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西：“外退民进”现象背后的历史机遇

    2009年以来外资企业的净裁员企业比例(净裁员率)又上升1.8个百分点，达到3.9%。2008年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净裁员企业比例为5.3%，2009年以来的比例为5.2%，净裁员企业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外商在华投资的比重和作用均下降，“外退”趋势明显。
    初始状况起点较低的民营企业有更强的增长倾向，现阶段外资“退却”为民营企业发挥后发优势提供了契机。
    有些民营企业化“危”为“机”，完成了自身的升级，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收购了国际品牌，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
    一、全球金融危机已使中国外资的实力下降，“外退”趋势明显
    自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对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作用重大，但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中国国内原材料涨价、用工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等，并对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FDI)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对外资企业造成了严重冲击。具体表现为：
    1. 外资企业投资减少。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08年全球FDI流入萎缩21%，跨境并购下降近28%。贸发会议还表示，始于2004年的国际投资增长周期已结束，随着全球衰退程度加深，FDI下降速度还将加快。据中国商务部统计，自2008年10月以来，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7个月下降。2008年12月，中国新批设立外资企业同比下降25.78%，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5.73%。2009年1-4月，中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241家，同比下降34.24%，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20.98%。具体表现为：
    一是制造业使用外资出现下滑趋势。2009年1-3月，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下降11.5%。在长三角地区，自2008年10月以来，纺织行业外资新设户数、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和出资认缴降幅高达50%以上。
    二是房地产业使用外资大幅削减。据国际地产投行及中介机构仲量联行发布的《2008年第四季度北京商业地产报告》显示，外资并购全年总额同比下降74%，2008年第四季度北京市场未出现任何外资收购案例。仅2008年上半年，长三角地区新设外资房地产企业116户，投资总额35.4亿元，注册资本25.3亿美元，认缴资本23.5亿美元，同比分别减少55.5%、44.6%、42.4%和39.4%。
    三是零售业外企在华投资放缓。2007年沃尔玛在中国开店30家，2008年新设店铺不到15家。
    四是金融业外企在华战略收缩。受危机冲击，金融类外资企业采取了财务紧缩、战略减持、套现甚至撤资等策略，自2008年10月以来，美国银行、高盛及瑞银等企业大幅出售其持有的中国金融机构股权，在短短三个月内减持总金额超过百亿美元。
    2. 外资企业出现关闭、裁员或降薪现象。2008年以来外商在华企业注销、倒闭现象明显增加，以东莞为例，在2008年1-9月，外商投资企业关闭625家，占当地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4.2%。江苏省工商局《2008年上半年长三角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指出，2008年上半年共有4119家外资企业撤出了长三角市场，其中，注销企业1203户，吊销企业2906户，比2007年同期分别增长68.7%和81.7%。
    在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对金融危机下中国出口企业的随机抽样调查中发现：在裁员或降薪方面，2009年以来外资企业“没有裁员但降低薪金”的比重为13.1%，比上年上升1.9个百分点。“小幅裁员”为15.6%，上升1.2个百分点。虽然2009年外资企业采取保持常态做法的比重为57%，比08年同期下降0.8个百分点，但与2008年相比，2009年以来外资企业的净裁员企业比例(净裁员率)又上升1.8个百分点，达到3.9%。2008年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净裁员企业比例为5.3%，2009年以来的比例为5.2%，净裁员企业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
    3. 外资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下降。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呈现进出口降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般贸易进出口不同程度下降、加工贸易降幅很大等特点。
    上述迹象表明，外商在华投资的比重和作用均下降，“外退”趋势明显。我们一方面要充分重视外资作用；另一方面要将视野从努力吸引外资方面扩展到经济发展全局上来，发现民营企业这支填补外资“退却”的新力量。
    二、金融危机为中国民营企业创造的机遇
    纵观国际国内形势，可以发现金融危机对外资企业的冲击程度明显大于民营企业。在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对金融危机下中国出口企业的随机抽样调查中发现：2009年与2008年相比，不同经济类型企业“净盈利面”都下降了近40个百分点。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盈利企业数量最多，净盈利面达到15%，比民营企业高11个百分点，而外资企业则全部亏损。因此，金融危机给长期处于外资企业强势“抑制”背景下的民营企业提供了发展的新契机，具体表现为：
    1. 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相比更具灵活性、竞争力和后发优势。它们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比跨国企业更具灵活性。民营企业是市场导向的，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民营企业形成了更强的抗挫折能力和防风险能力，具有竞争力。追赶效应启示我们，初始状况起点较低的民营企业有更强的增长倾向，现阶段外资“退却”为民营企业发挥后发优势提供了契机。
