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应解决“结构性问题”

     
    1 收入问题。
    为何高速增长带来收入分配和腐败问题
    收入不均和社会腐败会让低收入人不满，让中等收入人不满。环境污染，大家都不满，但是更不满的是高收入人群。
    古语讲“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过去3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每个人都得到好处。我是研究农村经济开始的，中国各地城乡我跑得比较多。不管是穷乡还是僻壤，现在的生活都比30多年前好多了。
    上世纪80年代，我去宁夏调研，有些农民家里全家只有一条裤子穿，大姑娘看到生人往家里跑，出来办事才穿上一条好裤子。现在跟过去比都改善了，我没有看到生活比上世纪80年代差的地方。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不满？是因为别人比你发展更快、改善比你更多了，这说明不均，是很大的问题。
    收入不均跟腐败问题很严重，会让这个社会制度失掉合法性。收入不均和社会腐败会让低收入不满，让中等收入人不满。环境污染，大家都不满，但是更不满的是高收入人群。所以造成低收入人不满，中等收入人不满，高等收入人也不满。在这种状况之下，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确实是与时俱进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和措施。
    为什么我们高速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不曾有过，反而出现收入分配和腐败问题越来越恶化呢？改革开放前大家很穷，都一样穷，当时腐败的机会也不多，很多东西都要凭票供应，有钱也没有用。现在为什么收入分配和腐败的问题这么严重？根本原因就是改革开放所采取的措施。
    中国改革开放是采用一种渐进方式，而不是像苏联东欧那样采用“休克疗法”，把整个经济系统当中的计划经济所形成的扭曲一次性消除掉。中国当时采取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传统那些没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产业，继续给予必要保证；放开传统受到抑制，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开给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来进入。这种方式和休克疗法比较起来，前苏联和东欧的“休克疗法”导致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中国这种渐进双轨的方式取得了经济稳定和快速增长。但任何问题都有两面性，经济稳定和快速增长，带来的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收入分配问题和腐败的情形。这里我也必须讲，前苏联和东欧这些国家，收入分配比我们还恶化，腐败比我们还严重。所以，我们看问题时不要光看到我们的问题，就认为另外的方式更好。
    为什么呢？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形成了大批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的产业，但这些产业和国外相比不具有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中很难存活。在中国是这样，前苏联和东欧也是这样。前苏联和东欧,这些企业也是靠保护和补贴存活，休克疗法是将保护和补贴一下子取消掉，好像“毕其功于一役”。问题就是，一下子取消掉之后，大量的破产、大量的失业会造成社会不稳，同时，政府也不愿意让这些企业都破产，因为这些产业和国防安全有关，于是在休克疗法、私有化以后还要继续给予保护补贴。
    到底是在私有化时给保护补贴会多，还是在国有化时给保护补贴会多？上世纪90年代包括北大都有过相关争论，世界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很多人的看法是，因为它们是国有企业，所以要给予保护补贴；我的看法是给予保护补贴是因为它们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又非要存在不可。
    我认为，国有化时政府给予的补贴反而会少，因为国有时厂长、经理是国家员工，不给保护补贴我活不了，要保护补贴顶多可以多吃、不能多拿，多拿了政府会把他抓起来判刑，严重的话还可以判死刑。如果它是私有，同样理由你不给我保护补贴，我活不了，拿了保护补贴后装到自己口袋不是天经地义吗？那肯定是私有化的保护补贴更多。
    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理论判断，大量的实证经验证明这一点，那你要给保护补贴的话，就会有很多机会产生“寻租”，“寻租”就会产生腐败的现象。前苏联和东欧的腐败现象不是比我们还严重么？给补贴的话就等于转移支付，那些垄断集团就是最有钱人之一，这样收入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2 腐败问题
    打破“寻租空间”，取消“保护补贴”
    像电信、像交通、像银行业的垄断，有垄断就会有垄断利润，有垄断利润就会进行寻租。维持这些保护措施带来的代价就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
    国内也是一样，在双轨制时候确实为了让不具比较优势的国有企业能够生存，不得不给它保护补贴。在金融上面进行抑制，就是以大银行、股票市场作为金融体系的核心，大银行基本上都是给这些大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资金价格是低于我们这个发展阶段应该有的资金价格，很多上市老板把募集来的钱当成赚来的钱。这些大企业都会得到补贴，那是谁补贴它们？就是这些把钱放到金融体系而得不到金融服务的小农户、小企业，有的在服务业，有的在制造业。相对穷的人补贴相对富的人，收入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为了拿到这个补贴，当然你就会去行贿受贿，于是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腐败现象越来越大。
