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当前经济主要结构问题是什么？

    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复苏趋势中，关于结构调整的讨论和呼声日益提高。但是，综观相关领导和众多学者的观点与言论，尽管大家都在谈结构调整，似乎内容也都相似，但仔细分析，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结构问题（注意：是主要结构问题）是什么？什么是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增长中（注意：是总量增长）最大的结构不平衡？经济中存在的不同结构问题之间又是什么关系？以及大家都在谈经济回升基础“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的问题，“三不”的主要原因到底应指什么？其实，大家的观点和潜台词并不完全一样。这自然会对下一步采取的调整重点和调整力度产生影响，在政策态度上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政策取向有相异，其结果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肯定也是会有迥然不同的影响。因此，在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宏观政策选择之前，有必要进行理论上认真的梳理与分析。
    有的领导曾把中国当前的结构问题归纳为八个问题：即包括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三个产业结构、产业内部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国土开发空间结构和外贸结构。
    国家发改委张平主任在8月25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时，曾概括提出：要把自主创新作为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把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把缩小城乡、地区差距作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着力点。
    但是，国内也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总量中的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外需减少后的消费水平不足，是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问题。即GDP＝消费＋投资＋净出口，总储蓄＝投资＋净出口，由于国内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比例长期偏低，GDP总量结构中长期较高的储蓄率只能表现为国内投资和以出口形式借给他国享受的福利。本人也曾在今年2月16日、9月3日“中国经济学家50人论坛”两次会议上提到，当前经济中确实存在诸多的结构矛盾，但从总量意义上说，如何提纲挈领？应主要关注什么结构矛盾？本人认为，多种结构矛盾的集中表现，是“高储蓄、低消费”的矛盾，“高储蓄、低消费”是中国经济当前主要的结构问题。为此，也曾提出应以“消费为纲”、进行“以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
    以上各方观点应如何理解？各结构矛盾间的关系以及当前中国经济主要的结构问题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当前经济主要的结构问题？
    从逻辑方法论讲，结构失衡往往是描述一个系统内部构成要素（子系统）之间关系的不合理，是讲总量、系统的特征反映。往往是：（1）总量存在问题，总是以某个层面的某种程度的结构失衡来表现。（2）但系统中诸多结构失衡中的某个结构失衡并不必然具有总量上的直接意义。（3）在一个系统内，结构失衡往往是多层次的，有时某个结构的失衡仅仅是总量、系统中的另一结构失衡的表现结果。也就是说，总量存在问题，总是与一定的结构特征相联系的，仅从总量入手解决问题，将不得不容忍甚至恶化原有的结构矛盾。调整失衡的结构，是有助于消除“短板效应”的，具有总量上的重要效果。当然，前提又必须在诸多结构矛盾中真正抓住主要的结构矛盾。
    那么如何理解上述提到的很多结构矛盾？具体分析如下：
    讲地区结构，目前更多的是在讲一定投资总量在地区间的分配问题，涉及的是经济长期增长的空间分布及社会公平问题，如果单纯从经济角度讲，说到底是个投资效率问题。
    讲城乡结构，更多的是讲在一定的投资、消费总量中，如何向农村地区、落后地区倾斜，直接涉及更多的是投资分配、投资本身内部的结构和社会福利的公平问题。
    讲三个产业的结构，即一、二、三产的结构更多地仍然是在讲一定投资总量中的合理分配问题，直接涉及的是投资本身的问题和投资效率问题。
    讲产业内的结构或产品结构问题，也就是产能过剩的结构问题，更多的是基于产能的分配，在讲投资量的合理分配，是既为了防止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又为了防止不良贷款，因此直接涉及的意义仍是投资本身和投资效率的问题。
    讲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的结构调整，也是讲投资总量的分配问题，直接涉及的是提高投资效率问题，进一步涉及的是仅从经济总量中的投资变量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问题。
    讲收入分配结构问题，讲的是如何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和公平分配问题，这里直接涉及扩大消费的意义。但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是可以提高居民消费率，但又不是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全部政策含义。因为提高居民消费的政策又涉及其他一系列重要政策，譬如金融消费政策的改善、扩大民营资本投资、提高居民资本财产收入等等。
