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危机

    近来甚嚣尘上的观点——横跨大西洋的欧美联盟要解体了是真的吗？
    几个月以前，大西洋那边好像确定无疑要解体了。欧洲人不仅对美国的政策而且对以布什总统为代表的美国人的性格讨厌的程度从来没有这么大，他们意见的从来没有这么一致。11月大选之前，英国议会的民调显示87%的议员会投票支持克里，在托利党中，只有2%表示高兴布什当选连任。大选之后，布鲁塞尔的法文报纸晚报（Le Soir）表达了欧洲精英代表性的反应，“不再是关于政策，而是一个狂热情绪问题”，该文继续说美国人“麻木不仁，被令人厌恶的经济金融利益集团所控制，盲目相信武力，是宗教极端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宣传的混合体。”
    可以肯定的是，这次欧洲人讨厌美国的大爆发是有很深的根源的。特定时代的读者也许记得1957年在英国发起的核裁军运动示威，七十年代风靡欧洲的抗议越南战争的游行，或者八十年代早期关于欧洲部署潘兴2号导弹（Pershing-2 missiles）的歇斯底里大发作。自从冷战结束后，辩论已经发生转变。今天，很可能听见人们用无可奈何的语气表达他们的困惑、恼怒。欧洲和美国在许多方面太不一样了，怎么能继续保持以前的利益联盟呢。
    “美国优先考虑的是传统的权力政治。”我又在引用《晚报》（Le Soir）了，“欧盟则常常探索依靠法律进行管理的世界。”除了政治以外，在经济问题上也有不同：欧洲人不大相信市场更喜欢政府干预来确保生活水平和收入相对平等，美国人却不怎么喜欢福利社会，更愿意激烈的竞争。（英国卫报说只有欧洲能提供美国式经济野兽主义的切实可行的对应模式。）更重要的也许是，欧洲人自认为是有启蒙思想的世俗主义者，美国人则是无可救药的愚昧无知的教徒---像布什一样可怕，正如伦敦观察家报说的布什“是上帝的总统”。
    然而，布什当选连任不久，欧洲就对自身想法产生了困惑，虽然他们并不总是表示出来。
    这个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的唯一最有影响力的是在11月2日大选当天发生的事。提奥•凡•高（Theo van Gogh）这个堂吉诃德式煽动者刚刚完成一个关于妇女在伊斯兰教义下被虐待的电影短片“屈服”光天化日之下在阿姆斯特丹被残忍谋杀。这部电影让26岁的摩洛哥裔穆斯林荷兰人Mohammed Bouyeri怒火中烧他骑车上班时伏击这个电影制片人，用切肉刀把他的喉管割到脊椎骨，然后用匕首刺向他的胸膛上面还绑着一封信威胁说如果侮辱或诽谤伊斯兰也是同样下场。恐吓信上提到的名字仍然在藏匿中。
    给这个恐怖事件添上讽刺色彩的是，两年前，同样是Mohammed Bouyeri用完美的荷兰语表达了无可挑剔的宽容和自由思想，被媒体作为专题播放是荷兰的官方多元文化主义的成功的耀眼的典型。现在他和摩洛哥伊斯兰极端分子的交往也被调查出来，持续的调查显示更大的网络包括在比利时和其他国家的联系都表明他不是孤立的。人们开始说整个西欧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正如英国内务部大臣戴维•布朗奇（David Blunkett）在英国广播公司（BBC television）上警告“基地组织已经来到我们家门口，威胁我们的生活。”
    这样的情绪标志着欧洲人对待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在态度上发生明显转变。在此之前，许多欧洲人嘲笑美国人的草木皆兵，或者相信只要和华盛顿保持距离，他们就可以避免同样的威胁。因此，2004年3月在西班牙火车站发生的伊斯兰炸弹袭击并没有解决问题。西班牙人没有反思他们在反恐问题上做出的努力是否值得，相反，立即把带领西班牙参加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的总理赶下台。Polly Toynbee在卫报上撰文把布莱尔称作美国的走狗，嘲弄“五角大楼关于全球反恐的荒谬绝伦，反恐战争的原因和对策等。”
