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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期间，全球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已过 130 万人，疫情带来的全球各国封城、封国，阻断人流物流，阻断交通运输（人类至今还没有疫苗和特效药，唯一的手段就是隔离），已经对全球经济带来了重创，其后果不仅可能全面超过 2008 年的金融危机，还有可能超过 1929 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
各国各地区的隔离阻断，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巨大冲击，停工停产导致链上企业原有的产品订单没有了，即使未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其原有的零部件供货也因为物流中断等原因消失了。一些地区的企业即便有复工复产的能力，也会因为没有订单、没有零部件供应而处在不得不停工的状态。面对一片狼藉的全球产业链，即使是最忠实的大规模生产时代的“水平分工”专家，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全球化的水平分工在这次疫情中为何如此脆弱，什么样的制造业系统才能让人类更好地抵御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化风险。
一、传统水平分工的全球产业链体系抗风险能力弱，需要调整。
近三十年，全球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西方发达国家把产成品和半成品、零部件、原材料的加工制造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利用资本和技术获取高额利润，形成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另一个是跨国公司按水平分工的理论把产业链中一些产成品和半成品的加工外包给全球加工质量好、效率高、成本低的企业，形成全球化的产业链分工。于是几十个国家、几百座城市、上千家企业可以共同生产一个产品，而跨国公司往往既不搞零部件、半成品制造，也不搞产成品的总装。他们抓住价值链上游的研发设计，下游的销售结款清算和售后服务，并通过控制生产性服务过程获取高额利润。这样的水平分工产业链体系，以市场化方式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了跨国公司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水平分工这一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一书中率先系统阐述的。这一理论体系影响了最近二十年世界制造业的发展，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水平分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产业链上各类企业不分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优势进行水平分工是十分合理的，有助于产品成本的降低。但是，实际上地球是圆的、世界不是始终那么平的，产业链条环节过多、运输距离过长，势必会造成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从而增加整个产业链断裂的风险。由于水平分工产业链的单纯逐利，导致链上每个环节都已经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把产业链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运转到了极致，所有链上成员都沾沾自喜于平稳运行时期的水平分工全球产业链的高效率，却很少考虑一旦发生全球性事件时这样极致运行的产业链蕴含着的巨大风险。诚然，一个局部性事件并不会全面影响原有产业链的平衡，如果一个地域生产企业停滞，产业链会自动到全球其它地方寻求替代。但是，一旦遇上人类社会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机，牵一发而动全身，就会打破紧绷的全球水平分工产业链平衡，信息阻断、物流停滞，让原来不同地域协同生产的优势瞬间转变为劣势，过大的物理距离把产业链分割得支离破碎，从而给全球制造业带来灾难性的倒退。
面对危机，我们应该从全球化发展的更合理的趋势来反思全球制造业这种生态十分脆弱的产业链水平分工。我们当然不能因为疫情就去搞民粹主义、搞每个国家或地区狭隘的自我独立、搞自主循环的封闭制造、搞逆全球化，这些都是愚蠢的行为。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不是风平浪静的，全球性大范围的产业链分布是不安全、不科学的，如何既能实现产业链全球化水平分工，又能避免各种不可控因素带来的产业链断裂风险呢？最合理的方法就是让这种产业分工能够在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
二、产业链集群所带来的产业垂直整合更有利于全球制造业的发展。
水平分工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制造时代的典型生产关系，是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链利益最大化的产物。产业链集群是数字时代的垂直整合型生产关系，是在一定地域内的全球化水平分工，是提高全球产业链抗风险能力的产物。也就是说，产业链集群依然要发挥全球化水平分工的特点，而不是由一个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地搞整个产业链体系；也不是一个地区自力更生、肉烂在锅里，让本地企业大包干儿、做整个产业链。产业链集群还是要让全球最优秀的企业分别来生产产业链上的零部件、半成品以及最后的产品集成总装等，产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参与国企业分享，每个集群内的企业虽然在某一个地域干活，但是利益是全球共享的。所以，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并不矛盾，而是逻辑合理的更深层次的全球化。产业链集群与传统的水平分工的区别在于，产业链上的企业不再是广泛分布在地球每一个角落，而是要选择合适的地区，在 1 小时到 3 小时车程半径内（50 公里 - 200 公里半径）形成整个上中下游 70% 以上的零部件、半成品的集群化生产基地。通过产业链集群最大限度降低运输成本，缩短物流时间，提高物流调度效率，最大程度地避免各种自然灾害、疫情灾难的冲击，通过集群化极大地强化了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
