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从吃盐财政到住房财政

    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白居易
    从茹毛饮血开始，直到火的发现以后，人类才开始进入熟食阶段，而盐作为一种调味品进入人类的生活，实际是较晚的事情。直至中国夏朝，盐还是一种仅限于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到了商代，盐才为人们所了解，人们甚至用盐来治疗疾病。《周礼》提出“以咸养脉”，《管子》说：“无盐则肿”，《汉书》则称盐为“食者之将”，盐成为烹饪的核心原料。盐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之一，社会需求量大，消费弹性极小。在传统专制社会，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都能自给自足的情况下，盐却不可能自给自足，必须从外界获得。
    三代之时，国家盐法还没有出现。进入周以后，盐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引起巨大的政治变革。春秋战国时期，盐的来源日益广泛，以崤山（潼关）为界，东面以海盐为主，西面以岩盐和池盐为主，南方则多为土盐。四川自贡和河南叶县以井盐而闻名，江南甚至以盐城命名。盐的风靡迅速使一批人平地暴富，产盐的地区和国家依靠这项自然资源大发横财。猗顿依靠贩卖河东池盐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代富可敌国的大盐商。
    依靠民众供养的贵族迅速发现了这一财政蓝海，周天子开始设立盐官。到了春秋中期，法家思想崛起，提出“利出一孔”思想的管仲率先在齐国对食盐实行官方专营，开了中国历史上长达2000多年的吃盐财政之先河。“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夺私有为官有，变税收为垄断，官府的垄断权力从政治延伸到经济领域，财政汲取能力大大增强，巨额财政利益达到了富国弱民抑商的多重效果，中国宋末史学家马端临说：“管夷吾相齐，负山海之利，始有盐铁之征。观其论盐则虽少男少女所食，论铁则虽一鍼一刀所用，皆欲计之，苛碎甚矣！……其意不过欲巧为之法，阴夺民利而尽之矣。”
    “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利出于一孔，其国无敌。”管仲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以他的法家思想和长期政治实践奠定了未来中国2000多年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模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赞赏愚民之术，同时极力反对民众了解统治真相。他关心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汲取民脂民膏以供养统治者，同时又神不知鬼不觉，偶尔施以小惠使民众感恩戴德，长期服从统治，既和谐又稳定。对此看似十分矛盾、简直不可完成的任务，管仲体现出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中国智慧，这种智慧绝非苍蝇蚊子老鼠可比。苍蝇过于明目张胆，蚊子吸人血似乎可以做到毫不自觉，老鼠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但这些行为模式都事倍功半。管仲的办法是躲在幕后，神不知鬼不觉即可让民众的钱财如江河一般流进他的大海里来。
    管仲反对明目张胆地对民众收税。常言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收了民众的税，民众自然要提出权利要求，甚至说不定会像同一时期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些西方国家一样，提出什么公民共和。所以最好不要向民众要钱，但不要钱怎么办？日理万机的学雷锋啊？作为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发展方向的代表，不仅不能不要钱，而且要少了也不行。不仅要收税，而且要雁过拔毛变本加厉地收税，要做到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让民众知道他被收了税。
    既然人人都离不开盐，那么从盐上下功夫。管仲专门算了一笔账：“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大历也。”接下来，管仲食盐官营的“官山海”计划隆重出炉，齐国的盐价飞涨至它国数十倍，但再贵，人总得吃盐，民众的财富通过盐这个媒介迅速流进齐桓公的金库。在盐专卖制度下，盐的生产、销售和定价都由官府组织执行，导致其商品属性退化。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道：“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饰、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一个偌大帝国，在接下来的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竟然依靠普罗大众每日必需的小小调味品来支撑，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史载，秦时盐利二十倍于古，盐商富累巨万，人食贵盐，小民贫困。