    然而，影响一个经济体总量增长的基本变量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个变量。这三个变量的均衡发展是一个经济体总量持续增长的基本前提。而三个变量之间本身存在有机的辩证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在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投资、消费、净出口的相对合理的比例也不尽一样。上述列举的诸多结构问题，确实都是中国经济目前客观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单纯从宏观经济角度进行归纳，这些结构问题要么讲的是投资本身比例问题和投资效率问题（如地区结构、城乡结构、三个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结构等），要么涉及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关系问题，但也许并不是根本性的涉及或者是直截了当的涉及（如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城乡结构问题），因为判断是否根本性的涉及，仍需要具体评估在讲收入分配或城乡结构问题时是在多大的政策力度和调整程度上讲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分配关系，在经济总量中三个变量间是有实质性的数量变化，还是在一定消费总量和相对于外需减少的情况下，仅仅是在有限的增量下讲消费的分配和提高问题。若是后者，则只能说仍是在讲一定消费总量下的内部分配问题。所以，关键仍要看政策量化的取向和力度。
    但是，我们今天突出提出结构问题重要性的背景，恰恰是在中国经济相对于2003-2007年两位数繁荣增长后，因美国危机爆发后外需面临两位数的陡降，中国经济还能否持续保持稳定增长（尽管未必再追求两位数增长）的背景下讨论结构问题。是讨论总量的继续增长问题。这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中最主要的，也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因为能否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直接涉及就业和社会大局的稳定。美国危机后，中国政府迅速采取了一揽子刺激经济的政策，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在这些政策中，我们既有大力刺激投资的政策，也有刺激消费、改善民生、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策，同时还有尽可能保出口的刺激政策。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其结果主要仍是靠投资刺激政策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前三季度GDP增长7.7%中，有7.3个百分点是投资拉动的。
    然而，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严酷的现实是，在2005-2008年的四年中，净出口对GDP两位数增长的拉动，分别为2.5、2.2、2.3和0.8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长7.7%，出口拉动是-3.6个百分点。美国是中国的重要出口国之一。在全球化中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其消费曾占GDP的70%左右。危机后其家庭净资产已从63万亿跌至40多万亿美元，跌去近1/3，财富效应已影响到目前居民消费率正下降，进口需求在缩减。美国减少进口的直接影响和通过世界贸易传递的间接影响，对中国的总体影响不可低估。世行预测，2010年，中国经济账户盈余占GDP比例将从2008年的9.8%降到2010年的4.1%，这意味着2010年中国净出口对GDP的拉动能在多大程度上由负转正，仍是个重大考验。所以中国2010年GDP的增长重任自然将主要落在扩大内需上。
    而2009年前三季度在主要靠投资增长确实支撑中国GDP增长7.7%的同时，严重的问题也开始暴露：一是重复建设，六大行业的产能过剩；二是为配合大规模投资，尽管在美国零利率、美元泛滥环境下，国内货币政策仍不敢趋紧，货币供应超多，市场上已产生了对物价上升与资产价格泡沫的一片担忧；三是我们即使不去讨论在今年财政赤字基础上明年还能有多大赤字的问题，就是仅目前过高的投资率如果能持续下去仍然使人担心。因为从中期看，今后几年世界经济即使复苏还能再恢复2003-2007年的高增长吗？随之能否出现世界贸易的高增长吗？要打个问号。那么，我国连续几年积累的高投资后所需的最终需求——消费在哪里（尽管投资中会派生一些消费的增长）？必然会引起人们对今后几年可能出现的投资效率和银行资产质量问题表示担心。然而，如果我们能在积极刺激投资的同时，又肯下更大的力量去刺激消费，共同消化国内巨大的产能，也许经济总量能在相抵出口减少的背景下，以更快的消费增长率与较高的投资率之间的平衡来维持总体经济继续保持8%-9%的平稳增长。
    简言之，美国危机了，世界贸易下降了，我国出口缺了一块，同时靠拼命扩大投资又是有限度的，因此，从继续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角度看，必须以近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消费增长速度来弥补。这是中国经济今后几年继续维持较快增长的内在逻辑，也是关键的结构问题。就此意义讲，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结构问题不是其它，而是要尽快提高“消费”这块“短板”。保消费，就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