三、产业链集群的形成也是价值链重塑的过程，有利于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
产业链集群的形成过程中，还要注重产业整体价值链的重塑。所谓价值链包含了产业链制造系统的上游研发设计、品牌建设环节，和中游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第三方物流、仓储、产业互联网、产业链金融等等，还包含了产业链下游的消费清算、售后服务等环节，是产业链中的所有价值增值环节的集成。这些价值增值体系原本可以游离在世界各地，通过网络链接。但一旦产业链集群基地形成，营商环境良好，能够与当地产业链适配的价值链上的企业也会自然而然地集聚于此。
当一个制造业的产业链集群形成后，一些跨国公司为了节约时间和协同成本，就会将它的研发基地、零部件生产厂、整机装配厂转移到此处。如果该地区能够降低关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这些跨国公司甚至还会将销售清算企业也转移到这里来，其它服务贸易类、产业链金融类企业也会应运而来。产业链集群+价值链集群的双重集群更能有力抗击灾害和其它不确定性。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中国的产业调整，世界其它各国都可以因地制宜地采用。
产业链+价值链的集群，也为整个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奠定了基础。产业链与价值链上的每一个成员都更容易利用数字技术改变生产模式、协同模式和服务模式，从而为整个产业创造新的价值空间。比如挖掘机市场在徐州附近聚集，也会带来大量的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他们与挖掘机产业链融合，就会改变挖掘机产业的盈利模型，创造该产业大量新商业模式，这就是集群之后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能够为人类带来更多财富。
四、产业链集群所在地要由市场来配置，是企业的选择而不是行政官员的意图，应具备五个突出特点。
产业链集群会集聚在哪一个地区，不是地方政府的长官意愿，而是根据市场需要，既要考虑“销地产”、“产地销”的要求，又要考虑交通物流条件、地区开放程度、人才配置条件等问题。
产业链集群的“产地销”和“销地产”是两种不同的经济逻辑。“产地销”是以产业链集群地为核心，打造销往全球各地的区域产业链产品。这类产业链产品往往具有轻小、附加值高、对物流运输和距离不敏感等特点，可以在某一地点进行生产并出口全球，不用过多考虑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如集成电路、手机、电脑、软件产品、文化产品等。“产地销”的产品分发渠道主要是航空运输，也包括数字网络渠道。“销地产”是指聚集的产业链集群生产的终端产品主要用于本地销售，如汽车、挖掘机、推土机等重型产品。该类产业链聚集应该在计划的销售区域直接寻找一个合适的地点建立集群，从而大量减少物流运输成本、本地创新成本、售后服务成本等。
能够承载产业链集群的区域将来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是各个国家、各地政府应该重点考虑的方向。这样的区域（城市）应具备五个突出特点：
1.交通运输枢纽地；产业链集群需要便利的交通以降低物流成本、人员协同成本，所以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是形成全球化产业链集群的基本条件。
2.劳动力和人才的配置；一个地区在教育上的投入会在将来决定这里会形成什么样的产业链集群，百年树人，劳动力和人才配置是一座城市竞争力的根本体现，需要行政负责人具有长远眼光给予投入。
3.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由于产业链聚集依然是国际化的水平分工，因此需要聚集地具备支撑国际企业入驻的营商环境。
4.社会环境以及生态环境良好；产业链集群发展的人文需要也非常重要，良好的生态环境和高素质的社会环境，更有助于吸引全球产业链资源的聚集。
5.拥有生产成本优势：生产成本取决于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创新成本、税收成本等，一旦形成了产业链聚集，本地域的成本优势会更明显。在产业链聚集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是需要当地政府在各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以降低成本。
具备这五个基本特征的区域，需要系统地思考本地既有产业链的特点、周边其它产业链聚集区的分布等信息，从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创造尽可能垂直整合的产业链、价值链。在中国，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地域，已经基本具备了这五个基本特征，可以围绕国家的战略新兴产业大力布局相关产业链集群。其它地区也要努力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形成不同规模的产业链集群。
五、产业链集群的竞争归根结底是营商环境的竞争，中国要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创造适合产业链集群发展的营商环境。
