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中国市场经济要取消特权

    中国好像从来不提取消特权，因为特权享受者阻碍其特权的取缔
    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是采取了市场经济模式，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与真正的市场经济模式有区别，其区别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存在特权。
    中国的改革取向为大部分人利益，以牺牲少部分人利益为代价。可改革进入现阶段，需要回过头来保护每个人的利益，实际上就是取消原来不合理的特权。这是当前中国改革进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经济上、政治上都存在这个问题，此问题不解决，中国前途堪忧。
    保护每个人的利益，意义何在?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不意味着每个人拥有同样的钱，而是使每个人在市场竞争中的机会平等。随着市场机制的引进，保护每个人的利益，其结果必然导致收入的不平等，市场越发展，收入差别越大。像比尔•盖茨有这么多的钱，完全是市场造成的，姚明的巨额身价也是市场造成的。所以，市场越发达、范围越大，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越快，贫富差距就越大。这是合理的。
    从本质上讲，人的生理需要差别不大。例如，姚明与普通人的生理需要相差不多，但收入差别巨大，这就造成了重大矛盾。富人可以超豪华享受，穷人也想与富人一样享受，但是没有这个条件，因此社会就出现大问题。由于市场经济的结果是每个人收入差别增大，因此缩小收入差距便有了福利国家一说，福利国家就是通过税收方式征收高收入人的税，然后补贴给低收入人群。结果是什么?对于高收入的人来说，他要把收入的50%至60%上交所得税，才使收入差距缩小;与此同时，社会也养了一批懒汉，有人一个月只干十天、半个月，其他时间都歇着，社会总财富的创造效率降低，北欧国家走的就是这条路，人们的收入差距跟中国改革以前差不多。但是，北欧的情况很特别，即使走向福利社会，财富创造的积极性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西欧则不行，越福利越养懒汉，很多人失业拿救济，过得也还可以，很悠闲，有车开，也能听音乐。
    中国的改革最初选择了效率，没有考虑公平，现在应该考虑公平了。但中国的福利政策是照顾有钱人，农民享受不到。例如，进城打工的农民能买经济适用房吗?他们是最穷的人，却没份儿，有份儿的是中产阶层以上的人，有钱有势的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贫富差距扩大，而再分配政策都是照顾城里人，这对中国的改革非常有害。现在农民的生活状况稍好一点，有了低保，但低保只有几十元钱，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城里的低保能解决问题，现在一人170元钱左右，一家三口500多元钱，如果有房住，500多元钱吃饭大致过的去。
    现在的执政思路，还是为大多数人牺牲少数人利益。比如，重庆“打黑”，有些人被冤枉，但执法部门不管不问，因为当地领导认为只要总体上“打黑”成功就可以。这是不讲程序、不讲法律，还是依靠政治运动的老办法来解决问题，不是通过制度设计解决问题。“打黑”确实好，但有些人由此受到伤害，即使是少数人，其利益也不能忽视。我们不能老牺牲少数派，不靠制度保障每个人的利益。试想，广大人民谁也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成为少数人，那时，他们喊冤就来不及了。
    迄今，需要回过头来保护每个人的利益，其实质就是取消特权。中国好像从来不提取消特权，因为特权享受者阻碍其特权的取缔。要是中国取消了特权，市场经济的前途将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