    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正式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笼天下盐铁”，由政府募民煎盐，食盐官收、官运、官销。凡是杯葛盐铁国策者都受到打压，御史大夫卜式被贬逐，而颜异竟以“腹诽”被诛。桑弘羊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掌管天下财政大权40余年，是盐铁国策的主要策划者。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在汉昭帝的主持下，从全国各地赶来的60多位民间知识分子，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就盐铁官营展开辩论，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坚持认为盐铁官营“有益于国，无害于人”，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佐助边费”，“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而持反对意见的一方——知识分子们基于儒家思想，从道德仁义角度反对“言利”，他们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他们认为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他们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自由经济主张。这种看法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自由市场思想一样，完全吻合1800多年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理论。会议结果当然是桑弘羊代表的官方获胜，所以中国继续一万年不动摇地保持垄断官营经济。30年后，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写成著名的《盐铁论》。
    从齐桓公到汉武帝，官府对盐铁的垄断不仅是为了掩盖经济上对人民的野蛮掠夺。《管子》说：“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冾于上也。”桑弘羊说：商鞅相秦，外设百倍之利而民不见赋税之增，“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官营经济以超额的垄断价格代替利税的征收，国家源源不断地攫取暴利而民众却不知觉。垄断造成的高价掠夺使民众苦苦挣扎，因此还可抑制民间力量的成长，“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
    唐朝为了筹措军费镇压安史之乱，始立榷盐法，（榷的意思是独木桥，）将盐户生产的盐全部低价收购起来，然后再高价卖给民众。“尽榷天下盐，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严厉盐政制度，严禁私煮私贩，违者一斤一两皆处极刑。榷盐法实施后盐价惊人上涨了36倍。盐价在每斗370钱时帝国官府可获得120倍的超额利润。安史之乱平定后，榷盐法继续变本加厉，其他物价大幅降低，只有盐价直线上升。韩愈批评道:“国家榷盐粜于商人，商人纳榷粜于百姓，则是天下百姓无贫富贵贱皆已输钱于官矣，不必与国家交手付钱然后为输钱于官也。”食盐的暴利使私盐越来越多，官方对私盐的严厉打击导致私盐商王仙芝黄巢暴动，最终唐帝国灭亡。历史会再次重演，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农民粜终岁之粮，不足食盐之价，盐贩张士诚方国珍揭竿而起，元朝遂亡。史家有“元代之亡，亡于盐政紊乱”之语。
    自唐代中叶刘晏创立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就场专卖制以来，沿用855年，至明万历时代被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商专卖制所取代，开启此后绵延300余年官督商销权力寻租的红顶商人时代。盐商以有专利，遂致暴富，生活穷极奢侈。上至皇帝，下至盐务和地方官吏，皆以盐商为利薮，竞相分肥。每遇庆典、建造和赈灾，辄令盐商捐资“报效”，少则数十万两，多则数百万两；康熙乾隆南巡亦由盐商供给。商人于缴纳国课之外，复付帑利，承担办公“规费”，承担沿途“匣费”，补贴“养廉”俸银，以及各种陋规黑费。导致食盐浮费日增，成本日重，盐价日昂。晚清改良运动一度变动盐务官制，图谋整顿，但官商基于既得利益，坚决抗拒改革，直至天朝覆亡。史称“专商积弊与清代相终始”。