产业链集群的竞争不能是靠行政权力“强扭的瓜”，而是应该由跨国公司、龙头企业和零部件企业自然选择市场资源配置而形成的，政府应该为此做好开明的配套服务。市场是决定资源配置的根本因素，国家间和企业间的竞争就在于市场资源配置的有利条件。这一规律适用于全世界各个国家，也是世界产业发展的大趋势。这次疫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的严重破坏，使大家发现了我们原本的全球化模式在太平时期没能暴露出来的短板和薄弱环节，中国及世界各国都应该对“世界是平的”思想影响的全球产业化方式进行重新思考并做出调整。但是，重新调整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也不可以直接进行强硬调整，推行逆全球化，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错误行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辩证式地螺旋上升，而不是 180 度大转弯。
所以在疫情稳定的地域，会率先开始产业链集群的竞争。产业链集群的竞争归根结底是营商环境的竞争，从硬环境到软环境，从基础设施到人才队伍，适应全球化产业链集群需要的营商环境的打造是对地方官员面向未来执政能力的考验。中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占了全球制造业 30% 的份额，制造业也占了中国 GDP 的 30%。我国拥有 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工业中类、666 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产业链集群化的趋势下，我们既面临机会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水平分工下的全球各国加工的产业链的基础是低关税；形成水平分工又能集群化扎根于一个地方为全球服务的产业链集群的前提，不仅仅是低关税而且是零壁垒，是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所以只有更深度、高度、广度的开放才能救世界、才能让世界摆脱困境，
才能让世界共享新的利益。
为了更好形成产业链集群的营商环境竞争力，中国在宏观政策上要进一步降低关税，增加进口，推动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放宽金融服务等领域准入条件，实现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开放。要进一步改善各级政府的服务能力，打造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改革开放的高地，推动围绕世界贸易组织（WTO）协定的改革，并与各国共同推动自由贸易区（FTA）的发展。
六、并不是所有产品类别都可搞产业链集群，要根据区域特点慎重规划选择。
产业链集群是垂直整合的国际化水平分工，事实上，并不是每一种产品都需要建立产业链集群。比如，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用品虽然也都有自己的产业链，但是产业链的分布大都较为分散；有的产品甚至只在某些固定地区存在，并没有必要形成产业链。
对那些物流链、产业链较短的大部分低端产品，每个相关生产企业的市场覆盖面较小，可以按照全球化市场需求的自然分布，布局的自由度很高。对这种产业的竞争，政府只要做到低税收、贸易自由化即可，不一定要建设专门的产业链集群。
但对于国家战略性新兴制造业或国家支柱产业等重点产业，必须形成从研发、设计到物流、金融等产业配套的全产业链集群，从而大大提高这些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同时由于产业链集群市场规模巨大，增加了其在全球产业生态中的话语权，从而用市场规模来有效避免关键技术被卡脖子所可能带来的经营风险。
此外，大量的传统制造业面临着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机会，这也意味着原有的产业链、价值链需要重塑，有可能形成新的产业链集群。只要这样的集群价值空间足够大，一个区域都可以考虑选择在这一方向上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2020 年 3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考察时强调，宁波舟山港率先恢复生产，对推动我国企业复工复产、恢复物流体系、恢复全球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要未雨绸缪，关注境外疫情形势，在坚持不懈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应对和化解各国为抗击疫情采取的各项限制性措施对货物航运带来的影响，促进我国出口货物出得去、进口货物进得来。总书记的这一论述就是对建设全球一体化的产业链集群的具体指示。
上述的六点讨论，是对过去三十年制造业产业链国际化进程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反思，是全球各国的跨国公司都值得重视的趋势。这种反思调整，绝不是逆全球化，绝不是民粹主义的自我封闭或者自力更生，而是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更合理的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地形成全球各地、各国各企业之间的分工配置，形成既发挥水平分工的合理内涵，又发挥垂直整合的三低一高（低运费、低运时、低风险、高效率）的区域优势，既发挥 WTO 和 FTA 关于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的要求，又要求全球的产业链集群所在国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最终，产业链集群基地的形成将是跨国公司和产业链企业自主的选择，是市场化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国家行政管制的结果。
人类全球化的方向不会变，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各国发展的内涵不会变。因为疫情的隔离阻断、因为冷战或贸易战的对立，妄言全球化结束是短视的，全球化本身是螺旋式发展的，是在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中前进的。凡是能在历史的螺旋发展中、解决产业更迭问题中担当责任的大国一定是顺应世界潮流的伟大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