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鑫：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应对之策

    
    
    一、分析判断经济形势要侧重于“势”
    在分析判断“形势”时，很多人讲“形”的多，讲“势”时缺乏基于深刻分析的判断。实际上，“势”是我们力量聚集的方向，也是分析下一步形势发展的方向。《孙子兵法》讲的是“善战者，只求于势”，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如果能察到势，还能驾驭这个势，就能获得胜利。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判断形势。
    第一，既要看数字，更要看内涵。现在很多分析中国经济形势的文章，往往引用很多数据，大家也更关注数据。实际上，现在应该更关心数据背后的内涵和实质。
    2018年中国GDP同比增长了6.6%，和以前比有所回落。金融危机以前，中国经济动辄都在10%左右的增长。而最近几年经济增速在6%到7%之间，特别是2019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只有6.4%，比2018年同期下降了0.2个百分点。尽管这个数字在我们的预期范围之内，但大家好像都觉得增长率还是有点低。这个数据所反映的内涵是，我们目前处在一个更高基础、更高体量上的增长，特别是更高质量的增长。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形势，就会比较客观一些。2018年中国GDP总量是13.6万亿美元，新增量为1.36万亿美元，增量约等于2017年澳大利亚全国的经济总量。更为关键的是，我们提出高质量发展之后，整个经济的内涵 在发生变化，经济增长具有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含金量。
    第二，要看局部，也要看整体。我们现在讲中国特色，一定不要忘了中国是个大国的基本国情，这决定了中国所走的道路不可能和别的国家一样。现在研究发展房地产模式时，一些思路和观点往往是套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和情况，比如新加坡、中国香港、瑞典等。中国和它们的情况并不一样，国力也不一样，不能不考虑国情的差异。现在中国有些省份实际上已经和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的体量差不多了。比如，2018年广东省GDP总量为9.73万亿元，已经超过西班牙和澳大利亚。广东一省的GDP拿到世界上都可以排到第13位。中国是个典型的大国经济，地区情况不一样，行业情况也不一样，其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局部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大盘总体是稳的。比如我们讲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如果这些地区稳定住了，那么中国经济也基本就稳住了。
    第三，看现状，更要看趋势。目前中国经济的趋势是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增长阶段的转变，这是一个重大判断，就是要以中国的经济符合不符合高质量发展这把尺子来进行判断，而不是只看一个简单的数字。只要方向是明确的，趋势上就是有希望的。以深圳为例，2008年深圳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困难，但是它加快转型，创新驱动增强。2018年深圳的GDP增长了7.6%，在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中增速最快，经济总量突破2.4万亿元，首次超过香港。深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超过了9100亿元，每平方公里税收产出达到4亿元，居全国大中城市之首；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突破了9100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和先进高技术制造业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占比，分别达到72.1%和67.3%。与此同时，有些地方的数字看着很风光，指标也很先进，但如果不重视高质量发展，肯定会在未来的发展中出现矛盾和问题。
    二、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具体分析
    第一，总体经济形势是稳定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再看2019年一季度的数据，就会发现这个增长还是比较不错的。GDP同比增速6.4%，符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增长6%-6.5%的目标。后两年只要保持在6.2%左右，就可以完成十八大、十九大提出的战略目标。2019年一季度的调查失业率为5.2%；4月份有所好转，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低于5.5%的预期目标。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8%，4月份这个数字达到2.5%。一季度外汇储备余额保持在3.1万亿美元。总的来看，目前的经济形势还是稳的。
    第二，稳的态势在承压，变的因素在增多。
    现在的经济形势更准确的描述，应当是“稳的态势在承压，变的因素在增多”。那么应对的对策，就要更加周全。
    今年1月21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的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总理在今年3月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思危方能居安”。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外部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的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因素，但更多的是结构性、体制性的，必须保持定力、增加耐力，勇于攻坚克难”。
