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

    《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经常以亡隋为鉴，思考王朝兴替的教训。在贞观二年，他说：“隋开皇十四年时，天下大旱，百姓饥苦。当时官仓充实，隋文帝却舍不得赈济百姓。到了隋朝末年，全国的粮食储备还可供五、六十年所用。隋炀帝倚仗着朝廷的巨额财富，所以骄奢淫逸，昏庸无道，最后走向亡国。”
    李世民由此认同孔子所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政治统治集团不要把自己放在民众之前，首先追求自己的富足。只要民众能够富裕起来，按合理的税率征税，政治统治集团自然会富足。当然这是孔子在劝说统治者不要征重税时的说法。从人民主权的观念来看，管理国家的人本来就是民众的公仆，他们更没有理由把自己放在民众之前。
    然而，这样一种政治观念却在当下受到了挑战。一种观念认为，政治集团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这个“经济基础”越强大，统治的基础越稳固。而有些人也在对号入座地想当这个“经济基础”。其言下之意是说，既然我们是执政党的经济基础，执政党就要扶持我们、照顾我们，给我们优惠政策，甚至违反市场规则给我们垄断权。其实，这种“理论”很显然不是为了执政党好，而是为了自己捞取利益。在传统中国，政治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明智的政治集团都会很清楚，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只会葬送他们的统治。
    古往今来，无论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一个政府是因提供公共物品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才有合法性。在公共物品中，最核心的公共物品就是公平地保护所有人的安全和产权，维护公平的市场规则，以及公正裁决纠纷。如果在社会中有一个集团，他说自己与执政集团有特殊关系，要求执政者偏袒自己，执政者若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就不能提供“公正”这一最重要的公共物品，从而偏离设立政府的基本初衷，从而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经济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执政者若是得到了这一集团的欢心，就会受到其他所有人的怨恨。
    在为国有企业辩护的“理论”中，最拙劣的莫过于“共和国长子”说。这一说法本来想说，因为国有企业是“共和国长子”，不仅是“儿子”，而且是“亲儿子”，还是“第一个儿子”，所以要求共和国要对不同的集团有远近亲疏，要维护甚至扩大对“长子”的优惠政策，让他们要做共和国中享有特权的人。陈同海的“名言”，“共和国长子不垄断谁垄断”是这种主张的直白表达。这一说法不仅违背了“共和”的基本原则，也要迫使政府偏离公正轨道。
    仔细想想“长子”的含义，其实甚至连上面的要求都不能成立。在中国的家庭中，长子并不会因为其长子身份而获得父母更多的照顾或偏袒，反而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只是对一些不可分割的遗产，长子有继承权。在民间，如家族主祭权，如天一阁藏书楼；在朝廷，如皇位。但在这里，“长子”的比喻就更不妥当了。
    实际上，“共和国长子”已经对执政党产生了负面影响。他们垄断了或通过行政措施控制了重要的产业，他们无偿占有大量国有资源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和其它资源却不支付或少支付租金，他们十几年不交利润，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仍只交出很少的利润，他们用少交的租金和利润增加自己的收入。数量每年高达上万亿。一句话，他们在“共和国长子”的旗号下，聚敛财富，食民膏脂。这一形象已经严重损害了共和国的形象，执政党的形象。使民众误以为，执政党就是这些利用公权力的食利阶层，而不是为全体大众服务的。
    儒家经典《大学》中有言，“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意思是说，如果一个政治集团只想利用公权力聚敛财富，人心就会疏离，民众就会逐渐不认同这个政治集团；而如果它同民众共享社会的财富，人心就会聚拢，这个政治集团的统治才有真正的基础。在宪政民主的社会中，有比较良好有效的制度约束政府行政部门对公权力的滥用，从而外在地制约“财聚”，民众就会更为认同这个政治体；在君主制的社会中，也存在着一些包含政治智慧和政治伦理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些传统，如“财散则民聚”的传统，也会内在地约束政治集团。
    这在唐太宗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总结了隋亡的教训后，他说，“设立官仓只要用于荒年时赈济百姓即可，不需要有更多的储备。我们的后代如果有道德贤能，自然会保住天下；如果不肖，仓库装满了也没用，徒然让他们奢侈挥霍，这正是亡国之道啊！”同样，在今天，执政党的经济基础不是通过国有企业的形式对社会财富的聚敛，而是公平对待社会上所有的个体，只要他们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共同富裕起来以后，通过合理的税赋，政府自然不会缺钱。更重要的是，执政党更会因此获得人心认同的政治结果。
    2011年4月7日于五木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