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沃尔夫：金融危机加快了历史进程

    金融危机是否带来了许多变化？这是我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时提出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首先，它加快了未来的到来。即使是对赢家来说，这也颇为令人震撼。
    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三年半，危机最严重时期距今也已两年有余。巴克莱(Barclays)首席执行官鲍勃•戴蒙德(Bob Diamond)表达了金融业对政府出手相救的感激之情。眼下人们怀着一种谨慎乐观的心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的最新数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0年全球产出增长5%，按市场汇率计算增长了3.9%，与2009年分别下降0.6%和2.1%形成了对比。IMF预计，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轻微放缓至4.4%（按购买力平价）或3.5%（按市场汇率）。乐观主义依然盛行。
    随着危机逐渐消褪进记忆之中，历史学家将如何评价它留下的遗产？新闻工作者不具有距离优势，因此以下只是我的揣测。首先来讲讲可能的转变。
    这场危机既非大衰退之开章，也非资本主义之终曲。但它导致了金融监管收紧，尤其是针对银行的监管，尽管这发生在现行的知识和制度框架之内。经过30年的去监管化，如今潮流正朝着相反方向迈进，虽然并非毫无阻力。
    这场危机也标志着高收入国家私人部门的举债行为发生了转变。在美国，从1981年到2009年期间，私人总债务占GDP的比例从123%上升至293%。截止去年第三季度，这一比例下降至263%。金融业在两个方向上都起到了带头作用：从1981年到2009年，金融业债务总额占GDP比例从22%上升至119%，去年第三季度则降至98%。去杠杆化过程可能会持续下去。即使不会，再出现一轮债务增加的潮流似乎也是匪夷所思的。
    正如《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所指出的，至少就短期而言，这场危机还标志着“全球失衡的逆转”。IMF预计可能会出现局部倒退，但失衡的程度应该不会像危机前那么严重。失衡的一个显著特征——外汇储备的积累，尤其是中国的积累——没有改变。从2009年2月到2010年10月，全球外汇储备增长了2.004万亿美元，其中仅中国就增加了8490亿美元。这很危险。
    危机也暴露出欧元区容易受到公私部门过度举债的冲击，这是过剩储蓄流经资本不足的金融机构涌入不良投资所致。管理去杠杆化过程将困难重重，尤其是在缺乏内部汇率弹性的情况下。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危机具备浓厚“加速器”色彩的地方。
    变化最明显的是财政方面。有见识的人都知道，在高收入国家，随着开支增长和经济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会对财政产生挤压效应。危机使这个过程提前了10年。据IMF估计，在高收入的“七国集团”(G7)，到2015年，政府债务净总额占GDP的比例将从2007年的52%猛增至90%。这并不意味着会出现恶性通胀或债务违约。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管理公共财政将对政治产生掣肘作用。这将是一种悲惨的体验。
    同样重要的是全球经济力量对比也加快了转变。假设2005年各国的GDP为100，那么在2010年，美国的GDP是105，欧元区是104，日本是102，而巴西是125，印度是147，中国是169。“危机，什么危机？”在中国和印度你必定会听到这样的回答。
    根据IMF的数据，2000年发达国家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为63%（按购买力平价），2007年危机爆发前夕为56%。去年这一比例降至53%，预计到2013年将降至50%以下。新兴国家2000年至2013年产出预测中不断增长的份额将有80%来自中国和印度，其中仅中国就将贡献63%。这些“巨人”的增长伴随着对自然资源的压力。这种压力也只会增加。
    危机加快得更多的是人们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态度的转变。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所指出的，亚洲人不再敬重西方先后受到军事失利和金融灾难打击的能力。随着态度的转变，责任也相应发生了转变。在危机最严重时期从G7和G8到G20的转变，就是这种责任转变的一个象征。这种变化无论如何都会发生。只是现在速度大为加快，这是危机的直接结果。
    达沃斯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危机所暴露和引发的不确定性。虽说人们现在比较乐观，但同时也充满了疑虑。我私下开展了一场长时间的讨论，主题是美国能否避免日本的命运。大多数人认为这匪夷所思。然而回首往事，比如说在1993年，也没几个人预料到日本的长期不景气。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将如何发生，而且不出意外，我们仍然毫无眉目。经济持续萎靡不振的可能性很高。发生金融冲击的可能性也很高，或许因为对财政的忧虑所致。人们对欧元区的看法也变得更加乐观。但是，欧元区如何走出当前困境仍然不明朗。欧洲领导人确立了目标：维护欧元区的存在。但能否以及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则依然是未知数。
    危机把世界抛进未来的事实也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我的一些最有意思的讨论，围绕的是中国是否就全球经济政治体系制定了清晰的计划。一位人脉颇广的中国学者向我保证说没有。然而，假如中国能够维持高增长，这个巨人很快就必须形成自己的思想。中国已经赢得荣光。如今，在危机过后，无论愿不愿意，中国都需要肩负起应有的责任。
    目前还不能证明这场危机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但我们不能因此断定它意义不大。危机带来了一些转变，使之前存在的一些趋势加快了许多，尤其是还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始终存在，但我们现在才明白。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