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周来：中国经济如何摆脱“生死时速”

    比讨论如何防止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更为紧迫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如何摆脱“生死时速”，使其增长速度即便有所放缓，也不至于引发“爆炸”？
    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其中，第二季度的GDP增速比第一季度下滑了1.6个百分点。而近一个多月来，从中央决策层、地方政府官员到经济学界，几乎都在围绕第第二季度GDP增速可能下滑“做文章”：高层为此不惜再次放松刚试图收紧的扩张性政策，地方政府借机试图回逼房地产调控政策松动，经济学界则热衷于讨论中国经济“会不会二次探底”。
    实际上，如果仅看第二季度GDP增长，增速仍然高达10.3%，是两位数，肯定属于高速增长，而且高于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全年8%左右调控目标，同时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绝对是最快的。就因为与一季度相比有所下滑，就引发上上下下如此焦虑，实在是有些令人不可思议。
    我再次想到今年3月23日美国着名投资公司GMO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国的红色警报》。报告援引某位评论家的观点，把中国经济与好莱坞的惊悚片《生死时速》联系起来。说中国就好像一辆装有炸弹的大巴在路上飞奔，一旦速度小于每小时50英里，它就会爆炸：“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灾难可能就会发生。当中国这部巨型机器最终停滞，这些投资者们就会从美梦中痛苦的醒来。”
    从国人对二季度GDP增速放缓的焦虑来看，我们潜意识中的确已经把中国经济看成了那辆 “大巴”，一旦慢下来，就会引发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但是，也正如GMO报告所认为的、同时也是常识所告诉我们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增长能够长期维持两位数吗？答案是不仅不能够，而且必须设法使其慢下来。否则，正如那辆飞驶的大巴前面不远就是悬崖一样，或者像长期过度运动必使人身体衰竭一样，长期人为刺激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有可能因为内部张力与弹性被强力拉断而滑向深渊。实际上，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好维持在自然增长率的7%左右最合适。
    所以，比讨论如何防止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更为紧迫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如何摆脱“生死时速”，使其增长速度即便有所放缓，也不至于引发“爆炸”？答案显然是：必须拆除中国经济这辆飞速行驶的“大巴”上的“炸弹”。事实上，这样的“炸弹”并不只一颗，而是两颗、三颗甚至更多。
    必须拆除的第一颗“炸弹”是观念。两种观念必须反思：一是把“经济增长”视为目标本身。经济增长的目的最终在于百姓福祉。不可否认，过去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确改善了百姓福祉。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各级政府把GDP增长视为“目的”本身，甚至对增长的迫切性压倒了民生需求。投资率一路走高而最终消费率不断走低、劳动报酬占总收入比例以及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不断下降等现象，就是简单的证明；二是认为只有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才能解决其他矛盾。金融危机以来，各级官员对于为何要“保增长”给出的最能摆上桌面也最有说服力的一条是：“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增长就是保稳定”。实际上，中国GDP增长所带动的边际就业率在一路走低，“无就业的增长”已经出现。如果不通过结构性调整来解决，仍然沿用线性思维，那么，未来要解决日益沉重的就业压力，就必须不断提高GDP增速，甚至每年增长十几个点都不够，这怎么可能呢？同时，“保住了增长”并没有“社会稳定程度的提高”，相反，依赖于土地财政与房地产经济的地方政府，过去一年多为了保增长，制造了多少因征地纠纷而起的群体性事件？
    来自于利益尤其是既得利益的考量是必须拆除的第二颗炸弹。观念有时只是“表”，利益才是“里”。不少官员、部门或集团关心GDP增长，害怕GDP往下掉，真正的原因是害怕既得利益受损。比如，目前有一种很强大的声音试图把二季度GDP增速下滑归因于“房地产调控误伤了经济”，背地里就是由地方政府、商业银行与房地产商组成的利益集团试图操控舆论；再比如，正如GMO报告引述维多利亚时期伟大的新闻人、经济学家Walter Bagehot以及美国着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表达过的观点：在流动性（即市场上货币）很多的时候，正是腐败官员及特殊利益集团大发横财的机会。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全球主要国家富翁财富急剧缩水，而中国在近10万亿天量贷款与4万亿财政投入之下，成为亿万富翁增加最快的国家，这不能不说是“另类”。现在纳税人有理由怀疑：在二季度经济增长仍然有两位数情况下，那些有能力影响决策的集团或部门不断鼓励宏观调控政策维持宽松，到底有多少真想法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他们是否更希望在庞大的基建项目投资和房地产发展中实现“掌勺者多占”？
    必须拆除的第三颗“炸弹”来自于体制。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解决中国经济“生死时速”的必由之路。但是，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我看来，根本上还是依靠体制改革。各级政府官员的“GDP崇拜”根子在于分税制背景下地方组织财政压力很大，在于上级政府考核官员绩效时指标倚重于经济增长，还在于“以行政手段推动经济增长”时，权力可以通过与资本相互利益输送而使官员得利。因此，推动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政治体制改革，尽快建立起以“百姓福利最大化”而非“GDP增长最快化”为目标的让人民满意的政府，才能使中国经济真正摆脱“生死时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