    至于上面涉及的多数结构问题，有的属于投资分配的问题，有的属于改善投资效率的问题，都不是总量意义上的主要结构问题。至于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属于改善消费结构和存在一定意义上提高消费水平的问题，但从总量意义上讲，收入分配问题本身也不直接构成总量中变量之间失衡的直接表现。收入分配失衡是形成高储蓄、低消费这一总量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前者是因，是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后者是果，是总量结构问题的直接表现。就此意义讲，如果说抓结构调整，何谓“抓手”？何谓“突破口”？抑制产能过剩、抓节能减排、抓自主创新，抓五大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创新和发展，这非常重要，但是远远不够。因为要真正克服经济回升中基础“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的问题，除了抓投资分配和投资效率这一“投资”因素外，必须抓快速提高消费水平特别是居民消费的问题。由此，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消费金融与消费基础实施建设、居民资本财产性收入、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建设等，恰恰都是结构调整有效的“抓手”。特别是城镇化率水平的提高，更多的是上述各项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结果，是提高居民消费率的“载体”。
    需注意的三个认识误区
    1.抓消费是否意味着不重视投资与出口？正面回答是：突出抓消费，并不意味不抓投资与出口。突出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同样不排斥抓投资结构的调整与外贸结构的调整。不管从各国的发展道路看，还是从中国实践和理论上看，都能求证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仍需要保持一定水平的高投资率和出口。因此，只要能刺激、维持一定增长速度的投资与出口，固然仍应努力去争取。本文只是鉴于世界经济在艰难复苏以后几年内全球贸易规模会相对缩减，从中国投资与消费内在规律的制衡出发，又鉴于眼前刺激经济政策事实上的重心是更多的重投资而不是重消费的现状，从真正维持或者恢复中国经济可持续高增长的担忧出发，着重说明必须进一步突出长期以来反复强调而迟迟得不到很好解决的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问题。
    2.强调“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问题是否为美国政府提供“口实”？因为G20匹兹堡峰会强调要治理全球经济失衡。世界舆论认为，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低储蓄、高消费”，中国“高储蓄、低消费”，因此要纠正此失衡，中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其实，此观点早在伯南克入主美联储之前的2005年已在散布。但是必须指出，这仅仅是美国危机中“局内人”的看法。本人在去年之初以来反复指出（近美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也承认，如“泰勒规则”倡导者泰勒、金融期货之父里奥？梅拉德德等），这场危机的实质原因，是美国政府错误判断这轮经济全球化趋势，长期采取拼命扩张信用的错误的低利率政策，并借助于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制度所导致的。美国决策失误和美元制度是这场危机的真正元凶。而美国“低储蓄、高消费”、中国“高储蓄、低消费”仅仅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一种表现而已，是上述错误政策制度运行的结果。现在，中国主动扭转国内的结构矛盾，并不意味承认这场全球性危机的责任在中国。中国进行主动调整结构，恰恰是有助于纠正美国的错误政策。因此，我们应该理直气壮，不能怕被人抓住“口实”，而恰恰耽误自己的发展大业。
    3.中国居民消费是否增长并不慢？中国“消费不足”是否被低估了？针对“以消费为主导进行结构调整”的观点，确实有人认为，
    中国经济从来都是以内需为主，近几年中国居民消费增长并不慢，每年实际增幅平均提高1-2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消费零售额增长达17%，比GDP增幅7.7%高出9.3个百分点。这些确是事实，中国今年消费与去年消费比，历年消费自身相比，消费确实正出现逐步提高的态势。但是，现在讨论的问题是，相对于经济总量的增长，在外需减少或几乎丧失（前三季度GDP的负拉动）、过度投资弊端种种、难以持续的背景下，经济仍要保持一定的高增长，怎么办？必须靠扩大消费。而正在逐步提高的消费速度又并不能满足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平衡需要。形象地说，中国居民新增很快的“一块消费”（也可包括政府消费）和美国危机后缩减的“一大块消费”（即相应缩减中国的“一大块出口”）不是等量的，而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档次上。
    也有人认为，中国“消费不足”被低估了，中国消费对全球可贸易商品的新增贡献已经超过美国消费者的新增贡献。不要过多的看重消费问题。我想现在主要不是讨论消费是否被低估的问题，而是既使是被调高评估，如果明年外需仍提高不了多少，投资高增长又难以长时期维持，总量增长怎么办？这是问题讨论的实质。
    如何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这确实是一个长期在讨论并寻求解决而又难以快速解决的大问题。
    国内消费包含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提高消费率，一是从总量意义说，国内的总体消费要尽快提高，二是从结构意义说，国内消费中的居民消费更是需要提高。因为中国GDP总量在不断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消费水平却出现了反方向的急速下降趋势。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已由改革开放初的45%下降到了近年的35%。那么如何提高？
