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方棫 李振明：中国增长前景的经济学观察

    当前中国增长奇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能否战胜这些挑战对推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实现富民与强国的有机统一，实现“超越美国”，有着深远的重要意义。
    持续增长的要素优势依旧存在
    中国经济可持续的长期增长前景，从现代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看，虽然影响因素很多，但首先还要取决于自身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可得性与持续性，以及能否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等因素。
    从劳动力投入看，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中国的“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根据美国咨询业的说法：中国的劳动费用已高于亚洲几个国家，例如中国沿海地区的小时平均工资为1.08美元，印度则为0.51美元，而孟加拉则只相当于中国的1/4—1/5。因此靠几乎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投入来支撑的中国低成本制造的比较优势将面临严峻挑战，从而使中国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但是也应当肯定中国的“人口红利”不会马上消失。因为一是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的劳动费用仍然有偏低优势;二是刘易斯拐点的切换有一个过程，如日本上一世纪6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但直到1980年后人口红利才逐渐消失。韩国则至今还有红利残余存在。
    从资本供给看，由于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和多年来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的可用资金，再加上中国投资环境的吸引力，从中长期看，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本的可获得性是有保证的。虽然也存在着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消费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居民储蓄率快速下降的趋势，但中国引进和欢迎外资的政策倾向不会改变，将会继续让外资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国际媒体业认为虽然日本地震会引发国际资本回流，欧美发达经济体复苏也会引发资本回流，但中国仍然是国际资本巨头宠幸的关注点，眼中的“欢乐谷”和资本的“避风港”。
    从土地的供应看，随着国家对粮食安全的关注，继续通过增加土地供应(即农用地转为开发用地)来推动GDP增长的模式将受到制约，“土地红利”的释放也将大幅放缓。
    从技术进步角度看，由于中国的教育和科技管理体制的弊端，中国距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原创性的技术十分有限，这无疑将对中国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将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动态比较优势;与此同时，随着与技术前沿差距的缩小，我国发挥模仿和复制的后发优势的空间越来越有限，产品的更新换代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越来越取决于自主的创新能力，而自主创新结果的不确定性，将客观上影响经济增长率的稳定。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由于“制度变迁红利”边际效应的递减，再加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中国进一步通过制度变迁推进“奇迹”延续的难度加大，这有赖于从顶层推动更深化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尤其是更深化的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发展方式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多年来，地方政府在“唯GDP论”的影响下，忽视了环境生态的保护、民生与社会公共服务的建设。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2007年代就已经超过美国。能源消费2010年总量也是世界之首。长期积累的资源禀赋和环境生态压力，已无法承受和保持与投资拉动为主的增长方式的平衡，资源与环境的约束愈来愈尖锐化，既往以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的格局已难以为继。但是在“十二五”中不少地方政府存在着投资冲动，GDP的指标都定得比中央增长7%的指标高，从而可能使增长速度从“偏快”转向“过热”。这就有可能使得“三驾马车”中消费与投资失衡，以消费拉动为主的经济转型落空。因此有必要扭转地方以发展速度为主的趋向，转到重质量、重效益并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举措上来，从而落实改善民生的目标，转换需求模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节能减排，并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再次，需要大力培育经济内生的增长动力机制，努力提升消费率，缓解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当前我国投资率高居不下，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的35%左右，原因在于居民收入水平远落后于GDP的增速，劳动报酬水平远落后于企业和社会的收益增速，加之社会公共服务建设短缺，社会保障不足，致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三不”(不肯消费、不敢消费、不能消费)突出，消费预期不好，预防性储蓄有所强化。所以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并从顶层设计上，让战略和政策“从国富优先走向民富优先”。
    经济增长还需解决重大问题
    通货膨胀和CPI上涨走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危害稳定和发展的社会问题，必须有效治理。当前我国通胀由于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叠加，通胀预期正在不断提高。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各发达经济体，持续推行货币宽松政策，加剧了全球流动性过剩，造成美元、欧元、日元的波动和贬值，使国际原材料、能源和金属等价格不断走高。而我国大量外贸型企业和对外依存度高的国内企业势必抬高生产成本，成为输入性的成本推动型通胀。
    二是我国过去积累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使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化解;三是世界性自然灾害和人祸加剧。中东的政治动乱、日本的大地震、海啸、核泄漏、国际性的水灾和干旱都导致农产品、食品和能源供应短缺，商品价格层层上涨;四是市场物价的普遍上涨，导致农民工报酬偏低，加剧了“民工荒”和企业用工成本。
    上述这些通胀因素的叠加更使得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调控提升了难度，为发展的可持续性埋下隐患和风险。针对通胀，国家近年内已三次加息，五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正在提升职工工资和居民收入，提高纳税额的起征点和适度减税的举措，缓解通胀。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国际环境是否有利。例如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加强，发达经济体的逐渐复苏和进出口需求恢复与增长，这也将对中国奇迹的能否延续产生影响。
    总之，我们认为，只要应对得当，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就一定能延续“中国奇迹”，迈入发达国家行列。
    (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