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 孟艳：调节财产分布 培育“橄榄型”社会结构

    [摘要] 我国居民财产和财产性收入增长的过程，应成为符合“先富－共富”框架而遏制两极分化的基本健康的历史过程。目前，需要对当前财产分布的状况给予充分重视，在进一步促进我国居民拥有财产的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应通过政策调整对居民财产分布状况进行适当调节，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实现共同富裕。在保持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应继续鼓励广大居民积累财产，扩大社会财富规模，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从而提高我国财产分布的重心，逐步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伴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居民收入迅速增加、市场体系迅速发展，我国居民部门拥有财产的总规模一直快速增长，家庭财富普遍增加，总额已跃居全球第三位，并且涌现出为数可观的“千万富翁”和一批世界级富豪。在此过程中，财产分布差距正日趋扩大，财产因素对收入分配格局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力也日益显著。财产性收入、财产分布差距等问题，已广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在现实生活中，收入差距与财产差距互为因果，如影随形，且很容易形成所谓“正反馈”而不断自我加剧，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很有必要。
    我们在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数据、瑞信研究院的调查和估算数据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研究分析1995－2010年我国居民财产分布状况，具体包括财产总规模、人均规模、财产分布差距以及财产构成比例等方面的特征。分析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居民财产分布变迁的总体状况表现为：一是总规模和人均规模快速增加。进入21世纪后，其年增长率继续呈加速态势，但城镇居民不论在财产净值方面还是在金融资产方面，增幅都大大高于农村居民。二是财产分布差距趋于扩大和复杂化。财产分布总体呈现金字塔形，中产阶层薄弱，财产分布重心低，约60%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在1000－10000美元之间，居民财产的基尼系数明显升高，虽仍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金砖五国”的其他四国，但已高于日本和德国。三是城乡间的财产差距由于房产价值的差距拉大而非常突出，同时，财产性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财产分布差距如何形成
    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以及财产分布状况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个人劳动收入的快速增长是居民财产增长的基础。我国多数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方式，是将节余收入通过银行存款的方式进行储蓄，并逐渐转化为股票、房地产等其他财产。
    其次，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成为我国居民财产增长及爆发性分化的主要场所，并且通过“造富效应”产生了成千上万的超级富豪。
    第三，住房制度改革导致的“公房私有”，带来了城镇居民之间以及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财产水平拉开差距现象的普遍化，并在经历了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之后，成为导致普通居民财产差别化增长的决定因素。
    第四，根据对不同市场的分析，我们认为，对于境遇相差不多的居民群体而言，他们理财意识和理财水平的不同，是导致财产分布及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化的重要原因。经过2000年以来11年的市场变化之后，我国居民持有银行存款的收益率大约在30%-40%，A股市场的上涨幅度约为100%左右，而房地产市场的上涨幅度则在800%-1000%左右。当然，在这一期间股市最高上涨幅度也已经超过了300%，还有一些股票涨幅甚至超过了1000%，因此，除非投资于股市的人员选择了这些股票，从而获得了超过10倍的收益，否则，投资于房地产市场的居民将获得更快和更高的财产增值，这还没有计算如果他们将商品房出租获得的租金收入。由于房地产市场的特点是一次性投资金额较大，很多时候需要负债投资，因此，在10年前，选择投资房地产的居民少之又少。而股市由于具有较强的波动性，投资到股市将会面临非常大的市场风险，如果股票选择不当，可能还会出现较大亏损。我们可作一个简单的假设来说明此方面房地产投资的重要影响：假定有三位八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薪酬相同，生活支出相同，所以结余量（可储蓄量）相同，第一位把所有结余存入银行，第二位把结余的一半用作房产投资，第三位把全部结余投入房产，那么到目前，第一位的所有积蓄可能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连一套“好房子”都买不下来，第二位则可能是既有好房又有积蓄的“殷实人家”，而第三位已至少成为有多套房的“千万富翁”了。
    第五，在我国经济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影响我国居民财产分布及财产性收入分配的不只是经济性因素，还有社会、制度、法律以及政策性因素等。
    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调节很有必要
    由于我国居民财产分布不均等演化是一个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非常复杂的历史进程，因此，不宜对这一过程及相关的影响因素给出简单化的价值判断，但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客观认识这一进程的影响。
    从正面影响看，我国居民财产和财产性收入的快速增长是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结果，而这一进程也在不少方面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有利于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我国居民财产和财产性收入人均规模和总规模的提高，是“国”与“民”同富的表现和综合国力的组成因素之一，有利于壮大中等收入阶层，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有恒产者有恒心”，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可形成一定的支撑力、稳定力与推动力。
    从负面影响看，财产分布差距拉大会对经济社会产生不利影响。首先表现为：房价快速上涨引致的财产分布急剧不均，会诱导企业家放弃实业经营，从而可能会导致产业空心化。一些经济学者认为，如果不加控制，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其他产业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极而言之，最终中国将会仅仅剩下两个行业：房地产行业和为房地产配套的行业。同时，新富阶层的畸形消费现象也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影响。另一方面，财产分布过于不均等，还会影响社会稳定，因为财富分配会通过“马太效应”而不断强化自身差距，导致社会财产差距的两极分化。另外，我国居民财产形成过程中非经济因素所导致的财产分布差距扩大，还会对居民的道德感、社会公平感带来直接伤害。
    所以，关键在于使我国居民财产和财产性收入增长的过程，成为一种符合“先富－共富”框架而遏制两极分化的基本健康的历史过程。因此，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和对于财产分布的调节，都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必须呼应与协同。
    培育“橄榄型”社会结构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居民对财产的需求非常迫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均财产水平较低，财产分布差距也相对较低。但我国形成目前的财产分布状况仅仅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尤其是在30年的后半段10余年间加速形成的，而发达国家则经历了上百年的演变与沉淀。同时，我国居民财产分布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差距和房产差距、金融资产差距方面，蕴含着更多风险。因此，需要对当前财产分布的状况给予充分重视，在进一步促进我国居民拥有财产的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也要通过政策调整对居民财产分布状况进行适当调节，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追求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政府在调节财产分布方面的相关责任可表述为：维护公正，兼顾均平，引导高端、壮大中端，托底低端，抬高重心。具体而言，应从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首先，在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之中，继续鼓励广大居民积累财产，扩大社会财富规模，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从而提高我国财产分布的重心，逐步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其次，在“蛋糕”做大前提下，政府应通过加大公共支出、构建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式，努力发展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对其应该保证的（即最低限度的）公共供给，必须要托好底，并适时抬高“底线”的量值，给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发展起点。
    第三，充分重视公共教育体系的建设。为农村青少年、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提供与城镇青少年逐渐趋同的教育资源，促使他们掌握更多知识，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从而把握住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不断提高收入水平，增加财产的积累，形成低收入阶层向中高收入阶层的顺畅转化机制。
    第四，通过建立完善收入累进税税制、开征财产税、研究在未来开征遗产税和赠予税等手段，对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及带来的财产差距扩大的状况进行适度调节，将整个社会的财产分布差距控制在大体可以接受的水平。
    第五，积极通过房地产调控的系统化、制度化措施，降低居民财产中房地产的过高占比，引导居民收入的积累部分更多投入实业创造、科技创新和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进程中。
    第六，加强居民财富主要来源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等的监管，健全市场体系，打击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非法行为，消除市场泡沫，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为居民将剩余资金配置到相关市场获得财产性收入提供更公平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