    提奥•凡•高被谋杀后仍然能听到这方面的议论。人们能感觉到变化，突然这个思想一下子消失了。正如David Pryce-Jones在2004年12月评论中指出的那样，欧洲在伊斯兰威胁问题上被一种“同伴旅行”心态“fellow traveling” mentality所控制，现在普遍认为正如西班牙人试图做的那样，通过和华盛顿保持距离无法逃脱这个威胁。人们只有打败恐怖分子才能彻底摆脱恐怖威胁。
    当然，认识到现实是一回事，为现实采取行动是另一回事。在接下来的几周中，欧洲各国政府迅速行动起来增加警察数目，改善情报工作效率，加强边界合作力度，开始面对让数百万穆斯林移民生存给本国经济带来的困难。突然之间，可敬的甚至主流意识形态都开始讨论身份证，移民控制，要求伊玛目（imams）用当地语言传教的法律，以及需要认真处理“消极宽容”的信念。一个荷兰政客公开谴责本国长期以来推行的这个信念是绝对愚蠢的。根据这个信念，任何新来者都受欢迎，没有任何形式的公民要求与条件，来着不拒，皆大欢喜。
    是越过了红线，还是在遇到间歇性的果断决心时，暂时的恐惧发展为呆滞和迁就？现在回答还为时尚早，但是既然认定欧洲的恐怖主义不是华盛顿的问题，欧洲人就不能指望华盛顿为他们解决问题，如果生活中确实有肯定无疑的事情的话，现实确实强行进入，但不是上次。
    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恐怖主义也决不是欧洲普遍安全面临的唯一问题，欧洲人得独自处理。现在的欧盟拥有25个成员国（还有15个希望加入）面临特别的战略挑战。如今和欧盟的新成员接壤的国家有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俄国。如果土耳其加入，欧洲将包括它和另一个亚洲国家塞浦路斯，出于自己的意愿，欧盟和格鲁吉亚，阿美尼亚，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接壤。
    简而言之，新的欧盟在地缘政治危险的战场上驻足。同时，欧盟缺乏物质和外交手段强有力地、步调一致地共同对付这个危险。在去年11月12月乌克兰自由危机问题上，正如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r Kwasniewski）和团结工会英雄瓦文萨(Lech Walesa)往基辅去的路上，正如法国评论家敏锐指出的，法国政府的立场是“尴尬的”。英国专栏作家菲利浦•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在金融时报上说“很可能不是意外，法国的希拉克和德国的施罗德不失时机对乌克兰的橘子革命保持沉默”，这个事件对他们及对整个欧盟都有深远的影响，比美国在伊拉克做的或不做的事情的影响更大。
    确定无疑的事实是欧洲享用了50年的和平安全，由于美国人的威慑力量使得欧洲人免除自我保卫免受苏联进攻的需要。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但是欧洲人现在才开始明白没有美国保护意味着什么。凡高被谋杀后，法国左派报纸“自由”哀叹“欧洲没有能力在自己的领土上确保自己公民和居民的安全与自由流动，确保他们实施思想和言论自由。”也许可以再加上一句，欧洲也没有能力确保领土免受外来威胁。
    不幸的是，许多欧洲人仍然陷于旧思想不能自拔。最近一期金融时报的社论标题就是很好的例子：“伊朗的威慑：只有美国能对付德黑兰的核问题”真是这样的吗？难道伊朗和欧洲关系不是比和美国关系更亲密吗？难道欧洲人不是正在推行自己的伊朗核问题vis-E0-vis策略，不管正确与否，将美国排除在外了吗？
    但是还有更多其他令人振奋的信号。正如恐怖主义不再是美国无能的副产品，慢慢地成为欧洲人的问题一样，欧洲人已经开始考虑自我保护的问题了。欧盟现役军人的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欧盟还开始了自己的安全项目，虽然目前还是微不足道的。有大约7000名欧盟维和士兵开赴波黑，一旦接到通知可以在十天之内组成的1500人的快速反应部队也在筹备中。
    如果说这些数量不怎么引人注目，部分原因可能是欧洲人自己没有就他们是否真的需要一个单独的安全机构达成一致。比如，北约秘书长夏侯雅伯（Jaap de Hoop Scheffer）认为“没有必要彻底改造轮子”。欧洲人也未必愿意支付这个负担。现在，法国每年花在国防上的开支是450亿美元，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多（英国次之）25个所有欧盟成员国防开支加起来是2080亿美元。美国一个国家每年的开支是4050亿美元。
