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经济人理性与非理性繁荣——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通过对股市预测模型的分析，启示我们深入研究经济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理性与非理性、投资与投机、对策与博弈、对称与均衡等几对经济学范畴和典型分析方法在经济与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可以产生“非理性”妄想——转变中国GDP增长方式也许才是席勒的“非理性繁荣”给我们的方法论启示。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4日宣布，将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马、拉尔斯·彼得·汉森和罗伯特·席勒，以表彰他们对资产价格所做的实证分析。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表示，“可预期性”是今年获奖成就的核心。预测股票或债券未来数日或数周的价格是不可能的，预测这些价格的更广泛长期走势是非常有可能的，就是基于三位教授的研究贡献。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通过对股市预测模型的分析，启示我们深入研究经济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理性与非理性、投资与投机、对策与博弈、对称与均衡等几对经济学范畴和典型分析方法在经济与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
    法马因提出“有效市场假说”闻名，在他看来能预测股票或债券价格的更广泛长期走势就是“有效市场假说”的证明。市场到底是不是有效，是一个在西方经济学界中争议不休的命题。国际大金融投机商索罗斯说有效市场假说已经破产;靠股市投机发财的巴菲特说过“如果市场总是有效的，我只能沿街乞讨”。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讲，这两个在金融投机领域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投机家的“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的经验总结，应该说是证伪了“有效市场假说”。那么市场到底是否有效?应该说，原则上市场是有效的;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有效市场的构成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理论上市场是有效的，但如果不能与时俱进认识不同时期市场的不同构件，就会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而市场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的争议往往是由于时空的错位。以时空统一为参照系，各执一词的争论各方往往只不过是盲人摸象。同时，市场有效还要求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非价格机制。如果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那么政府就在市场之外，政府只能做一些服务市场、加强金融监管的工作，这样有限的金融监管工作根本无法控制金融投机，无法阻止索罗斯、巴菲特这样的大投机家利用虚拟经济与金融体制的漏洞如鱼得水进行金融投机套利，那么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市场本身就是无效的。所以索罗斯、巴菲特说的是实话——市场的无效性与市场的投机性成正比与市场的投资性成反比，市场的有效性与市场的投机性成反比与市场的投资性成正比，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中只有市场无效索罗斯、巴菲特们才能赚大钱。但如果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那么政府就在市场之中，知识市场经济时期政府本身就是市场主体，政府的宏观调控本身构成市场运行的组成部分，那么市场就是规范有效的，索罗斯、巴菲特这些大投机者们就只能沿街乞讨。所以市场是否有效，取决于市场的核心机制;而市场核心机制的定位，取决于经济学范式。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成型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一般均衡理论决定了只能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所以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即使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也只能把政府排除在市场之外。在这样的市场经济中活动的人无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市场都只能是失范和无效的，法马的“市场有效论”只能是一种充满争议的假说，现实更多的是席勒的“非理性繁荣”。所以市场是否有效和人是否理性、经济信息是否对称无关，和经济学范式有关，和不同经济学范式语境中不同市场结构、不同市场核心机制、不同有效标准、不同理性标准有关。
    法马之所以认为市场有效，是因为他认为资本市场总是“理性的”，投资者经过慎重考虑选择的投资策略和随机选择的结果是相同的;而罗伯特·席勒认为资本市场往往非理性，投资者的情绪、甚至外在气候等因素都能对投资行为产生影响，由此市场有时未必有效。席勒认为，金融危机往往产生于投资者们对于金融资产的疯狂投机，以及因此产生的金融投机泡沫，因此，在“非理性繁荣”的背后一定潜藏下一场危机。席勒说：“早前听说过上海的房价，基本上是一个普通人一年收入的一百倍，也就是说，他要工作一百年才能用他的全部收入买一套房子。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还要买这个房子?答案是他预期房价还会上升。人是有投机心理的，他觉得以后房子肯定还会涨，但是我觉得这肯定是非理性的。”2001年卡尼曼也曾因行为经济学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据说当时索罗斯曾经邀请卡尼曼做他的投资顾问被其拒绝，原因是他认为在金融市场中人大都是非理性的，他不愿意利用人们的贪婪和恐慌为他们赚钱。这里席勒和卡尼曼都是把人的投机心理和“非理性”划等号。曾几何时，西方经济学家往往从“理性经济人是自私的”这一基本假定出发，以追求边际效用最大化为人的理性的唯一标尺;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界看来，资本的本质功能就是赚钱，有奶便是妈，有钱便是娘，只要能赚钱的资本就是好资本，只要能用手上的资本赚钱的人就是理性的人，只要能用手上的资本赚钱的行为就是理性的行为，而不必区分投资还是投机。