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冷静面对“新的繁荣”

    虽然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但我们现在应该开始思考危机带来的教训，更应该探讨中国经济为何能够这么快速地复苏。
    金融海啸波及中国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及时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这是功不可没的。但在我看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世界经济萧条中保持8%以上的增长，而且在去年4月份开始复苏，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在危机之前那几年，即在我们经济高增长的那几年里，就已经开始实施宏观调控政策，防止了大泡沫的产生。
    2004年，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这些政策的作用当时没有表现出来，因为当时经济还在一个劲儿地往上走。但现在回想，这些宏观调控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正是采取了这些措施，去年调整起来才容易。
    由此我们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回顾一下宏观调控的基本原理，即在经济的高峰期和低谷期、繁荣期和衰退期都要有所作为，政府要提供的公共服务就是稳定，这个稳定靠的是在繁荣期和衰退期都采取逆风调整的政策。这次危机之所以发生，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危机，原因就是在繁荣期把这些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放小了，在繁荣期的时候说只要市场决定的政府就不能管，放弃了政府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职能，从而酿成了大的泡沫引发了大的危机，总的来讲是因为放弃了监管、调控所以产生问题。我们回过头来思考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想危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更应该想在繁荣期我们应该做什么。
    其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繁荣期的问题更值得重视，特别容易产生过热的风险。历史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高额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在繁荣期忽视了监管。
    尽管现在危机还没有过去，但在我看来，特别应该思考中国下一个繁荣期的问题。中国在2011年很可能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期。我们又将面临着新一轮的风险、新一轮的挑战。
    第一，以消费品价格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的风险存在，但下一步更要衡量资产或者财产泡沫。在中国粮食价格这么低的情况下，消费品价格上涨不是很容易。虽然资源价格上涨，但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产业链，才能使消费品价格上涨，而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会消化掉成本上涨的因素。
    我们怎么衡量广义的通货膨胀，包括以货币衡量资本价格的上涨，特别是国际游资充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能脱钩，而在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如何防范这些问题是我们下一个繁荣期所要面临的问题。
    第二，在我们的体制中很多机制还不健全，市场稳定性还需加强，所以现阶段还需要努力完善体制，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对需求方和供给方同时进行体制革新。在新一轮繁荣期到来之前，我们要更多地思考如何从制度上保证、从政策上调节，解决我们现有的问题，以使中国经济能够再有10年、20年甚至30年的增长。(作者：樊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本文发表于2010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