    也许我应该辨证地说，但这里是华盛顿发挥帮助作用的地方，虽然可能是非故意的。坦白的说，欧洲的安全不再是美国安全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虽然和当美国人的价值观和同情心最终还有利益密切相关，但是用冷冰冰的战略术语来说，在苏联解体，美国本土拥有攻击世界上任何目标的能力的情况下，位于华盛顿东边相距8到9小时飞行距离的地方发生的事情的细节可能更多的是欧洲人的关心而不是美国人的关心。如果我们某个早上醒来得知欧盟位于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办公大楼被摧毁了，我们当然感到震惊，但是我们决不会感到自己遭受直接的威胁。
    对于这个现实，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可能最终认识到。
    安全问题如此，经济问题也一样。在2001年里斯本，欧盟制订了2010年的目标“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对具活力的知识型经济体。”最近，这个项目被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Romano Prodi）本人贴上“大失败”的标签。
    离目标日期2010年还有5年时间，现实让人泄气。2004年早期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说“欧元区”该年的成长将是美国和日本的一半。在过去的三年中，欧元区的累积增长只有3%，而美国是5.5%，英国是6%。事实比布朗的预言糟糕得多。数据显示2004年第3季度德国和法国的增长率只有0.1%。
    和欧洲福利制度密切相关的结构性失业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在法国，失业率是10%，在比利时，相对繁荣的佛兰芒语区是9%，法语区Wallonia是19%，首都布鲁塞尔达到惊人的22%。在德国，一个失业一年以上者可以得到他从前工作时一半的纯收入，而且没有时间限制，这已经造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制度打击人们找工作的积极性。
    而且，尽管失业普遍，单单满足现存的工作就需要每年引入150万移民。如果让欧洲工人参与率达到美国的水平就需要增加170万工作岗位。如果没有这些移民，让谁来从事这些工作？
    人口出生率水平让未来前景更加黯淡。在美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是2.06个孩子，刚刚超过置换率的要求，在25个国家的欧盟，妇女平均生育率是1.46个孩子，意味着人口萎缩，未来需要更多的移民，而且随着人均寿命的增加，年轻人赡养老人的负担将增加。
    2004年10月在北京访问时，希拉克建议他的国家和欧洲通过和新兴的超级大国中国建立特别的关系能够摆脱内部改革的需要。不管中国的崛起是不是不可避免的，我已经表明了我的怀疑---不可否认中国确实在发展，但是中国是怎样发展的呢？不是通过购买法国的粮食，订购法国漂亮的高速火车（生产商已经破产），或者购买法国的武器。中国像印度或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是通过出售产品发展起来的。
    出口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20%，甚至它的亚洲邻国都对北京“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大军造成的非常低廉的价格头疼不已。美国经济骄人的进步已经被亚洲的出口牺牲，尤其是中国，美国比欧洲有更好的条件迎接这个挑战。巴黎长期以来追求的和中国建立特殊关系并不能挽救欧洲制造业。
    如果按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更大的可能性是欧洲制造业彻底被毁掉。硝烟散去，我们可能看到一个更加富裕的亚洲，伤痕累累却还能站起来的美国，和像西班牙帝国成为废墟一样的欧洲。
