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欧洲的富足时代能持续吗？——2022欧洲之行随想二

    在欧洲旅行的时候看到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称“法国从前的富足生活将不复存在”。他表示，整个国家正在经历一系列危机，包括过去几周的高温、火灾、干旱以及俄乌战争和全球贸易中断，全球也在经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或一场巨变，对法国而言，商品和资源富足的时代将会终结。
    经历此次欧洲之行，笔者对马克龙总统所言深有感触，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即欧洲的富足时代如何维持？从吃穿住行看，欧洲生活质量确实很高，而且环境好，几乎天天蓝天白云，空气和水的质量高，尤其芬兰的自来水，比大多数矿泉水都好喝，生活运动设施齐全，大多数人都在享受夏季休假，生活水平还是很高的。
    但另一方面，欧洲经济和欧元前景路在何方，感觉前景不乐观。眼前的能源危机，8月底TTF荷兰天然气期货一度突破300欧元/兆瓦时；由于欧洲电价与天然气成本挂钩，德国和法国明年交付的电价一度突破1000欧元/兆瓦时。电力价格飙升推高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对欧洲经济带来全方位冲击。
    除此之外，欧洲还存在两大深层次问题，分别是高福利制度的“反噬”以及坚持“政治正确”的负作用，而当前欧洲政治格局的分散和不稳定导致上述问题无法解决。
    欧洲高福利社会的优势和代价
    早在90年代在欧洲工作的时候，笔者就已体会到高福利制度对生活质量的提升。欧洲的工作时间较短，比如，在芬兰央行工作期间，严格五天工作制，从早晨九点到下午四点，基本不加班，保证了劳动者有足够精力和时间给自己和家庭，医疗全是国家负担，三天内病假无需医生证明。这次在芬兰，还听到关于四天工作日的讨论。因此，很多北欧人把工作作为需要而非压力。
    根据OECD数据，西欧、北欧的人均工作时间明显低于世界其他地区。2020年，德国、丹麦、英国、挪威、荷兰的年度人均工作时间均少于1400小时，即每周不到27小时。8月在法兰克福，欧央行前同事都在休假，在休假期间都不看工作邮件。同时，欧洲人的预期寿命也更高，如芬兰、德国、英国的平均预期寿命都在80岁以上，高于美国和中国大陆的77岁。
    这次欧洲之行，高福利社会依然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笔者在芬兰首都边上的一个镇，人口不多，住的边上就有四个网球场、三个高尔夫球场，价格也是工薪阶层普遍可以接受的。
    在德国期间，政府推出了9欧元即可乘坐各种公共交通工具（除城际快线）的车票、可用期限达3个月，可以游遍全德国，大大降低了居民和游客的出行成本。这个车票8月底结束，笔者在科隆和法兰克福火车站经历了人山人海的场面，犹如80年代在上海挤公交车。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22年世界幸福报告》，前八名均来自欧洲。其中，芬兰连续五年高居榜首，丹麦、冰岛、瑞士、荷兰分列第二至第五位。
    高福利制度有助于缩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不过，面对能源危机以及高税收、移民（难民）等长期问题，高福利制度的缺陷日益显现。
    首先，高福利和高税收削弱了欧洲的竞争力。欧洲是传统上以高税收支撑高福利的“福利社会”。高税收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劳动者努力工作获取高回报的意愿，反而鼓励劳动者不去工作等待政府的补贴。例如，法国财政支出有60%用于社会福利和转移支付、对富裕阶层征收高达75%的超高边际税率，这不仅让许多投资人深感疑虑，更使得一些高技能的富裕阶层选择移民国外。
    2020年，欧洲国家社会福利费用占GDP的比重领跑全球，在前十名中占据八席。其中，法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28.9%，高居全球第一；紧随其后的是比利时（28.5%）、意大利（27.0%）和德国（26.9%）；奥地利、希腊、西班牙、芬兰、荷兰等欧洲国家也名列前茅。这些福利费用都是需要靠税收来维持，所以税收水平普遍很高。
    此外，高福利政策也面临移民和难民带来的财政压力挑战。以芬兰为例，家庭有两个以上孩子，如果父母没有足够的收入，国家都要提供住房保障。但伴随着难民与新移民大量涌入，住房保障的大笔支出是否可以持续也面临挑战。
