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改革还远没有完成，未来依然要摸着石头过河

    
    
    凤凰网财经讯（杨芳）“我们的改革一定是渐进的，一定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谈到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经验时对凤凰网财经表示。
    改革开放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姚洋认为有三大经验值得借鉴，包括务实主义、赋予地方积极性以及开放的讨论。谈及未来改革的重点和方向，姚洋认为，国企和地方政府融资相关改革必须要加快。
    在改革开放历程中，被誉为“高层智囊”国发院教师团队频频被中南海问策，在国企改革、电信改革、股市治理、新农村建设、土地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等诸多领域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一些政策建议更是直接被政府所采纳。而最近的一次讨论则是关于民企企业融资难问题引发了舆论关注和推动了相关政策制定。
    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姚洋认为，国发院的使命是“用学术改变中国。”
    谈到中国经济，姚洋说到：“我对中国经济不太担心，我们的体量够大，能够保持这个增速是非常不错了。”
    过去40年，改革开放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国企改革和民企经营问题该如何破局？被誉为高层智囊的国发院教师团队如何问策中南海？作为国发院的第三任院长姚洋近日独家向凤凰网财经讲述改革开放经验、国企民企发展问题以及国发院发展历程等。
    摸着石头过河最重要
    改革开放40年，如果要提一个改革开放的标志性语言，许多人会说“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原是一句民间歇后语，完整地说是“摸着石头过河——踩稳一步，再迈一步”或者“摸着石头过河——求稳当”。
    “摸着石头过河”看似一个简单的民间谚语，但运用在改革上，却需要极大的魄力。行之愈远，路之愈艰；行之愈深，路之愈险。
    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塑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经济整体实现了平稳高速增长、经济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中国金融越来越开放，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中国不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权，中国从改革开放前一个贫穷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改革开放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姚洋用了“摸着石头过河”形容改革开放，认为这是改革开放最大的特点。谈到过去的成功经验，他认为有三大因素，包括务实主义、给地方更多主动权和开放讨论。
    “我研究一点中国的传统哲学，我觉得邓小平深刻领悟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所以当他有机会领导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就找准了我们民族性格里头最根本的东西，那就是务实主义。至少我个人是这么看的。务实主义很大一方面就是承认我们知识的局限性。改革一定要渐进，一定要摸着石头过河，”姚洋说。
    “回顾一下我们改革开放，凡是我们改的比较成功的，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我们基层的创新。只有比较少的是外力推动，比方加入世贸组织。”姚洋说道：“所以给地方积极性很重要。”
    姚洋举了农村改革的例子，“农村改革的时间实际上比小岗村还早，四川和安徽很早就有了这样的划成小组，或者包产到户的做法。当时改革派里最坚定的代表人物比如杜润生老先生对包产都是有疑问的，有一段时间，他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他认为包产到组可以，包产到户就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为什么后来责任制成功了？因为允许大家去试，最终试成功了。”
    姚洋还谈到1990年代的第一轮国企改革，“短短的20年时间，我们好像忘记了曾经做过一次非常重大的国有企业改革。当时几乎80%的企业都进行了改革，为什么那时成功了？因为放手让地方去干。”
    上一轮国企改革有两个标准性的城市顺德和诸城，比如顺德的美的推行员工持股，最终成功香港上市，此后让持有者持大股，成功回归A股。“90年代末，我去了一趟顺德，我对经委主任说，‘你这样的国有企业改革放在北方叫国有资产流失，要犯政治错误’。他说，搞改革才是止血工程。当时，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在亏损，改革确实是一个止血止损的工程。”
    姚洋说到，也就是由于地方先试点，逐渐有了成效，很快到了1995年，有了“抓大放小”的政策，国有企业改革才推向了新的高度。
    1998年，虽然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讨论越来越多，朱镕基说“我们暂不讨论，我们先做”。“如果没有90年代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可能有2001-2010年那么好的增长业绩。整个1990年代国有企业是全面亏损，正因为有了这一轮改革，国有企业才能在新的时期里抓住了入世的机遇，国有企业才可能发展壮大，整个经济才可能发展壮大，”姚洋说道。
    姚洋还强调，“没有开放的讨论，不可能有正确的政策。”
    国发院就是一个例子，作为中宣部第一批25个重点智库之一，国发院参与了一些政策的讨论。“我们能够真正影响政策的，做的最好的，还是参与公开的讨论，”姚洋说到，“比方说20年前，我们讨论电信改革，那时候周其仁的老师非常激进，他说应该数网竞争，这在当时不可想象的，但是最后他的观点成了工信部改革的方案。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参与，没有这样公开的讨论，如果光凭周老师一个报告递到了李毅中部长手里，肯定达不到效果。这种公开讨论是让一个学者的观点变成国家的政策。”
    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不会有大问题
    “我对中国经济一点都不担心，”姚洋肯定地说道。
    从10%以上经济增速再到6%、7%左右的经济增速，未来中低增速增长或将成为常态，市场上开始担忧未来的中国经济。姚洋认为，中国经济体量很大，国土面积相当于欧洲，人口是欧洲的2.5倍，是美国的4倍多。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是很难的。