    2. 民营企业“走出去”扩大投资的机遇来临。据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初步统计，自2003年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突破500亿美元，达到521.5亿美元。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外资企业资产价格缩水、利润下降、融资困难上升、企业自有资金紧张和外部资金来源收缩，从而抑制了其在华直接投资的能力，尤其是大规模并购顿减。此种情形下，民营企业日益成为“外退”后的“填补者”。有些民营企业化“危”为“机”，完成了自身的升级，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收购了国际品牌，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
    3. 民营企业在外贸出口中的作用上升。金融危机后，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出口比重发生明显变化。来自第二届博鳌亚洲论坛国际资本峰会的数据显示，2009上半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同比下降23%，高于其他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下降14.5%的幅度，因此，外贸出口额占比相应呈现“内升外降”的变化。虽然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比2009上半年仍高达到55.3%，但内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势头强劲，预示今后中国出口企业主体结构的变化趋势，而且这一趋势还会因部分外企向本土收缩、资金回流的态势而加强。
    三、多方支持民营企业以推进“外退民进”新格局
    虽然中国目前仍然存在着外资依存度较高和外资主导外贸的问题，但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势头非常强劲。以广东省为例，2009年1-9月，全省民营企业出口505.11亿美元，同比下降1.5%，降幅在各类企业最低；进口307.57亿美元，增长5.2%，9月大幅增长33.3%，连续四个月实现增长。同期，全省外商投资企业出口1546.60亿美元，同比下降19.5%，占全省出口总额比重为61.6%，比上年同期下降2.2个百分点。
    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若能成为出口的主体，将大大有利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劳动者收入的提高。现阶段，国有企业因其所有制性质、经济实力及地位，其迅猛发展更多地表现为全球战略性投资，偏重于资源储备和开发的“走出去”战略。而民营企业在对外贸易中的表现说明其将成为拉动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力量，如果能将其置于与国有企业同等的地位上给予支持，“外退民进”的趋势将更加明显。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应凸显“外退民进”的特色，如何增强民营经济的力量应成为重要内容。
    现阶段政府应做好以下工作：
    1. 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的政策支持
    首先，完善民营企业相关出口退税、加工贸易等外贸政策。在民营企业出口商品政策上，适度上调其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完善出口退税政策。未来出口退税政策应该将重点放在有利于民营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高技术产品以及创意产品上，同时对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品进行出口退税支持。
    其次，加大对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扶持。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具有良好发展势头、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能力的民营企业，对企业科研创新活动给予税收减免。
    最后，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过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政策为民营企业出口创造最大的便利环境。
    2.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一要尽快建立为民营企业提供信贷服务的银行体系。鼓励各地建立民营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金融机构向民营企业贷款按增量给予适度补助；对商业银行开展民营企业信贷业务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政策；金融管理部门加强督促指导，支持银行机构设立独立核算的服务民营企业的信贷专营机构。
    二要创新融资渠道，增强融资能力。如加快创业板市场建设，加大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产业投资基金力度，促进民营高新技术企业、文化创意产业集合发债等；支持民营企业借助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等债务融资工具，稳步扩大民营企业短期融资券和债券的发行规模。
    三要为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扶持。加强财政向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建立财政和银行共担风险和责任的民营企业担保体系；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财税扶持，逐步扩大中央财政预算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专项基金规模；在加快设立国家级民营企业发展基金的同时，引导社会资金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对为民营企业提供贷款的银行机构提供政府担保，以政府公信力增强银行信心。
    3. 支持民营企业品牌打造。
    民营企业要提升品牌意识，加强品牌营销力度。政府要加大对民营企业品牌化的支持，为“中国制造”争取更为公平、公正的国际贸易规则。许多民营企业因缺乏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而在外国贸易保护壁垒或者反倾销诉讼中束手无策，中国政府应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发挥大国优势，成为民营企业的坚强后盾，支持民营企业品牌在遭受不公平待遇时运用国际贸易“游戏规则”捍卫正当利益。
    危机也是契机，中国应将目光从外资企业上收回，转而关注于民营企业，实现“外退民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