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金节：中国宏观调控乱局

    坐拥三万亿美元外储的中国，凭借庞大的货币投放，在过去十年实现了经济的空前繁荣，GDP规模翻了两番以上。在经历了2009-2010年信贷跃进和紧缩的政策交错之后，当下中国经济正在进入空前的混乱状态。
    故事的一端是，按照常识和经典理论而言，收紧货币、打击通胀和挤掉泡沫成为各方共识，相关政策也在朝着这些目标执行，但是另一方面本应该匹配的制度变革，却未能如期取得突破。
    于是，一系列眼花缭乱的经济乱象呈现在眼前：一端是民间资金四处混战，高利贷行业欣欣向荣，保障房建设黑幕不断，各种行政限购成为调控主力，商品价格爆炒此起彼伏；另一端是财税制度止步不前，金融改革毫无进展，服务型政府不见踪迹，国进民退大潮激情复燃。这些现象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实际经济运行则只顾及故事的一端，而另一端则是完全看不到曙光。断了的琴弦，不可能奏出美妙的音符。
    以房地产调控为例，全国着实在兴起全面的限购大潮，企图彻底击垮投机需求，将交易量完全冻结。但是中国的货币泛滥状态并未出现丝毫变化，加上金融改革滞后，巨量资金未能找到更好地出水口，乃至推进民间资金发展的新“36条”，这样重要的红头文件都被束之高阁，而看不到得力贯彻的可能。于是，高利贷成为新一轮的暴富机会。
    而高利贷在这两年的大发展，其原因又与货币紧缩密切相关。正是因为一刀切的货币调控，大量没有背景的中小企业，普遍遭遇融资难题，他们不得不比以往更加地依赖地下金融，再与加息周期重叠，民间借贷利率随着加速上扬。高利贷大“繁荣”的条件也就完全具备。
    于是，高利贷就超过了房地产业，成为利润更为高昂的领域，不少地产资金转战地下金融也就理所当然。央行温州支行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民间借贷”首次超越“房地产投资”，成为温州人的投资首选。看来，持续深入的楼市调控，正在改变着很多地方民间资本的投向。上世纪90年代末，传销被称之为20世纪最后的暴富机会，只怕高利贷在当前的形势下，已经足以被称之为最新一波能够实现暴富的机会。尤其的，在房地产调控看不到扭转迹象的情况下，民间自发寻找到新的暴利领域，会进一步的让高利贷行业急速扩张。
    但当更为混乱而血腥的高利贷，取代绑架经济的房地产，成为游资极为追捧的对象，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风险就更加难以控制。近期，福建南平捣毁的传销式高利贷模式，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如果现有的高利贷非理性繁荣继续下去，定将把大面积的中小企业和一些民众裹挟其中。一旦游戏结束，高利贷崩盘，只怕会让本就贫瘠的民间，满目疮痍，实体经济的复兴也就完全看不到希望。
    货币紧缩、打击通胀和挤掉泡沫，当然没错。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政策调控之后，当然还需要坚持下去。不过，若想让此轮调控周期，最终取得完满的结局，就必须大力度推进金融和财税制度改革，否则，无论政策是紧还是松，中国经济只会陷入两种无解境地：要么硬着陆，要么恶性通胀。只有拓宽了投融资渠道，泛滥的流动性才可能集中某个领域制造泡沫。
    而过去十多年，数次房地产调控无功而返，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完全受制于土地财政。教育、卫生、养老等领域严重欠账，加上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重重，地方官员不可能愿意放弃土地财政的现有格局。不推进财税体制改革，重新梳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房地产调控只怕很难有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