    国际上看，我们面临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既有变，又有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的决策，要研究变了什么，机遇在哪里。
    首先，中美关系出现了大的变化。特朗普在上台后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美国对中国战略定位的转变，实际上是从2018年的一系列变化而来的。1918年，美国提出了威尔逊主义，除在1929年前后的大萧条时期有一段时间没有采用之外，美国对外战略实际上都是一贯的。明确讲是三个理念：美国责任、自由主义、多边主义。在这些理念的主导下，二战之后形成了现在的联合国，也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现在美国发生变化了，从“美国责任”变成了“美国优先”，从自由主义转向进攻型的保护主义，从多边主义转向单边主义。实际上，美国这种对外战略的转向也是百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它是国内政治经济结构深刻变化的产物，绝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这种变革不仅是美国自身的变革，这是和中国的崛起相叠加，形成了这种全球治理理念的不同。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18年全球的国内生产总值是84.74万亿美元，总人口接近75亿（74.96亿），全球人均GDP是11305美元。其中美国的GDP是20.49万亿美元，占到全球总量的24.2%，中国已经达到了13.41万亿美元，也就是占全球的15.8%。中美两国已经占到了全球GDP总量的40%。还有欧盟占到18.75%，三者之和基本占到了全球总量的60%。所以，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本身的经济体量，而在于中国的经济体量还要往上走。
    世界上这几百年的变化，欧洲的荷兰、西班牙，这是百万级人口的国家；再后来是英、法，是千万级人口的国家；再后来是美国和日本，它们是上亿人口以上的级别。而中国恰恰是一个超过13亿人口的国家，它的崛起显然和过去这些国家的分量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自然会引起美国的警惕，开始提出“美国优先”的理念。
    有些学者说中国的GDP总量差得不远了，但人均还差得很远。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9608美元，这才是我们增长的潜力所在。中国经济要达到全球人均GDP11305美元的水平，需要我们挖掘多大的潜力来发展经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思路一定要清晰。
    现在，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基辛格博士说中美关系“再不会回到从前”，不要认为这只是一句简单的话，这是他的一个战略判断。当然中美之间的博弈不仅限于经贸领域，在政治、军事、外交、科技、人文领域的摩擦必然成为常态化的。中国关键是把自己这篇文章作好，“以内稳来预备外变”。
    美国进攻型的保护主义不可小觑。比如，现在它对我国科技的遏制是轮番登场。美国宣称核心技术是阻止中国崛起的最优堡垒，去年已经把44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控制清单，制裁了中兴、晋华，还在全球范围内打压华为，包括推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等立法改革。美国出台了《国防授权法案》、《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出口管制改革法案》，而且从三位一体的法律制度列举了飞机、计算机、半导体、生物等27个行业的投资前审查要求（CIFIUS）。这是从去年就开始的，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一段时期。
    又比如说，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大家知道5G技术实际上是发展物联网的基础，我们从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再到智能化，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代表技术。比如机械化是蒸汽机，自动化应该是数字控制，信息化是计算机和网络，而到了智能化的时代，代表技术很可能就是5G。整个5G技术将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科技，进而改变我们的社会。3G的速率等于4条跑道，4G是40条跑道，5G则相当于400条跑道，时延从300毫秒缩减到1毫秒。这样的速度可以让无人驾驶、远程手术等一系列先进技术都能够更好地实现。在这种情况下，谁占据了5G，谁就占据了信息技术的高峰。看到华为的发展，美国马上联手其他国家启动“五眼联盟”。目前，华为持有36%的5G技术专利，包括高通和英特尔公司在内的美国公司，只有14%的专利。中国的5G基站现在已经有35万个，是美国的2.3倍。而且中国5G技术的价格又远远低于美国，所以特朗普表示“要打一场5G的战争”。
    三、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首先全球经济发展减速，其次，国际规则面临着重构。第三是地缘风险有增无减。
    第二个问题，美方的遏制和打压成为我国最大的外部险风。中美之间不可能再回到那种合作与竞争并存，合作先于竞争的关系。今后中美在经贸方面边打边谈、打打停停，可能会是家常便饭。对此一定要有预判。
    第三个问题，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受到外部的限制。这种限制可能会影响到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我们要不唯书、不唯上、不唯西，也不能唯网，网上有些东西并不是真实情况的反映。实际上，我们还需要客观冷静地来分析中国当前在科技方面存在的问题。
    比如，2018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接近2万亿元，与GDP之比为2.18%。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位了，但实际上“十三五”规划的目标是要达到2.2%，目前并没有达到目标。况且，这2万亿元里真正用于基础研究的只有5.