    考虑到近年来欧洲大陆反移民（难民）倾向明显升温，原本有助于社会稳定的高福利政策，反而加剧了欧洲政治的不稳定性，呈现出很多负面作用。
    欧洲追求“政治正确”的代价
    除高福利制度的持续性问题不断暴露外，执着于“政治正确”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成为制约欧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欧洲各国对环保问题的重视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以德国废除核电为例，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时任总理默克尔领导的政府制定核电退出计划，逐步关停境内全部17座核电站。目前，德国仅剩3座在运核电站，按计划将在今年年底全部关闭。截至今年一季度，核电占德国总发电量的比重仅为6%，较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前的25%大幅下滑。
    此外，德国政府还承诺加快淘汰煤电。2021年4月，时任总理默克尔承诺将淘汰煤电的时点提前到2030年，并将可再生能源在发电中的占比提升至2030年的65%。默克尔离任后，极其重视环保的绿党参与组阁。2022年4月，现任总理朔尔茨政府进一步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到80%、到2035年达到100%的目标。
    激进的环保政策使得欧洲能源更依赖俄罗斯能源。欧元区50%以上的煤炭、25%左右的石油和40%左右的天然气进口均依赖俄罗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能源短缺已成为制约欧洲经济的最大因素。此前，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曾警告，如果没有足够的天然气，其最大的路德维希港工厂将完全停摆。
    欧洲过于严格的数据保护也是追求“政治正确”的一种体现。欧盟在数据保护方面一直是全球的先行者，在落地层面也是全球最为严格的监管者。2018年5月欧盟推出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简称“GDPR”），是目前覆盖面最广的个人数据隐私保护法规，甚至被称为“惩罚性监管”。
    然而，GDPR的实施增加了欧洲企业运营成本、降低了商业活力和创新热情，导致欧洲在数字经济和科技领域逐渐落后于中美。2021年全球科技企业市值前50强榜单中，美国企业占据了三分之二，中国占据了另外三分之一，欧洲企业却没有一家上榜，表明欧洲在新一轮科技创新大潮中已然落伍。
    在德国时，除快线以外，其他公共交通没有提供wifi服务，且大多公共区域的wifi速度也非常慢，相比中国都有较为明显的差距。
    欧洲未来取决于政治领导力
    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欧洲富足社会能否持续的担心，看到了问题，但对如何解决问题也没有提出办法。这些年的欧元问题就是一个例子，欧元区货币同盟而非财政同盟的机制性缺陷谁都看到了，这一矛盾曾在2011—2012年欧债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充分体现。当时欧元区整体的债务率并不高、甚至低于美国和日本，但由于欧元区内部存在三大矛盾，即核心国德法之间、非核心国之间、核心国与非核心国之间，均有利益上的冲突。最后的解决方案如加强财政一体化，也是一直没有进展。近年来，欧元区各国围绕难民负担、部分成员国财政紧缩等问题的激烈博弈也根源于此。
    更重要的是，欧洲政治格局缺乏统一性、连贯性、稳定性，尤其主要成员国领导人更迭频繁。2016年，英国脱欧对其政策监管、金融、贸易、人口流动、航运、社会安全等诸多方面造成冲击，欧洲经济一体化也遭受打击。俄乌冲突以来欧洲政局动荡，先是英国首相约翰逊被迫辞职，德国总理朔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深陷政策风波，后者所在的执政党未能获得议会绝对多数，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因国内政治分歧辞职等导致市场对欧洲政治不稳定的担忧加大，这也是欧元不断贬值的一个原因，更是未来欧洲可以保持富足社会的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