只不过由于前段金融危机使大量原以为可以赚钱的资本血本无归，西方经济学家才有“经济泡沫”这个概念，他们才把投资泡沫的投机行为定位为非理性行为。但如果仅仅以赚到钱为标尺，应该说投资泡沫的投机行为也应该是理性的;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西方经济学家事实上也是把投资泡沫的投机行为划归到理性范畴。西方经济学家的这种对理性、非理性的区分与其说是与时俱进发展经济学，还不如说本身就是一种缺乏理性功底的机会主义行为——西方经济学家无法解释为什么把追求边际效用最大化作为经济人的一般理性标准的同时，又把同样追求边际效用最大化的投机行为定位为非理性行为。事实上，投机行为虽然总体上是零和博弈，但在市场不规范的情况下对于大的投机者而言往往是正和博弈，只是对于小投机者和社会来讲是负和博弈。由此如果西方经济学坚持以追求边际效用最大化作为经济人的理性标准，那么同时又把投机行为定位为非理性行为就是西方经济学的悖论，我把这个悖论称之为“理性经济人悖论”。实际上自马歇尔以来把价值和价格划等号的新古典经济学、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现代经济学根本没有价格背离价值的观念，根本无法真正定义“经济泡沫”，无法真正区分“投资”与“投机”，也就无法以“投资”与“投机”作为区分“理性”“非理性”的标准。所以西方经济学出现“理性经济人悖论”具有必然性。
    按诺奖评选委员会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的说法，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人们目前对资产价格理解的基础，资产价格一方面依赖波动风险和风险态度，另一方面也与行为偏差和市场摩擦相关。这些成果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理性投资者对资产价格的不确定性，因为资产价格风险越大，回报率越高。另一种解释侧重于理性投资者行为的偏离，因为行为金融学需要考虑到制度的限制，比如限制聪明的投资者就错误的定价进行市场交易。对这些成果的“两种解释”本质上是互相矛盾的：按照第一种解释，“资产价格风险越大，回报率越高”的投机行为是理性的;按照第二种解释，“资产价格风险越大，回报率越高”的投机属于“偏离”“理性投资者”的行为因而是非理性的。对同一现象的对立解释说明，与其说是投资者理性不理性的问题，不如说是区分理性不理性的理论依据。事实上，在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的“理性”。什么是理性?理性就是对事物本质与规律的把握。但在西方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根本就没有“规律”这个概念，西方的经验主义传统使西方经济学家只有“趋势”、“序列”这些概念。西方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实际上就是经济规律的经验主义表述。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发展没有因果规律性，只有事件的先后顺序，经济学就是对此顺序进行描述，并据此进行予测，包括长期预测与短期预测。正因为西方经济学没有“经济规律”概念，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投资”、“投机”的区分，所以西方经济学没有真正的“对策”，只有“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的“博弈”。在这样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各种金融学数学模型，包括尤金·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法玛/弗兰奇三因子模型”与各种“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现实中的投资活动、经常被实践证伪、充满争议和没有指导意义是必然的，根据这样的模型指导投资投机活动严格意义上来讲都是非理性的。据说始于1960年代尤金·法马和数位合作者展示了由于新信息非常快的就被计入了股价中，股票价格短期走势极难预测，价格未来数日或数周的走向几乎不可能进行预测，未来数年的走势倒可以预测，这个发现不但对后续研究影响深远，同时还改变了市场实践，后来出现全球股市指数基金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罗伯特·J·席勒1980年代发现股价波动幅度远大于公司分红，市息率高时倾向于下跌，低时倾向于升高。这一模式不仅对股票适用，对债券和其它资产也适用。股市价格短期走向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数年的走势反而可以预测，这表面看来互相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因为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经济学发展是有规律的;经济领域由人的活动组成的量子力学特征，使经济规律只能通过长期经济活动的无序性表现出来，由“非理性”的人、大量非理性的投机行为造成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股价上下浮动中有着确定性的经济学规律，席勒“在非理性繁荣的背后一定潜藏下一场危机”正是经济规律的必然表现。包括各种“资产价格实证分析”的经济理性如果是实证的，那是因为经济理性所遵循的科学规律正是客观规律的反映。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经济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的出发点;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是经济人“理性”的立论前提，也是进行科学的经济预测的前提。把经济预测对象定位于时间或长或短、长短不一的“趋势”，不是经济主体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经济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规律，不可能区分投资与投机，不可能真正区分什么是“理性”、什么是“非理性”，也不可能真正进行科学的经济预测。因此，要真正进行科学的经济预测，就必须严格区分什么是“理性”、什么是“非理性”;要真正区分“理性”、“非理性”，就必须严格区分投资与投机;要严格区分投资与投机，作为西方经济学出发点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就要推翻，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根基就要改变，西方经济学的体系大厦就要轰然倒塌。这是西方经济学家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西方经济学家所不愿意面对的现实，所以他们只能在“理性”“非理性”的悖论中打转转。必然性本来就是由偶然性组成的, 社会规律性本来就是由主体性组成的，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离不开“经济人”的主体性活动。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主体性与规律性对立起来，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理性与非理性对立起来，思辩与实证对立起来，否定经济学的思辩功能，否认人的理性的无限性、经济规律的可把握性、经济趋势的可预测性，因而否认了世界的可知性，人类经济活动整体上成了盲目的博弈活动，因而是不科学的。