    资源产品也是一样。按照宪法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全国人民所有，但不是全国人民一起开采。1983年前没有问题，开采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开采权基本上是免费取得的，产品卖的价格也很低。1983年以后，矿山企业进行改革，民营企业可以进入，外资企业也可以进入，允许多种所有制竞争；1993年后，资源价格和国际接轨，但是取得开采的税和费非常低。比如说，这个矿可能有几十亿、几百亿，取得这个开矿权也不过是几千万，拿几千万就能够获得几十亿、几百亿元的资产，谁都要想办法得到。造成的问题不仅是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而且是寻租腐败的普遍。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山西一些地方的地矿局长几年就可以积累几十亿元资产。这就是寻租来的，就是腐败。
    还有一些服务业的垄断，像电信、像交通、像银行业的垄断，有垄断就会有垄断利润，有垄断利润就会进行寻租。在过去，在转型过程当中，因为当时有一些资本很密集而又无法缺少的行业，如果不进行保护的话，就无法存在。维持这些保护措施带来的代价就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
    现在，我觉得应该可以把这些保护补贴取消掉。“此一时，彼一时”，当时我们是低收入国家，一直到2003年我们都还是低收入国家，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资本已经不是那么短缺。原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现在已经具有比较优势。
    釜底抽薪的解决方式就是像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什么是决定性作用？就是价格由供需来决定，而不是由行政计划来决定。如果金融的价格，比如说利率放开，贷款利率和储蓄利率放开那就没有补贴了，没有补贴就不会有寻租，储蓄者就可以得到足够的回报。资源税费提高到国际水平，那么资源就变成一个正常性的行业，就不再是一个暴利行业。然后，将因为减少补贴而获益的政府财政支出用于社会福利等各方面的改善，这样就会釜底抽薪地解决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现象。
    3 环境问题
    中央协调解决“囚徒困境”
    用中央政府的权威把各个地方政府都找来，如果各地都执行，那么“囚徒困境”不就打破了吗？大家都执行，就不存在我执行我吃亏。我觉得我们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个问题可以得到缓解。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污染问题，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关注。但在这点上，我们也必须实事求是，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一个国家开始时，一定以农业为主生产非常分散，能源的使用和排放非常少，经济发展以后进入到制造业，能源使用的密度高，排放密度高，而且又比较集中，所以污染会比较严重。经济发展再继续发展进入到服务业，服务业能源使用密度低、排放少，再加上经济进入高收入阶段，资金充裕，所以环境治理能力强。
    一般来讲，环境一般是开始破坏以后才开始治理和完善的。老工业化国家如英国、德国、美国、法国是这样子的，新工业化的经济体像日本、像韩国也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违背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环境问题即使不喜欢我们也要面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点，现在的技术应该比三十年前、五十年前的技术好，排放密度可以下降。第二点，我们环保执行有很大问题。国家和地方都有环保标准，也有环保部门，各个地方在投资的时候必须按照环保标准提供减排设备和排污设备，不然，你不能建设，不能够开工，但是问题在于有了设备你用不用？从企业的角度来讲，用了以后成本会增加，能不用则不用。但问题是有的地方不愿意监管，真的监管企业经营成本就提高了，谁监管得严，谁就会吃亏。这里边就会出现我们经济学中所讲的“囚徒困境”。
    如果你到工厂去看，这些排污设备情况怎么样，但是什么时候用？只有来检查时候用，我当政协委员时去考察，那些火电厂、炼钢厂知道我们政协委员来检查，车队远远还没到的时候冒着黑烟、白烟，等到我们到的时候黑烟、白烟就没有了，等到我们在现场检查，他说这是德国进口设备。但是我们车队走了几公里以后，一望烟又冒起来了，这绝对不是假话，是我亲眼所见。
    所以，一方面，我们心理必须有准备，这些污染的问题我们不能理想主义，不能说手上拿着蛋糕，同时又要把它吃掉，同时手上还要有蛋糕。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比现在更好，怎么样做得更好，用中央政府的权威把各个地方政府都找来，过去的事不管，从今天开始哪个地方不执行，哪个地方政府领导下台。如果各地都执行，那么“囚徒困境”不就打破了吗？大家都执行，就不存在我执行我吃亏。我觉得我们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个问题可以得到缓解。
    （本文根据林毅夫教授在北京大学曹凤岐金融发展基金主办的经济与金融高级论坛（92期）演讲录音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