    人们在分析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时，往往从相对于居民储蓄率偏高找原因，如亚洲文化因素、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因素，这自然是原因之一。但是，恰恰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为什么推动我国总储蓄率从1996年的36%上升到2007年的51%，不是居民部门（11年中居民由19%提高到22%，仅提高三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同期印度的24%），而是政府和企业部门（两部门11年中由17%提高到29%，提高了12个百分点，对总储蓄率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也就是说，研究提高中国居民消费率，一要研究如何促进居民储蓄向消费的转化，二要研究如何进一步缩减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从而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使居民在相对更高的收入水平基础上提高消费率。三是通过改变投资的内部分配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以进一步开发与挖掘新的消费潜力。为此，采取的对策应是对方面的、综合的。
    1.毫无疑问，首先应尽快提高国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确保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让国民无后顾之忧。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财政要更快地向公共财政转型，包括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应尽可能从金融市场筹集，节省的财政资金，进一步用于扩大农村养老（2010年实施60岁以上农村居民每月55元）、医疗改革（2009-2011年投8500亿元）、住房补贴（2009-2011年投9000亿元）、农村补贴（2009年1230多亿元）等资金来源。
    2.抓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通过对低收入群体加薪，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二次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分配不公现象，以进一步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
    3.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目的是提高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收入的中产阶层消费能力。2007年，44%的纳税适用税率为20%，缴纳税额却占全部工资个税总收入的44%，确实有些偏高。
    4.继续鼓励各级政府，有条件的继续采取各种直接刺激消费的政策。包括发消费券、“家电下乡”补贴、车辆购置税减免等各项政策。
    5.调整投资结构中向民生、向消费基础设施倾斜的力度，以少量的投资刺激广大的农村消费。包括大规模完善大城市与中小城、与广大农村相联接的现代化销售、分销渠道和网上销售渠道；完善城乡结合的二手市场、汽车和耐用品消费市场；满足落后地区农村的用电、公路需求等。
    6.实行有区别的消费信贷政策。对居民真正用于耐用消费品和教育等支出，应大力发展各类消费信贷产品，并下浮一定的利率幅度，给予金融手段的大力支持。但对于房地产金融，在房地产市场和税收等机制尚未理顺之前、目前资产价格投资或投机氛围却又较浓的时期，仍不宜轻易松动政策。
    7.细心研究人均GDP在3000-5000美元期间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和人口逐趋老龄化中的消费需求，鼓励政府资金引导、与民间资金捆绑使用，并以税收、房建、医院改革等多种政策优惠支持，大力发展直接服务于消费的服务业。例如，仅仅银发产业，据有关专家分析【注5】，我国现有60岁以上老人约1.69亿，养老床位数250万张。该比例国际上一般为5-7%。要达到5%比例，中国尚需近600万张床位。仅上海达到此比例这一项，每个床位投资需50万-80万元，未来十年在养老院建设将产生500多亿元的大市场，这还不算随之带来的直接消费支出。如果加上给半自理状态的老人护理、老人娱乐、趣味培训、老人旅游等行业，专家估计，有高达万亿元的消费规模。
    8.积极培育扩大居民消费能力的资本性收入来源。眼前，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巨大投资中，应该充分做到“让利于民”。只要是有盈利、能赚钱、政府规划必须要搞的项目包括大型项目，应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开设各种金融产品，鼓励民间资金直接与间接参与投资，尽可能减少地方政府少发债或者不发债。为此，从中长期看，需要进一步清理各项规章制度，坚决杜绝有关部门直接与变相拒绝民间资金包括个人闲散资金依法进行实体投资的各项制度与政策。但是，在培育居民资本性收入来源即提高居民的财产收入来源时，不应该鼓励民间资金把房地产市场作为资本性收入来源的重要渠道，因为这对于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非常不利，（具体理由见今年9月15日《证券日报》上作者关于“中国房地产市场应以消费为发展导向”一文）。
