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洪：走出自杀式发展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新的繁荣发展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已经展现在世人面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但是，在中国繁荣发展中，不是没有任何风险和挑战，不是没有任何困难和险阻，也不是没有任何危机和陷阱。正视繁荣中的危机，避免发展中的陷阱，解决社会中的矛盾和问题，是新的时代课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于中国人来说，面临着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如何摆脱贫困落后，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二是如何确保国家的持续繁荣与永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天下太平梦。这两个梦同样重要，因为没有第一个民族复兴梦，就没有第二个天下太平梦；但如果没有第二个天下太平梦，第一个民族复兴梦就可能得而复失。
    一千多年前，唐太宗李世民曾与房玄龄、魏征讨论创业与守成孰难的问题。房玄龄认为：“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魏征认为：“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创业难，守成亦难甚至更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难，确保中华民族永远繁荣昌盛亦难甚至更难。我们既要关注大国如何崛起，也要关注崛起后的大国如何永保太平。
    现在，经济学家热衷于谈论“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个偏重于经济发展的概念，在民族复兴进程中更危险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自杀式发展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拖延或阻挡经济的繁荣发展与民族复兴梦的顺利实现，但“自杀式发展陷阱”将可能断送民族复兴与永续发展的未来。提出“自杀式发展陷阱”，是中华民族在追求繁荣发展中必须正视的盛世危言。
    当前，“自杀式发展陷阱”的种种迹象已经日益明显地警示出来了。
    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是最根本的自杀。人类是大自然的产物，大自然孕育和滋养了人类本身。破坏大自然生态环境，就是破坏人类安身立命的家园。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以惊人的力量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改革开放才30多年，这块生养我们的东方神州，就已遭到了致命的破坏与污染。天人合一，人类时刻在与大自然进行呼吸交融，但现在，空气污染已十分严重，污霾（雾霾似乎应改称为污霾，因雾并没有毒，有毒的是霾，不要将致癌的霾与正常的雾捆绑在一起而败坏了雾的名声）袭来，无人能幸免于毒空气的戕害。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空气污染地图，中国与印度、西非等地是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2014年，92%的世界人口生活在空气质量没有达标的环境中。中国人口密集的大城市PM2.5均严重超标，只有青藏高原的部分地区空气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标准。中国人生活在十面“霾”伏之中。首都北京更是空气污染的重灾区之一。据北京市肿瘤防治办公室副主任王宁指出，北京市肺癌发病率由2000年的39.56/10万人上升到2011年的63.09/10万人，10年间，北京市肺癌发病率增长了约43%。据中国首个PM2.5对公众健康影响的评估报告，大气PM2.5污染导致31座省会城市或直辖市中25.7万人超额死亡。相关数据表明，中国每年因大气污染过早死亡人数达50万人。在今天，人们要想呼吸新鲜空气，都已经成了奢望。除了空气污染以外，我国的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都相当严重，生我养我的家园受到了普遍的染污与毒害。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而且是生命之水、生命之山。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要想健康生活下去、生生不息永续发展下去，就必须超越工业文明，遏制对大自然的疯狂掠夺、贪婪索取和恣意污染，真正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走生态文明之路。
    生产、销售和消费不安全的有毒食品，是最愚蠢的自杀。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吃不饱，粮食供应不足，造成饥荒和饥饿。改革以来，粮食大丰收，中国人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但是，在今天，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吃不饱，而是吃不好。有利于健康的安全食品的产生和供给成了大问题。现在说到中国的粮食安全，最突出的不是数量安全，而是质量安全。据农业部统计资料，我国每年使用农药140多万吨，其中主要是化学农药，占世界总施用量的1/3，我国是世界第一大农药消费国，平均每亩使用农药约1公斤，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以上。农药施用后，50%—60%残留在土壤中，且不易降解，农药残留成为农产品不安全的重要因素。在种植业中大量使用农药的同时，在养殖业中则普遍使用激素类饲料添加剂，猪、牛、羊、鸡、鸭、鱼等产品中的激素残留，严重危及人们的身心健康。农药残留加上激素残留，使人们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2004年3月，著名科学家钟南山指出：“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再过50年，很多人将生不了孩子。”葛洪在《抱朴子·嘉遁》中说：“咀漏脯以充肌,酣鸩酒以止渴。”在历史上，饮鸩止渴只是一种比喻，并不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时代发展到今天，生产、销售和消费不安全的有毒食品竟然成了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真让人唏嘘不已。明知有毒食品不利于身心健康甚至将置人于死地，但在工业文明发展的今天，有的人、有的企业却争相生产、销售不安全的有毒食品，消费者则不知不觉或无奈地消费不安全的有毒食品，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在地球上聪明得无以复加，但却公然做出饮鸩止渴式的蠢事而又难以自我禁止和杜绝，真是叫上帝——如果存在上帝的话——也要连叹三声。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首。保障舌尖上的安全，不仅事关我们这一代人的身心健康，而且事关子孙后代的健康繁衍。
