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志义：GDP给了中国 财富却流向日本

    中国GDP超过日本，国人虽不事张扬，并且时时用中国人均GDP只及日本十分之一来警醒自已，但骨子里还是自豪的，毕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而理论界正在研究日本近一二十年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的原因，体制的，政府的，美国施压造成的，等等。给人的印象是，拿GDP来比较，对比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经济正在走下坡路。
    日本经济真的在走下玻路?这取决于怎么看。我们知道，日本有几万亿美无的海外资产，在中国的日本企业就超过一万家以上，所以有人说有两个日本，包括本土的日本和海外的日本。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日本企业，正在给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创造GDP。对于日本来说，资本流向海外与在国内投资具有此长彼消的关系，日本资本家在中国投资，增加中国GDP，就意味着减少了本土投资，也就减少了日本的GDP，起码没有增加日本的GDP。设想有多少外资企业在中国，给中国创造了多少GDP，同时又潜在的减少他们本国的GDP，一增加一减少，中国的GDP不超过日本都很难。
    这并非日本资本家不爱国，不把资本投向本国增加GDP为国增光，实在是日本的自然资源有限，已经无法支撑那巨额资本可能形成的巨大生产能力。对于日本资本家而不是日本政府来说，向海外投资，是谋求更大发展和追求低成本高利润的最佳选择。日本资本家在中国投资，增加中国的GDP，是有目的的，他要取得利润。日本企业究竟在中国获取了多少利润，我无准确数据，不得而知。但想来不会很少。所以，GDP给了中国，财富却流向日本。日本GDP不增长或负增长，财富却不会不增长或负增长，日本的财富增长高于GDP增长。中国GDP高速增长，能够归自已的财富却不一定高速增长，中国的财富增长低于GDP的增长。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日本经济与中国相比，在走下坡路吗?
    其实它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在深度全球化背景下，用GDP来反映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是否准确?GDP是一种生产总量，总量越大，意味着生产的财富越多。在非全球化或弱全球化的条件下，GDP确实能够反映地区或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但在经济要素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一个地区或国家生产的财富，需要在来自不同地区或国家的生产要素之间进行分割。一国所生产的财富可以用GDP来反映，一国能够拥有的财富却非GDP能够表征。
    如果我们从生产要素对GDP增长的作用，和生产要素对增加财富的分割角度看，中国GDP一部分要给日本美国这些向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同时又以这些要素分割财富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的GDP，除了完全由中国投资，中国技术，中国资源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完全属于中国之外，那些与国外资本技术相关的经济增长，中国只能留下与土地劳力等资源贡献相关的一部分，即土地劳力等资源能够从生产的财富中分割到的一部分。这当然只是一种分析，并非是GDP的统计方法，却说明一个道理，在全球化背景下，GDP已经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比较和追求意义。
    仔细分析，本文题目中“财富却流向日本”并不准确，应该说流向日本人。日本人向日本政府交税，这部分财富流向了日本，但属于日本人个人的财富，它可能带回日本，也可能不带回日本，所谓财富流向日本云云，并不准确。这正如温州的煤老板，在山西开煤矿，给山西增加GDP和税收，为自已挣利润，却不一定把财富带回温州一样。所以，说存在一个海外日本，也不准确。日本人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只是个人的发展，并不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发展，也正如温州的煤老板发展，并不是温州的发展一样。全球化淡化了国家的观念，也淡化了由行政区划形成的政府包括国家这样一级政府的经济发展功能。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集权经济，国家经济的最大区别，是经济发展主体上的区别。市场经济是社会个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为经济发展主体的经济。国家政府有维护经济秩序的义务，有帮助引导服务协调的职能要求，却不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我国过去的市场化改革，是把市场当作代替计划的一种方法上或手段上的变革，而不是经济发展主体上社会个体对政府的替换。所以还有几年上一个台阶之类的政府规划和目标，有GDP的考核方法。显然，中国现在的经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充其量只是一种集权经济或国家经济。这也是权力难以退出市场的深层原因。
    如果我们真正实现市场经济，把社会个体而非是政府当作经济发展主体，GDP作为反映或研究地区或国家经济状况的一个总量数据，当然还会存在，但作为国家或地区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意义不大，不要也罢。
    附：
    日本制造业在高速发展时，也有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产资源领域，目的是获取资源，支持国内制造业的发展。所以海外投资不会妨碍而是支持国内GDP的增长。但在制造业的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受本土土地劳力环境等要素的极限制约，无法进一步发展时，制造业向海外的扩张，正是日本的正确选择。而制造业向海外的扩张，不会增加国内的GDP，却会带来利润的回流。所以近一二十年日本GDP增长缓慢，与此相关。而与体制什么的没啥关联。日本的体制在经济高速发展与经济低迷时并无大的变化，我们不能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说日本模式如何好，而在低迷时却横挑鼻子竖挑眼。日本制造业向海外扩张，确实与美欧的压力有关，也包含有规避贸易磨擦的用意，但主要是受国内发展空间限制。所以日本GDP不增长或缓慢增长还会继续下去，却不等于它的经济没增长。相反，制造业向海外扩张，正是它强大和发展的体现。
    一般而言，后发国家比先发国家具有更快的发展速度，因为后发国家的发展是一种学习性发展，而先发国家是一种创新性发展，创新性发展受到创新发展速度的约束。学习是一个显然比创新更快的过程，学习性发展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接近先进国家时，发展速度会明显变缓，其发展速度越来取决于创新的发展速度。过去，我国的报刊上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的经济发展，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走过的道路。这话没错，但以此骄傲却完全错了。中国是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学习甚至购买先进生产技术来较快的达到生产从落后走向先进。而发达国家的生产从落后走向先进，不可能有学习和技术购买，只能是一个充满探索和创新的过程，因而是更为艰难与缓慢的过程。后发国家通过学习使生产从落后走向先进，比发达国家通过创新使生产从落后走向先进更快，并不是后发国家的骄傲，而是先发国家的骄傲。日本的经济高速发展期，正是日本的学习发展期，当日本的生产技术水平已接近或大体达到世界最顶尖水平时，再想高速发展，相当困难。在日本本土制造业发展空间日趋逼仄时，日本本土经济要增长，必须创新。但创新不是说创新就创新得了的，也不是政府搞什么规划拨多少资金增加多少大学就能解决的。因为创新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没有资金投入，不会有创新，但有资金投入并不等于一定有创新。同样，没有知识没有大学不会有创新，但有知识有大学也不一定有创新。爱迪生的发明，不是给予了他多少钱，也不是他有多少知识，而是他天才的灵光闪现。这种天才不完全是培养激励就必然产生。科技的发展也不是平稳的线性发展，它具有跳跃性，偶然性。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