    民国20年(1931年)5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新《盐法》。“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何人，不得垄断。”从春秋战国直到满清，中国用了2000多年的时间才走完了食盐勒索的历史过程。从各个王朝正史的食货志及相关文献记载来看，盐利收入与田赋相当。就征收赋税和实施盐专卖两种做法比较而言，后者的社会成本数倍于前者，全社会为之付出高昂的福利损失代价，盐专卖制度获利的隐蔽性充分满足了统治者搜刮民众财富与保证政权稳定性的双重目标，最能表现盐专卖制度品格的无疑是“民不知”三字——民不知而谋其利，实与贼无异也，就这样大肆窃取民众财富。
    从唐宋到明清，中国的食盐财政使运河源头的扬州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城市。明清两代的国家盐运使公署就设在扬州。明清时期，国内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是麇集扬州的两淮盐商。而在盐商中，人数最多、势力最雄的又是徽商，他们几乎垄断了两淮所产食盐的全部流通过程，挥金如土，富埒王侯。维持其奢侈性消费的经济来源，无疑是其攫取的巨额垄断利润。清朝的食盐实行官督商办，就是国家只出售限量的许可证，而不直接买卖食盐。其时，扬州垄断了最为富庶的两淮食盐市场，城内富商云集，侨居者达数万之众。“富者以千万计，百万以下者皆小商。”在完全的垄断体制下，乾隆时代食盐的购价与销价相差三、四倍，年利润率则高达194．1％。他们一方面以暴力打压掠夺生产食盐的“灶户”，另一方面则抬高食盐市场售价。“多方罔利，或盐船故令迟到，使盐价腾贵；或诡称盐将缺乏，致百姓抢买，顿收数倍之利。且复每包缺少分两，掺和泥沙”。
    在康乾盛世日落西山之际，国家元首乾隆六下江南感受万民拥戴。在那个年代的这种形象工程所造成的天价花销，有点类似如今的奥运会或者登月计划。事实上，如此奢靡的巨额支出几乎全部由扬州盐商埋单，乾隆老儿一个子也不用破费。为博得“万岁爷”龙心大悦，扬州众盐商们如同参加奥运比赛一般争着挥霍万金，大兴土木修建园林。乾隆老儿看了赞不绝口无比满意：“扬州盐商拥有厚资，其居室园囿无不华丽崇焕。”
    从亿万民众口中豪夺聚敛的滚滚金钱使扬州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人间天堂，不仅吸引来了无数美艳绝伦的名妓优倡、文人墨客，也吸引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优秀园林工程师和匠人。扬州的园林艺术在大清食盐财政的支撑下，达到奢靡无度登峰造极的程度。美女苏小小在扬州盐商巨富的追捧下名冠江南。巨富们附庸风雅的时尚也成就了“扬州八怪”的美名。而袁枚则从收藏养身园艺诗歌音乐美食猎艳等各个方面成为盐商们的高尚生活教父。一时之间，巨富盐商们攀比炫富成风，无数妓女文人道士和尚以被盐商包养为荣。大寄生虫身上爬着一群小寄生虫。食盐财政依靠垄断盘剥的卑劣手段，创造了一个莺歌燕舞繁荣和谐的寄生虫世界。
    清代乾隆时期的食盐财政所产生的扬州现象不过是一个政治垄断下的经济怪胎。食盐的开采与贩运并非任何革命性产业模式，与欧洲同期发生的蒸汽机工业革命不可同日而语，它依靠的是权力和剥削，而后者依靠的是技术创新和观念转变。扬州的红顶盐商作为一个显赫的政治集团和财富集团，他们已经从某种意义上把持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而由他们敛聚出来的巨额两淮盐税也成为上至皇族下至胥吏的腐败支出来源。因此盐商与官府结为利益同盟，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官府无限庇护盐商的胡作非为哄抬盐价，盐商慷慨资助官府和官员一切特殊开支。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战略联盟对延续皇权专制统治、加重民众生活困境有着舍我其谁的历史意义。
    在食盐财政体制下，2000多年来盐一直是一种必需的奢侈品，历史上屡屡出现吃不起盐的事件。在北方许多地区，穷人们常常从盐碱地里拾取苦涩的盐碱食用，即使这个辛酸的举动也招致官府严厉的打击，借口食用盐碱有害健康。在中国历史中，私盐如同现在的毒品一样遭到官府的严厉查缴和打击。曾有一个孩童从盐场私带了一粒盐，结果被盐官严厉杖杀。因为小小的一粒盐，丢掉了一条宝贵的性命。
    政府通过操纵和控制盐商，使食盐价格居高不下。通过盐商这个吸金管道，历代皇权政府从每个活在中国的人口中勒索去无法估量的财富。同时，政府常常极其狡诈地将民众吃不起盐的罪责推到“见利忘义”的盐商身上，使社会地位很低又没有任何政治地位的盐商一直扮演着帝国的替罪羊。曹操曾经很无耻地向他的粮官王垕说：“借尔人头一用。”这一招实际上被充分应运在中国食盐财政历史中。民众向帝国输送着大量的财富，却常常茫然无知。这充分体现统治者极其高明的政治技术和愚民手腕。
    在帝国与草民的博弈中，草民从来只能落得被奴役被侮辱被愚弄的下场，甚至连人们的智商都无法摆脱被侮辱的境地。