    姚洋提到，十年前世界五百强，中国只有35家，现在我们有120家，美国126家，发展已经非常迅猛了。“中国经济问题是大而不强，但要又大又强，那其他国家怎么活？全世界经济都在减速，中国还继续维持8%，怎么可能？”
    姚洋认为，对于过度关注“L型、三期叠加”的负面效应是不对的，过度宣传这种悲观情绪是有问题的。如果中国经济有问题，那全世界其他国家就可以说水深火热了。
    不过，姚洋提到，虽然中国经济没有问题，但需要关注改革的问题。他建议，加快国企改革和地方融资改革问题。
    “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是资金的浪费。180万亿的负债总额，企业大概占60%，国企大概占60%左右，剩下的是政府负债和居民负债。新增企业贷款，60%给了国有企业。但国企的利润率远低于民企。其中，很多企业资产是假资产，审计的时候并未发现。这背后是经营机制问题，所以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姚洋说道。
    2015年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其中去杠杆是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中之重。2017年金融去杠杆大力推进，高层多次强调把国企降杠杆作为“去杠杆”的重中之重。“原本我们是想去国企的杠杆，结果是去了民企的杠杆。十八届三中全会说得很清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不是管资产、管企业而是管资本，大方向是对的，”姚洋说道。
    那么，混合所有制应该怎么改？姚洋认为，民营资本不一定要控股，但一定要有说话的权利，同时要放手让地方去做。
    “1990年代国有企业能够成功，因为胆子大。这一轮的国企改革很多地方畏手畏脚，不敢干。政策没有给予足够的空间。要允许容错机制，如果因为改革，最终背上了国资流失的罪名，谁也不想冒险。”
    姚洋多次呼吁，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时候，千万不要搞成逆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把民企都改没了。如果搞混改的目的是让国企去把民营企业给吃掉，特别是国企趁着民企最困难的时候乘虚而入就非常不好。发展多年的民企，可能最后以极低的价格，几乎就是白送给了国企，国企当然很高兴，这不是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初衷，不是要把民营企业给改掉，而是应该让民营企业加入国企，改善国企的经营机制。
    北大国发院志在用学术改变中国
    1994年，林毅夫等六位海归经济学博士回国创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此后越来越多经济学者加入，这个机构日益扩大，2008年改名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简称北大国发院）。
    国发院拥有众多国内知名学者，除林毅夫、海闻、易纲、张维迎等创始人之外，还包括周其仁、宋国青、曾毅、闵维方、姚洋、黄益平等著名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教育经济学和人口学方面的知名学者。
    在改革开放历程中，被誉为“高层智囊”国发院教师团队频频被中南海问策，在国企改革、电信改革、股市治理、新农村建设、土地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等诸多领域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一些政策建议更是直接被政府所采纳。
    姚洋说道，国发院绝大多数通过公开讨论影响政策，直接影响政策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姚洋讲述到，林毅夫教授当年给中央写报告，提到了新农村建设，最终落实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16年，姚洋在李克强总理经济座谈会上提出债转股，后来中央出台了系列债转股的政策。
    姚洋还回忆了早期周其仁参与的电信改革过程，“周其仁教授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国家的政策。最初，他主要争论的对象是工信部，时任工信部部长李毅中非常开明，还把他请去聊了这个话题。”
    姚洋还提及当年“老鼠仓”的问题，“时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想改革股市，吴敬琏先生也有此意，因此就提出中国股市是赌场，这在舆论上对周小川的改革有帮助，但还需要学术界的认同。在资本市场，在学术界，大家非常尊重宋国青老师，因此他的态度就非常关键。宋国青老师对老鼠仓早就看不下去了，主动提出说国发院要开会讨论一下，把很多利益集团吓坏了，当时有人说花200万买他的人头。那次会议在二教最大的一间教室，地上都坐满了人。宋国青老师坚持出席并发言。开完会后，风气就转了，这对周小川整顿股市起了非常大的支持作用。”
    最近一次国发院关于“民营企业”的讨论对舆论也起到了引领作用，对政策出台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姚洋等经济学家、企业家在9月中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中国：改革新征程 开放新境界”上呼吁关注“民企经营”问题。此后，国发院又专门召开了关于“民营经济”的论坛，引起巨大反响。
    “事实上，今年7月，我就觉得民企问题非常严峻，找了一些媒体做采访，但没有一家敢登出去，当时政策还不明朗。直到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后，一切才有了转机，”姚洋说道。
    “目前，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资金问题出台的措施是及时的，要给民企喘气的时间，度过暂时的资本难关。长期来看，还是应该给予民企更多融资手段，仅仅依靠银行贷款是不够的，银行也会出于风险考虑不放贷款，可以让民企在地方发债，发放企业债券，扩大融资途径，”姚洋说道。
    姚洋认为，北大国发院的使命是“用学术改变中国。”他提到，希望通过更多公开的讨论影响国策。“管理国发院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我就是搭一个台子，要吸引更多人到这个院子里来，”姚洋说道。不过，姚洋也是实用主义者，他提到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所以，他非常重视学院的收入、筹资和财务状况问题。
    “未来，希望北大国发院能够再上一个台阶，扩大国际影响力。我们在考虑能否形成一个学校智库联盟，然后代表亚洲去世界性会议平台发声。希望十年到二十年时间，北大国发院能够成为和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齐名的集教学、科研和智库为一体的综合性学院，”姚洋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