收入，按人均来说，如果不是全国首富，也应该是名列前茅，但是一个客观事实：上海的退休金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虽然人均GDP是全国平均的3倍，但占上海市退休人员89.12%的302万企业退休人员所拿，养老金的社会保障程度其实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虽然市委领导找了一个人口老龄化的借口，但是有经济常识的人都明白，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老有所养的国家的养老金能够完全“自负盈亏”的，政府财政补贴养老金不但是天经地义，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大额的指出项目。所以，人均财政收入水平对于养老金水平的决定作用，远远大于老龄化的因素。虽然“2010年，上海市本级财政拿出107.43亿元，补贴当年上海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下称养老基金）的收支缺口。这个补贴额仅仅4年就翻了一番——2007年为49.81亿元。此项补贴，目前已是上海市本级财政的支出项目里，仅次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的第二大项，其在年度财政支出里的比重，近几年均在8%以上，且仍在继续增加。”[2]但我就不信作为人均GDP3倍于全国平均数的上海就真的穷到退休金只能低于全国平均数！说句时髦话：“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不信。”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不说腐败资金和“三公消费”的既得利益对财政的消耗，甚至只要少建、缓建一些高楼和地铁，资金也就出来了。当然也应该及时推出延长退休年龄等配套措施。我想，在这里，重要的是看决策者如何以轻重缓急来安排财政支出，就好比一个家庭，多赚多化、少赚少化，再穷也不可能为了住房装修而把吃饭的钱先省了。再说，如果我们真要追究造成上海养老金资金巨大缺口的最主要原因，就应该是在开始建立养老金统筹基金时，92年以前的统筹资金空白，但这部分理应由政府来承担的养老金债务，却让统筹后的基金来承担，应该是造成目前养老金资金缺口最主要的根源。
    所以，中国政府的决策者在推出改善民生的纲领性政策时，就应该对资金的来源有所打算。我想，中国政府的决策者还不至于无知到想对民生计划“做一餐无米之餐”！！但是，无论在各级政府的政策文稿中，还是在具体的行动中，我确实没有看到各级政府已经“出血”，或者是准备“出血”的事实。当然完全有可能是我孤陋寡闻，我没有看到不等于没有。（记得重庆好像有这方面的计划。）所以我衷心希望各级政府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还是那句老话，如果政府确实不打算自己“出血”，那么还不如不要搞什么“提高民生”的计划，或许对国民经济的危害还小一点。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各级政府真的想承担改善民生的出资责任，那么也不可能有其它路可走，唯一的出路就是挤压腐败利益和既得利益来用于民生费用。每个国家的效益和财富的创造量都是确定的，在效益和财富总额被腐败利益和既得利益侵占，民生就必然低于正常的、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合的水平。要改善民生，也就必须挤压腐败利益和既得利益，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出路。
    早在中国政府四万亿救市资金出笼时，我就告诫，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引导这四万亿流向急需资金的中小民营企业，有效地扶持他们度过难关，而让这四万亿在市场上乱串，或者是进入房产等基本建设领域及股市，那将是后患无穷、危害巨大的。现在不幸被我言中。虽然这四万亿及时地缓解了次贷危机，但客观后果就是当前的通货膨胀。而在通货膨胀的威胁下，政府连续出台紧缩政策，如果这些紧缩政策不能建立在所剩余的有限的贷款金额有效地保障中小民营企业正常的资金循环之上，而是让民营企业来承担主要的紧缩后果，那么同样是后患无穷、危害巨大和得不偿失的。怎样有效地避免国企，尤其是大型国企对金融贷款的垄断，把有限的金融贷款引向中小民营企业，不但是中国经济发展中长期难以解决的难题，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攻克的经济难题。其中政府牵头，企业自愿结合组成的“互相联合担保”模式、政府财政投入部分启动资金，由高于正常利率之上的部分利息收入积累为主建立地区性担保公司、经济激励银行信贷员真实有效地、深入细致地把握各中小企业经营情况，防患于未然等政策措施，应该是各级政府重点考虑和妥善处理的重要问题。
    再就是必须切实贯彻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人称“新非公36条”）的文件精神，大树特树以民营企业为国民经济中流砥柱的科学观念，把有效发展民营企业提高到国民经济兴衰存亡关键的高度来认识，打破所有一切对民营企业进入的壁垒，切实有效地向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开放“性非公36条”所规定的一切行业和经济领域，使民间的资金能够流向国民经济高效率、高科技、高利润等一切行业和领域，把培育中国自己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来和国际跨国企业竞争，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温家宝总理就直接指出了这个可能引发中国经济危机和决定中国经济发展未来的关键问题，温家宝强调：“中小企业在扩大就业、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具有全局和战略性的重要意义。一要认真落实并完善对小微企业贷款的差异化金融监管政策。对符合有关条件的小企业贷款进行专项考核，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二要明确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支持专为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要督促各类银行切实落实国家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的信贷政策。完善激励约束机制，鼓励各类金融机构改进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强化银行特别是大中型银行的社会责任。按照新的企业划型标准，明确银行小微企业贷款比例和增速要求，并加强统计和最终用户监测，确保政策落实到位。清理银行不合理收费和保证金存款要求，查处违规行为，切实降低企业信贷资金成本。三要加大财税政策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延长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期限，研究进一步加大政策优惠力度。四要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要遵循市场原则，减少行政干预，降低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大力整顿金融秩序，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依法打击非法集资，妥善处理企业之间担保、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处置，防止风险扩散蔓延，防范区域性风险。对已经发生的风险事件，要妥善处置，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增强市场信心。”
    我衷心希望各级政府能够有效贯彻温总理的指示，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使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够度过目前所面临的危机，使中国能够实现国民经济高速持续发展和有效地实现共同富裕二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目标！使二五改善民生计划建立在充足的、合理的资金来源之上。
    2011年10月7日星期五
    [1]、[2]：南方周末：《最早变老的上海，最先遭遇养老危机》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