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河：加快体制改革 推动我国服务业大发展

    [摘要] 当前，我国服务发展严重滞后，服务业发展总量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极大地制约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还阻碍了进一步城镇化。本文认为，推动服务业大发展，关键要加快体制改革，通过体制改革，支持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迅速扩大城镇人口规模，以此增加社会对服务业的需求总量；通过体制改革，大力培育中等收入群体，迅速增加社会消费总量，以此改变服务业的需求结构，实现社会结构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社会转换。
    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今后五年要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就当前来讲，我国服务发展严重滞后，即表现在服务业发展总量不足，也表现在结构性矛盾突出，这极大地制约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还阻碍了进一步城镇化。推动服务业大发展，关键要加快体制改革，通过体制改革，支持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迅速扩大城镇人口规模，以此增加社会对服务业的需求总量；通过体制改革，大力培育中等收入群体，迅速增加社会消费总量，以此改变服务业的需求结构，实现社会结构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社会转换。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重视工业、忽视服务业发展的倾向，形成了典型的“生产型”产业结构
    一般而言，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过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存在一个普遍规律，就是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最后形成第二产业打头的产业结构。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相对而言，此阶段由于第二产业发展较快，必然会形成一个二、三、一的产业结构格局。而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水平迈进过程中，一般规律是第三产业发展快于第二产业，这就使得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最后形成了三产打头的产业结构。从日本、韩国、新加波、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的经验看，处于中等收入国家阶段，产业结构的典型特征是“生产型”社会，生产大于消费、出口大于进口。就中国而言，在中等收入阶段，我国产业结构的“生产型社会”特征更加突出，投资增长快于消费增长，供给持续大于需求，产业结构严重偏向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扩张得非常快，相应地服务业发展远远跟不上制造业的发展步伐。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特点呢？第一，我们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来的。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各级政府在推进产业结构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迈进过程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政府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采取一系列措施，偏向于向生产型结构演变，组织招商、建设各种产业园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大抓工业，做大GDP，做多财政收入，最终使得制造业发展快于服务业。
    第二，我国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侧重于发展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即发展两头在外的制造业，这些产业带动了国外的生产性服务业，如研发设计、专利、标准制定、品牌服务、市场营销等都是来自于国外，而国内主要是进行加工制造。由此导致了我国制造业乃至第二产业发展规模大大超前，与国内服务业发生明显脱节。也就是说，我国的制造业把服务需求延伸到国外，拉动的是国外的生产性服务业，而国内的生产性服务业由于需求不足难以成长起来，由此造成国内制造业与服务业在供求关系上发生结构性矛盾。
    第三，我国现有经济体制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城乡二元结构。该体制结构的一个最突出问题就是户籍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在城乡之间严重割裂，农村人口不能有效进城集聚，不能及时分享城镇化的成果，导致人口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不能集聚，服务业需求总量就不足，由此又造成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上不来。
    因此，我国服务业结构性矛盾主要是由制造业“两头”在外造成的，而服务业总量不足是由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同时制造业发展快于服务业还有政府的政策偏好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国际经验看，随着经济发展，服务业逐渐成为三大产业中主导和打头产业，是一个结构演变的过程。尤其是一个经济体要想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必须达到60%以上。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是历史的必然。任何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迈进过程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高，最后占到绝对比重，这是产业结构演变的终极结果。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其服务业在产业结构比重都很高。一个经济体，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结构的转变必然会拉动服务业的发展，前提条件是：第一，人口实现了城镇化，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转向城市，像日本、韩国，在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前夜，他们的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都超过70%，所以人口集聚促进了服务业比重的提高。第二，政府的体制和政策安排应该鼓励和支持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一般，一国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演变过程中，中等收入群体占社会人口比重也越来越高，中等收入群体占多数，最大的好处就是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高，消费能力高于低收入人群，边际储蓄倾向又低于高收入人群。他们是整个社会的消费主体，是社会转型和政治结构转型的主要阶层支撑。中等收入人群的增长，为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奠定了阶层基础。从国际经验看，凡是贫富差距小、中等收入人群成长快并最终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国家，都能顺利转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所以，这对我国的启发就是，政策应该为社会结构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只有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壮大起来了，社会消费总量才能持续增加，与消费相关的服务需求才能上升，产业结构才能实现合理转换。
    服务业发展的相对滞后，将严重影响我国未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转换
    “十二五”规划纲要规定，我国服务业比重今后五年间要上升4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目前的43%提高到47%。笔者认为，服务业比重上升的瓶颈制约还是体制问题。如果现有体制不改革，政策不调整，服务业要想上升4个百分点困难比较大。
    服务业快速发展是整个经济社会到了一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如果体制、政策安排与此过程不相适应，要想让服务业发展上去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我国工业化长期超前、城市化长期滞后，在此情况下不对体制进行系统性改革，只是调整某一方面政策很难达到理想效果。还有工业两头在外的这种结构不调整，服务业也难以顺利上升。
    当前我国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结构转型、发展方式转变遇到的难题也都与服务业发展滞后有关，因为城镇人口不集聚，中等收入人群不扩大，服务业就难以很快发展，消费在需求结构中的比重也难以持续上升。因此，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安排，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支持人口向城镇集聚，大力推进城镇化。同时，要积极化解工业化过度超前与城镇化过度滞后的矛盾，走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推进的道路。只有工业化、城镇化同步发展，才能使服务业和制造业协调发展。今后一段时间，我国要首先补上城镇化落后这一课，让城镇化优先推进，使城镇化快于工业化，最终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两个轮子一起转，一起拉动经济发展。另外，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推进、还要实施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产业联动发展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发展服务业，还要建立健全政策支持体系，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持续增加其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
    我国现在到了服务业要大发展时期，根据国际标准，我国服务业要比同等收入国家水平低20个百分点，而制造业要高15个百分点。以此衡量我国的服务业应该大发展，服务总量要增加，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要大力发展。为此，我国必须打破行业垄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允许和支持各种市场主体进入金融服务、现代物流、现代旅游、高技术服务、各种商务专业服务和生活服务业领域，从财政、税收、融资上市、政府采购、用水、用地、用电、用气等政策方面，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让服务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更大作用，为中国能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创造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