        
    
    
    74%，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17%。华为2018年科研经费为1013亿元，占销售收入的14.1%。阿里巴巴达摩研究院研发经费也达到1000亿元。但是，大部分企业真正投入研发的是少而又少，不但少，还遇到很多部门之间的掣肘。在很多方面，我们人为地把这些可以利用的高效力量，变成了低效力量。
    又比如说，计算机行业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软件，在这方面我们下的工夫很不够。我们一年毕业800多万大学生，今年高校毕业生预计是824万。软件工程师现在缺口32万，而每年高校只能毕业3万人。美国在AI产业里的人才达到85万人，而我们只有5万人。而且调查发现，现在的科研经费下发之后分散得很厉害。很多企业都没有利润可以拿出来搞科研。
    我在一家汽车企业调研时厂长说，企业的汽车产品可以跟国外比较，但就是匹配性差一点，其中就有一个关键零部件做不了，要用德国公司的产品，这说明我们很多企业在关键的节点上还没有实现突破。
    第四个问题，内需放缓的势头不容忽视。2019年一季度汽车销售同比下降11.3%，4月份又下降了14.2%，石油及其制成品同比回落了2个百分点，而4月份又比上个月下降7个百分点。受需求影响，手机、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分别下降了14.7%，11%和8.7%。
    第五个问题，投资也在回落。我们要注意这种变的趋势可能带来的影响。2019年一季度的数据好些，4月份不是太好。
    第六个问题，企业面临经营比较困难的问题。实际上，企业面临的困难无非是这几条：原材料成本的上升，资金成本的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市场需求的下降。在我们调研走访的企业中，很多企业说尽管现在减税了，但是企业感觉不出来，并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企业占比又比上年同期多了1.4个百分点。
    第七个问题，就业的情况不容小视。2019年年初的调查失业率，1~2月份是5.3%，1~3月份是5.2%，4月份是5.0%。我们是从去年开始才有调查失业率这个项目的。2018年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4.9%。不要小看这0.1个点，对中国这样一个13.95亿的人口来说，这0.1就是一个大问题。
    四、短期应当关注的对策问题
    短期要有短期的政策，长期要有长期的政策。
    短期内，首先要关注农业问题。它是我们内稳的一个最关键的基础。中国的粮食播种面积如果按18亿亩算，加上复种指数，大约是22亿亩播种面积。
    现在来看，不但是粮食，中国的副食大量要用粮食和饲料维持。猪肉、牛肉和鸡肉都要靠饲料维持，而这些饲料很大一部分是从黄豆来的，用豆粕养猪、养鸡。中国每年需要的黄豆是1万多亿吨，国内黄豆的播种面积是1.17亿亩，产量约为1500万吨，居世界第四位。有报道称，目前国内意向种植增加了16.8%，估算增加了2000万亩，增加产量约为250万吨。但这和我们以往从美国进口的3286万吨相比，是远远不够的。
    粮食问题一定要引起我们重视，关键在于地不能减少。万物土中生，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无土栽培的时候。如果不保护好耕地，农业就不稳，对中国的经济将产生重大影响。粮食问题还牵扯到棉花、蔬菜、烟叶，又牵扯到油菜籽。2019年我国茶叶产量261万吨，大多都是结构调整的结果，其中包括扶贫措施。除了出口的39万吨，剩下的茶叶存量在国内就出现市场饱和。像这种情况，国家就要加以指导。
    第二个需要关注的是就业问题。我国每年就业都在1300万上下。但是，我国每年出生人口就是1650-1700万。一定要把目前的就业难点人群安排好。对外出口量下来后，原先在出口加工企业的就业者就会失业，对他们一定要作为重点人群来关心。
    另外一个是毕业的大学生。现在每年有七八百万的大学生毕业，就业压力非常大。特别是很多农村的孩子，就业是大问题。这些农村家庭为孩子念书贷了款，到就业的时候却没有工作，怎么办？中央提出“六稳”，第一就是稳就业。我们能不能对企业的用工提供优惠政策？现在很多工厂用机器人代替人工。我们一定要开辟新的路径去解决就业问题。
    第三，需要对遭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出口企业给予充分的关注。2019年4月份，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下降了2.7%。其中对美国、日本、欧洲、东盟、金砖国家的出口，分别下降16.8%、25.9%、17.3%、24.1%、16.3%。对以往进出口重点地区出现下降的这种趋势值得注意，我们需要对出口制定一些实际的政策。比如贷款的利息对出口企业是不是要适当降低？要有针对性的政策，而不是大水漫灌。
    第四，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比如利用外资。我们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计划推出《外商投资法》，现在可考虑以政府条例的东西先出来政策，以稳住外资。多少年来，我们在利用外资方面一直是发展中国家里最高的，排名世界第二。2018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到1310亿美元，但这几年的增长非常缓慢。稳定外资不仅是稳定资金的问题，实际上还会和抗击金融风险联系在一起。当前来看，是不是可以针对美国贸易出现的问题，先从农业、就业、出口、外资等重点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五、要坚定不移创新的目标
    在创新的问题上，企业不能着急，要有耐心，国家也要有耐心。不要一说创新，就期待在几天之内全都实现创新。一定要有长期的打算，包括暂时还要忍耐一段时间。比如韩国的三星，为了搞芯片付出多大的努力，当时美国、日本都在打压它，而现在它终于把芯片搞出来了。
    在能源安全方面，我们也应该加强科技创新。怎么样利用好中国丰富的能源，如何真正地推动能源安全往前走一步。中国原油需求量2018年70%是靠进口，能源安全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在农业、能源、科技方面都要有忧患意识。
    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意味着它的回旋余地也会很大。39个工业大类，525个小类，我们国家都是齐全的。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产业不行了，另外的产业还可以顶上来。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也一定要注意那些还没有强大起来的国外市场，否则强大的国内市场也建不起来的。我们不能够再封闭自己，必须走出去才能发展科技，增加出口，利用外资，使我们的经济发展产生一个良好的自我循环。
    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全球第一”，都是改革开放多少年来中国人民用汗水和资源换来的。但是，现在我们仍有很大一部分的关键东西要依靠国外的进口和合作。这一点就需要我们真正的励精图治，也需要万众一心。我们还要做好过点“紧日子”的准备，以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来源：中信基金会
    （朱之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