    转基因技术的滥用，是最聪明的自杀。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聪明的人类发明了转基因技术，而转基因技术的滥用，将可能导致聪明的人类走向穷途末路。关于转基因，大多数人对此并没有深入的了解，以为其纯属于科学技术之类的东西，离自己的生活还很遥远。笔者前些年也是持这种心态看待转基因。但是，转基因并不是一项简单的科学技术，也不是与我们无关。相反，转基因已经渗透到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美国经济学家和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早就直接指出，转基因是最强势的西方精英制造出来的旨在控制全球食物供给、大规模减少全球人口的生物武器。对中国来说，转基因生物工程是“一场新鸦片战争”，他告诫道：“把转基因作物引入中国农业，带来的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它对人类健康、食品安全的威胁太大了，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份。如果中国农业被转基因的种子掌控，被农业化学品主导，最多再过20年，中国将不会作为一个有独立和完整经济主权的国家而生存下去了。”国际转基因公司研制和控制的不育种子的“终结者”技术，使广大农民甚至一个国家完全丧失农作物种子的权利。基辛格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将粮食种子作为武器，在中国2000多年前的吴越争霸时就已经创造出了典型的案例，越国将煮熟的种子献给吴国，导致吴国当年绝收，越国则借机一举灭掉吴国。在当今之世，打败中国的可能不是一个国家，而可能是一家企业。转基因作物及转基因食品的泛滥，不仅关乎人们的身心健康，而且关乎国家粮食安全和民族未来，不可不慎。2013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转基因问题提出：“一是要确保安全，二是要自主创新。也就是说，在研究上要大胆，在推广上要慎重。” 但现实问题是转基因食品的泛滥已相当严重。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佟屏亚研究员指出中国是全球转基因泛滥最严重的国家。2015年我国进口8169万吨转基因大豆，主要加工成食用油。最近，我随机查看了一些超市，发现转基因油充斥超市货架，转基因油因比非转基因油的价格要便宜一些而吸引消费者。转基因油的标识字体很小，消费者一般不太留意，非转基因油的标识字体则明显大得多。我也随意查看了十几家餐馆，发现使用的食油全部是转基因油。在北京，我发现和合谷连锁餐馆公开宣示不使用转基因油。当消费者对转基因油的安全性尚不清楚的情势下，转基因油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消费者的厨房和餐桌。在转基因问题上，当前虽然还存在着相当对立的观点和看法，但我凭常识和悟性觉得，作为人造病毒的转基因，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和人类的生存发展构成了巨大的潜在危险。著名科学家霍金的话足以让人深思和警醒：“包括转基因智慧在内科学技术的进步，可能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 科学技术既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破坏力。2016年7月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禁止在俄境内种植转基因作物、养殖转基因动物、生产转基因食品，并禁止俄罗斯进口转基因食品。俄罗斯在转基因问题上的果断做法值得中国警觉与借鉴。道法自然，国家应当超越转基因利益集团的种种羁绊，从人民健康、国家安全、民族未来的战略高度，严格控制转基因技术的推广应用，特别是严格控制转基因食品的泛滥，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是最野蛮的自杀。计划生育完全是计划经济思维在人口生育领域的任性体现。1973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周恩来认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当年毛泽东、华国锋都反对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时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的华国锋曾在有关会议上明确指出：“提倡晚婚、计划生育，要有正确方针、政策，不能强迫命令。有的规定生第三个孩子不上户口，不发布票，不给口粮，这都不行。”1979年以后中国开始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全面实行独生子女政策。1982年中共十二大将计划生育确立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之后，全国各地在基本国策的话语中，将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得越来越严厉，除西藏以外，各级地方政府全面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将实行计划生育与地方政府政绩挂钩，从而建构了不容置疑的压力型体制。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压力型体制中，各级地方政府为实现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绩目标，不顾传统，抛弃道德，无视法律，背离法治，不守底线，一意孤行，不择手段地实行强制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无与伦比的生育悲剧。中国古语说过，执政者要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但强制计划生育的决策者和实施者，却反其道而行之，民之所好则恶之，民之所恶则好之。实行强制计划生育，实质上是充满计划经济思维的精英集团，将泱泱大国的人口优势视为人口负担，既缺乏历史的耐心，又缺乏宽广的视野，却一味地任性使用公权力而强制推行的无益于人民、有害于国家的民族自杀政策，是专家误国、精英误国的典型。近40年来，实行强制计划生育不仅给亿万百姓造成了财产权和人身权的重大损失，给无数家庭造成了史无前列的痛苦，而且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造成了致命性地打击，其遗祸给国家和民族的灾难性后果已日益突显出来了。强制计划生育所造成的不可逆转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趋势将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付出新的沉重代价。2015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22200万人，占总人口16.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4286万人，占总人口10.5%，中国进入加速老龄化社会。同时，中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1982年的33.6%降至2015年的16.5%，远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步入严重少子化社会。 201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远低于总和生育率2.2的世代更替水平，在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199个国家和地区中总和生育率排名最低。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始调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2013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这些计划生育政策的小调整并未有效扭转人口严重老龄化、少子化的不利趋势。据人口专家分析，2020年中国的人口危机将全面爆发。笔者忧虑的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进程中将面临人口断崖式下降的深刻危机。当前，全面改革计划生育政策已刻不容缓。在法治中国建设中，我们应当尽快将自主生育权还给家庭和公民，并积极实行鼓励生育政策，应将各级计划生育机构全面转型为生育健康与养老服务机构。
    2016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