    不管美国的罪恶是什么，摧毁欧洲的经济不是其中之一。但是谴责美国资本主义仍然在欧洲盛行。认真考虑亚洲经济崛起对欧洲带来的巨大挑战的欧洲人还没有出现。与此同时，影响已经像巨浪排向欧洲。
    到那时欧洲经济还有希望吗？我的回答是，没有，虽然可能让人吃惊。欧洲现在仍然出售大量资源和人力，企图改革内部问题和错误就会失败不是一个预料之中的必然结局。
    欧洲在事关经济发展的很多领域都领先于美国。它有更大的集合经济，更多的出口（欧盟出口1,4300亿美元，美国9860亿美元）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国民教育程度更高。在最近的一次数学成就国际研究中发现，香港第一，芬兰第二，荷兰第四，日本第六，加拿大第七，比利时第八，法国第16，德国第19，波兰第24，美国第28。数学当然是未来科技发展的最基本的因素，在这个领域，欧洲人远远超过我们。
    
    
    
    
    而且，如果欧洲要得到安全，就需要改革它的经济以支撑军事发展。到现在为止，对持续低迷的经济抱有机会主义和满足一直是主流，但是有些有识之士开始考虑如何改变这一切，首先就是要承认日益临近的危机的严重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在一个权威的但是很少被人关注的报告里坦率指出“我们正在处于只能导致衰退的过程中，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无所作为，再过十多年将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落入无可救药的境地。”但是本来不必要如此的。欧洲的现存问题有可追寻的原因，如果对症下药，情况是可以改善的。
    在法国，前财政部长萨尔科齐（Nicolas Sarkozy）和劳工部长让•路易-波尔卢（Jean-Louis Borloo）发表了报告估计通过拆除商业准入壁垒，法国可以创造出100万个就业机会。荷兰前首相维姆•科克（Wim Kok）认为欧盟的根本问题是“缺乏献身精神和政治意志”，这个问题表现在欧盟核心成员国法国和德国对旨在减少赤字保持欧洲财政政策一致的稳定和合作协议长期的嘲弄。甚至亚洲的竞争也在其议程上。三月份，欧洲高峰会将讨论如何提升欧洲经济的竞争力同时不损害“建立在劳资双方妥协，团结基础上的欧洲模式”。
    对这样蜻蜓点水式的小打小闹感到开心是很容易的，对现在的欧盟感到开心是容易的，看一看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宏伟壮丽然而并不出色的建筑，它的可耻的限产超雇和奢华的娱乐和会议预算，加上欧盟政治上的不幸，军事上的软弱，像书本一样长的宪法，长期以来本能反应式地跨过大西洋对美国指指点点却对俄国，中国，中东，以及内部竞相出现的民族主义和困难重重的经济视而不见。
    但是这样不屑一顾可能低估了欧洲建立自己身份的坚强决心。欧洲合并的工程不是在钢筋玻璃办公大楼里产生的。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形成，那时许多欧洲人明白他们需要合作，再经历一次更加灾难性的战争后这种愿望进一步更新加强。从那以后，不管多么缓慢，这个事业在前进，虽然航行已经太长了，太曲折了，代价太大了，以后可能更加如此，但是目的地样的东西还没有达到。
    问题是那时欧洲会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欧盟会成为在事关战争，和平，发展等问题上扮演积极角色的关键因素呢还是专注于自己内部事物，呆滞的，对外部事物来说可有可无的内敛角色呢？因为如果欧盟真正能够部分地成功实现计划中的融合，同时解决恼人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它的潜在力量就能迅速变成真正的力量。但是长期以来隐藏起来的问题依然存在：追求这样一种力量以便平衡和制约甚至超越美国真地符合欧洲的最大利益吗？正如法国人坚持认为的，当今欧洲好像朦胧中有共识的观点，难道不是争吵不休的夫妇重新发现共同的东西，实际上是欧洲从现在的危机中摆脱出来的一个前提。