    人类的时间转到了2004年，没有皇帝也没有万岁的中国政府很骄傲很慷慨地宣布免去数亿农民的农业税，中国农民终于在税收负担上跟城市人“平等”了。事实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帕金森困扰下的中国政府来说，农业税早已经入不敷出。为了从中国最最贫穷的这些人身上榨取那么一点税收，每年用于暴力镇压的费用已经远远超过了税收收入。反过来，那些被地方酷吏追讨“三留五统”的贫苦农民成群地逃亡，土地被大片大片的撂荒——“谁爱种谁种去，爷不干了！”
    如果我们以为豁免农业税是对农民的莫大恩惠，那我们也应当将铁枷换成木枷看作一种幸福。随着农业经济的瓦解，农民已经被完全地毫无保障地被抛入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甚至连自己吃的粮食和蔬菜也需要从市场中获得，而市场只有一个东家，就是政府。政府在这里收到了远远超过农业税的更大税收利益。对人类来说，自从进入政治阶段，税收已经成为一个任何人都无法逃脱的枷锁，它如同空气一样，只要你呼吸就要被“剥削”（前两年中国政府甚至动议要开征“呼吸税”）。实际上即使你不呼吸，也依然难逃税收的罗网——丧葬在中国不是一种福利而是一种奢侈。在西方政府以减税为荣的时候，中国政府在琢磨如何增加新税源，而同时保证民众不知觉甚至欢呼。所谓中国特色不过就是，如果正常国家减税，那么我们就给黑领集团加薪。
    暗税制度是一种相当无耻的政治安排，它隐去了纳税人的明显身份，使收税变成一种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强盗行为。政府通过商业机构完成对全体国民的征税，而使商业机构成为直接纳税人，一般消费者从而隐去纳税人的主体身份。事实上，即使最穷的农民，哪怕他买一件最便宜的衣服，或者他买一袋化肥，卖掉一袋玉米，他都要被政府征走税，只是他被蒙蔽了。在这种蒙蔽之下，到了下次他遭灾的时候，或者粮食短缺的时候，突然政府赏赐下来25块钱补贴，他就会感动得连呼万岁。而这正是政府的高明之处。与传统时代相比，现代货币制度使掌握发钞权的政府拥有更加方便的掠夺民众财富的渠道，只要印钞机转动，民众的血汗钱就被通货膨胀这个巨大的水泵榨取一空。2010年以来“涨”声一片，中国政府新增货币10.38万亿元，增幅高达19.46％。同期，美国M2年增长3.3%。日本则控制在2.5%左右。通货膨胀的阴险之处在于以降低民众手中的货币购买力来对全体国民进行掠夺。
    当下的中国楼市不过是土地财政的延伸，与2000多年来的食盐财政没什么两样。2000多年来，每一朝中国皇权政府都依靠民众口中的食盐获得差不多一半以上的“岁入”；而如今，每一处中国地方政府都依靠民众的住房“刚性需求”获得差不多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许多“房奴”将他一辈子的收入通过房子送给政府，而有的则是三代人的血汗积累被政府以房子的名义席卷一空。房子真的很贵么？每个有良心的地产商都会告诉你不贵，水泥不贵钢筋不贵农民工更不贵，唯一昂贵的是开发用地，而地只能从政府那里以寸土寸金的黄金天价以竞买珍贵艺术品的方式得到；天价地之外都被政府列为“非法”的“小产权”，如同2000多年来的“私盐”一样。中国政府正打算将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这种方式卖给（实际是租给）13亿中国人，而且70年到后还可以再卖一遍。
    一个平方米的房子的直接成本其实很小，普通高层的建筑成本大概在1850~2500元/m2之间。包括：土建，装饰，园林，水电。土建是指毛坯，大概1200元/m2，包括地下室和基础；装饰部分80元/m2，包括外墙砖，入户门，栏杆和铝合金窗等；园林大概550元/m2；水电大概250元/m2，包括电缆，智能安装，及室外排水设施。即使加上营销成本、财务成本、各种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等等，真实的房屋成本只有目前动辄两三万元/平米的十分之一左右。如果说一个人一生的收入不足以买到一套房的话，其实也就是说一个人辛劳一生也偿还不了政府所收的居住赎金。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体制内的黑领一般都享受成本价的房屋特供，任志强因此说北京人实际购买房屋的价格仅仅数千元。
    一个房地产项目除了地价，开发商一般还要交64项行政性收费。为了少交或者免交某些费用，开发商只好想方设法拉关系走后门，说白了就是必须接受政府和官员的敲诈和勒索。房价过高根本问题在于，开发商对官员的行贿买通行为必然由买房者埋单。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届亚布力年会上说：“我们清清楚楚的说是65%，假如说一万块，6500块是政府拿走了。”
    垄断产生暴利，暴利产生巨富，巨富之下，钱财如粪土，而肥沃的粪土也制造了娼妓文人佛道和收藏品奢侈品的繁荣。当朝第一红顶地产商人王健林为南京一寺院抛洒10亿，不过是当年红顶盐商为风月扬州的妓院戏班一掷千金的历史再现。沧海桑田时过境迁，如今食盐换成了房子，一方面说明我们中国变了——人们已经富裕得不追求吃盐而追求住房了；另一方面说明我们中国没变——政府还是习惯于用不光彩的勒索手段从民众生活必需品上敛财，同时又将道德的谴责推给不名誉的商人。政府还是躲在遥远的幕后，回避自己与民众之间明确的金钱契约关系——是小偷、是强盗、是剥削者还是服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