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户籍制度改革与“逆城镇化”危机

    核心提示： 习主席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讲到了问题的核心，我们接下来应该思考的不是怎么把城市建得更高、更大，而是思考如何让农村人口即使还留在农村，也能过得更好。
    习主席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讲到了问题的核心，我们接下来应该思考的不是怎么把城市建得更高、更大，而是思考如何让农村人口即使还留在农村，也能过得更好。
    2014年的7月30日，应该会在日后载入中国改革年鉴，这一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除了提出石破惊天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还讨论了《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这是2013年3月和11月国务院宣布“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后，改革落地的关键一环。我认为这项政策在打击官员收受房屋贿赂、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针对推进城镇化，提出了六项主要任务：第一，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第二，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第三，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要完善地方税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第四，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第五，提高城镇建设水平，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第六，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培养一批专家型的城市管理干部，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建设和管理城市，城市规划要保持连续性，不能政府一换届，规划就换届。
    但是我后来发现，地方政府和中央的语调完全不一样。地方政府是怎么理解“城镇化”的？就是“建设、建设，再建设”。我在这里给各位提供一组非常震撼的数据。我们的发改委针对12个省的156个地级市做了调研，并在2013年9月公布出结果，发改委发现92.9%，也就是145个城市正在搞“造城运动”。其中12个是省会城市，要建设55个新城区，也就是说，每个省会平均建4.6个新城区。另外133个地级市，要建设200个新城区，平均每个地级市要建造1.5个城。什么是新城区？其实就是一个新城了。
    我们发现，这145个地级市，它们的平均旧城面积是115平方公里，建的新城区平均是63.6平方公里。从面积来看，新城区面积是旧城区的一半多一点。但是请各位注意，旧城区大多是很多矮小的平房，但新城区都是高楼大厦，它们两个在容纳人口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新城区虽然只有旧城区50%的面积，但是它们两个的承载人口数量是一样的。
    另外的数据也显示，我们的城市旧城区总共承载了7.1亿人口，而“造城运动”里的新城区，它们的承载人口总和也将是7.1亿左右。那么我们到底有多少农民工可以进城呢？我们惊奇地发现，15~60岁的可劳动人口大概只有2.62亿，他们是可以进城务工的，这其中38%住在城市的职工宿舍，还有33%是自己租房子，还有10%住在工地里，真正买房子的人口只有0.6%。这也表示，已经进城的2.62亿农民工在住房问题上，已经达到了相对固定的状态，也就是说不需要住进所谓的新城区。
    有人会说，我们叫他们买房嘛。就目前2.62亿的农民工来看，他们的家眷加在一起大概比1.4亿少一点，所以农民工及其家眷一共大概有4亿人口。我们不拿北京、上海这种一线城市的房价来计算，而是假设这4亿人口都要在三、四线城市买房，每人平均10万元购房成本的话，4亿人口需要40万亿来买房子。我再告诉各位，2.62亿农民工每人每年的薪水是2.7万元，如果他们的储蓄率是30%的话，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高了，但即使这样他们也需要存20年的钱，才能够在三四线城市买到房子；如果他们的储蓄率只有10%，就要存60年才能买到房子。但我要提醒各位，每人年收入2.7万元是现在农民工的平均薪水，而房价在不停地涨。如果继续这个涨势，农民工攒一辈子钱也买不起房。
    还有人问，2.62亿农民工还有后代，新一代的农民工会填充农民工的总数。如果你这么想问题，那就是大错特错。为什么？我们用数据说话，目前我们的农村户籍人口有8.8亿，占中国总人口13.5亿的65%。我们继续对这部分人群做细分，把15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人口去掉，还剩下6.16亿的人口，其中一半是女性。成年女性也是劳动人口，但是她们在结婚之后大多被生小孩、照顾小孩、照顾老人等琐事占据，使得劳动力大打折扣。因此，真正有效的农村劳动力只有3.08亿男性农民。再说这3.08亿人，有一部分人是留在农村的，他们经营餐厅、小卖部等，这需要3000万到4000万人。把这些人扣除之后，我们惊奇地发现，就剩下2.62亿可供城市雇用的农村劳动力。换句话说，未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总数不可能有非常大的增长。那么“造城运动”产生的能够容纳7.1亿人的新城区怎么办？没有人来填充，这就是地方政府搞建设“大跃进”的结果，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
    各位觉得这就是最终的悲剧了吗？错了，我总结出的“逆城镇化”一旦发生，才是最可怕的悲剧。什么是“逆城镇化”？就是城镇化的质量大幅度降低，它不仅不会带来正面效果，反而会带来极可怕的负面效果。这主要是由两个危机造成的。第一个危机是2.62亿有效农村劳动人口，这个数字要保不住了。为什么？我们国家整体的老龄化速度太快，有效劳动人口下降。拿2012年和2011年的有效劳动人口(15~60岁)数字做比较，下降了345万人。
    第二个危机是，如此大规模地搞城镇化，让那么多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但是在有效劳动人口下降的大背景下，最后是谁迁入了城市呢？就是老弱妇孺。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是，我们拿什么安置这些人。
    就拿现有的2.62亿农村劳动力和他们的1.4亿家眷为例。为了安置这4亿人口，我们的政府需要拿出多少钱？根据社科院的调查，为了解决这些进城打工者和家属的教育、保障房、社保等问题，政府要为每个人平均一次性投入2.6万元，落实到4亿人头上，就是10.4万亿。这笔钱是纯粹的成本投入，又不像固定资产那样产生回报。请各位再注意，我们的政府财政收入基本都是连年递增，然后从2011年开始迈过10万亿门槛，到2013年的时候达到12.9万亿。看上去非常多，但是在解决农民工进城问题上，还是会觉得负担很大。所以我认为第二个危机更可怕，它让各个城市的财政不堪负荷。
    我得出的结论就是，习主席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讲到了问题的核心，我们接下来应该思考的不是怎么把城市建得更高、更大，而是思考如何让农村人口即使还留在农村，也能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