    9.以上八条措施更多的是按常规思路，在现有的财政部财力和可供用于投资、消费的存量与部分增量中进行分配。在中国现高储蓄率情况下，要进一步加快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满足经济增长因外需陡减、投资难以弥补的一块增长“空缺”，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解决中国居民消费问题，要算大帐，不仅要算财政部的收入账，更要算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收入帐。可以通过制度改革，以释放更大的消费能量。2008年，全国国有企业（还不含金融机构）净资产高达17万亿，平均每个国民1.29万亿元，且都是优质资产。从2007年起，国家仅开始在中央企业实行少量比例的资本分红制度。应进一步要求：对地方国企、金融企业中国有股份也要一视同仁，制定相关制度，实行资本分红；并修定有关规定，实行动态调整分红比例。分红资金统一纳入财政各级预算，专项补贴用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或全体居民的消费水平。
    10.有计划地逐步减持各类国企（包括地方国企）中的政府持股比例。目前，已开始执行上市公司国有股划转社保基金的制度。但这远远不够。应对非上市国有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上级集团公司、已上市非增发部分的国有股份，都应按照国家战略，除了需要在一定时期保持相对控股和绝对控股之外的股权，都可以实行有计划的减持。考虑到大规模减持对股市行情的压力，可以逐步酌情减持。减持后的资金除酌情部分划转社保基金外，也一律纳入各级财政预算，专项补贴用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或全体居民的消费水平。减持国有股份并不是吃光用光，也不会降低全社会的投资率。因为中国是个高储蓄率国家，这部分优质资产以相对较高的市盈率在市场上向境内民间投资人标售，只是改变了企业股份的持有人身份，整个社会投资率并不变。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直接增加一部分用于消费的资金；二是各国实践与理论证明，产权制约明晰，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三是有利于扭转“国进民退”趋势的发展和引导民间资金的合理投向，包括扭转国企资金积累充裕——投资资产市场——助推资产市场泡沫的现象发生；四是加大力度刺激消费，从中长期看，又有助于投资、消费在新的更高水平基础上实现动态平衡。
    除以上十条政策措施外，在目前扩大消费问题上，同样还受到其他行政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制约，如城市户籍管理制度、人口政策调整、政府消费如何进一步让渡于居民消费、资本市场深化和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这一切同样需要以改革的态度来认真处置，同样可以通过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居民消费能力。
    总之，扩大国内消费，既是一个眼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战略性问题。高盛公司专家曾预测，中国若长期维持高储蓄率，不仅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稳定，而且世界也难以消化中国的储蓄——投资缺口，即意味着世界的贸易、汇率的纷争将更趋激烈。另外，提升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消费比重，并不意味不重视其他方面的结构调整。从中国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出发，同时要重视经济结构中其他结构问题的解决，要重视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目标问题的解决，要重视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均衡问题的解决，要重视实现国内和国际间稳定发展问题的解决，同时也要重视实现上述协调发展中的市场化改革动力问题的解决。但是，这一切都是作为政府工作任务的布置和“弹钢琴”的工作方法相关，与强调当前纯经济总量发展中的主要结构问题是什么，主攻方向是什么，并不矛盾。令人可喜的是，经过30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总体实力已步入世界前沿，加上巨额外汇储备，当前，实现小平同志所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条件已经初步形成，我们已有能力进一步提升国民的消费与福利水平。因此，只要我们的政策调整及时、到位，中国经济理应能在克服经济复苏基础中的“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方面，比其他国家做到更好。作为对政府工作的进一步措施建议，比起《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当今中国更需要有一个政策明晰、内容充实、有时限要求的《以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规划》，以指导中国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尽可能防范把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压在世界经济不稳定周期上的风险，真正确保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比其他国家做到更好。作为对政府工作的进一步措施建议，比起《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当今中国更需要有一个政策明晰、内容充实、有时限要求的《以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规划》，以指导中国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尽可能防范把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压在世界经济不稳定周期上的风险，真正确保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