    这里同样有些让人好奇的迹象。首先，就在对美国大选结果普遍感到惊恐的情况下，仍然有些欧洲人看法不一样。他们看到了欧洲人应该吸取的教训的正面意义。在１１月中旬，法国知名专栏作家Ivan Rioufol建议布什当选连任不应该被看作集体疯狂而是多数美国人要求他们的自由派精英回到主流，这个要求是可以理解的和合适的。他接着说：布什成功领导的“保守主义革命”已经有媒体的预言很可能在法国重演。事实上美国人的灵感，价值观，宗教信仰，安全观并不是他们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专有的。法国的政治文本就像美国左派一样只不过蹩脚地反映了其国民的成见而已。
    谁知道呢？简而言之，如果法国被一个具有国际眼光的罗纳德•里根而不是被像希拉克这样的心胸狭窄的民族主义者领导，欧盟将走向哪里？
    欧洲人的价值观讲得很多，他们和低劣的美国人如何不同。但是在实际上我们在欧洲日常看到的是成员国一连串思想狭隘的尝试利用欧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整体上坚持无限期推迟恼人的大陆问题。这些绝不能构成道德罗盘，更不用说前进的方向。
    当今西欧首都好像不能把握世界在朝向经济和政治自由理想的走向。中欧和东欧在这点上远远走在前头。而且随着欧盟的迅速扩张变得清楚了，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老欧洲”和“新欧洲”意识形态上的差异的出现。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强调了差异。新欧洲马上抓住了它的意义，而老欧洲陷入沉默。正如卫报读者来信写的“很明显只需要俄国的几声狂吠就可以让西欧放弃在其东部边界上对人权事业的所有支持。”人们或许可以加上一句只需要北京的一声狂吠就可以让西欧对中国行动的抗议沉默下来，同样的行动如果由白人哪怕更加温柔地推行肯定会被贴上战争罪行的标签。
    西欧倡导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的高贵价值观在西欧已经声名狼藉，虽然它们当然应该成为欧盟失去的意识形态的粘合剂。最近我和日本大使就两国同盟的细节进行了畅谈。在我们分别时他伸手握别说“亚瑟，还有一件事。这和我们谈论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是关于自由的。”我很容易想象到类似的话可能从一个波兰或拉托维亚或捷克外交官口中说出，但是能从一个法国，德国或意大利外交官口中说出吗？　
    在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大选后，一个德国专栏作家写到“如果有个人能让欧洲人感觉到自己是真正的欧洲人，他不是法国总统希拉克也不是德国总理施罗德，而是布什。”他不是在赞美美国总统，但是他的话确实包含他自己未必意识到的意义。有些欧洲人有选择地忘记是他们首先启蒙了世人，不过是美国人仍然记得并尽力实施这些理想。在草根阶层欧美两地的人民并没有天壤之别：最近进行的一个调查显示针对美欧是否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保证他们在国际问题上合作的问题７０％的美国人回答是，６０％的欧洲人回答是。两边都有６０％的人相信北约对他们的安全很重要。
    边界人潮涌动，成员国持续增加，恐怖主义加剧，华盛顿越来越疏远，欧洲面临充分发挥其潜能的压力是二战结束以来空前巨大的。历史学家们没有权利乐观，但是我进行调查时发现的事情和表现出来的态度确实至少在我看来，是相互重新发现和合作的基础，虽然需要重新定义步骤手段。如果布什证明是这个世界变革的催化剂将是历史的绝妙讽刺。
    作者简介：亚瑟•沃尔顿是宾州大学国际关系学Lauder教授。２００４年下半年在比利时Leuven天主教大学作为历史学访问教授。
    译自：“Europe’s Crisis”by Arthur Waldron
    http://www.commentarymagazine.com/article.asp?aid=11902050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