    记得因在博弈论方面的贡献而获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纳什2005年05月30日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演讲，演讲的题目是《理想货币和渐进理想货币》。在自由提问时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欧阳夏丹向纳什教授提问“获得诺贝尔奖需要哪些因素?”没有想到的是，纳什教授以与其演讲内容无关为理由拒绝回答。欧阳夏丹的提问内容真的与纳什教授的演讲内容无关吗?NO!他演讲的主题内容“理想货币和渐进理想货币”的理论基础就是他得奖的博弈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货币和博弈论有一个根本性的联系”，那么欧阳夏丹当时的提问实际上就是问他的博弈论为什么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众所周知，根据诺贝尔遗嘱诺贝尔奖科学方面的奖项获奖条件有三：1、原创基础理论(不是一般的原创理论，不是新观点、新解释，不是方案、政策、建议、模型);2、被重大实践(包括科学实验)证明是正确的;3、对于人类的科学发展与实践活动有重大的价值。纳什教授之所以以提问与其演讲内容无关为由拒绝回答，是因为博弈论本来属于数学，移植到经济学相对于经济学而言是原创理论，但本身并不属于经济学原创理论，
        
    博弈论的线性思维方式根本不能解释复杂经济现象，解决复杂经济问题，博弈论本来就不应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你问他博弈论为什么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触痛了他的难言之隐，可能还误以为你是讽刺他，他回答不出来或不愿意回答是必然的。这只能说明诺贝尔经济学奖给博弈论从根本上是错的。但博弈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又是正常的，因为西方经济本来就是投机投资不分、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不分的经济，西方经济学本来就是投机投资不分、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不分的经济学，这是博弈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大受欢迎大行其道并屡屡斩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社会背景。但西方频发的金融危机宣告了投机投资不分、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不分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失败，也宣告了投机投资不分、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不分的博弈论、以博弈论为理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的破产。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不应该是什么博弈，而应该是对策。对策和博弈的区别不仅是客体上的，而有着主体论的依据。对策是对博弈的超越，真正的“理性人”是对“经济人”的超越，正像现代市场经济是对小商品经济的超越、知识市场经济是对工业市场经济的超越。对策理性说明：市场经济有计划，市场化改革有计划，深化改革必须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搞好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也必须在正确理论指导下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回避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控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各级政府官员、多种利益群体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与非理性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实现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掌控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在西方现代经济学中，人是理性的人，理性的人是经济的人，经济人是庸俗的、只满足于最大限度追求个人眼前物质利益的片面发展的人。他们的一切“模型”，都是建立在这种所谓“理性人”的假设的基础上。如果发现现实生活中人不但追求物质利益，而且追求精神利益;不但追求眼前利益，而且追求长远利益;不但追求个人利益，而且追求社会效益，或疯狂追求物质利益的奢望因经济泡沫的破灭而破灭，他们就认为人是“非理性”的，哀叹模型失效、价格失真、市场失灵，然后又忙于修正模型、提出新的模型。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一般均衡论缺乏出发点的本原性、自上而下的严密性、自下而上的创造性。见物不见人，人缺乏主体性，忽视文化、制度、人格、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缺乏整体上的稳定框架，有模型而无范式，是无范式的范式。西方现代经济学不但方法是抽象的，内容也是抽象的。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把完整的经济学体系搞得支离破碎，许多所谓的创见只不过是钻牛角尖。只不过外行看热闹;对于没有经过系统的辩证思维训练的人来讲，固然崇拜的五体投地，但解释不了实际现象，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那么多的例外甚至“悖论”存在，是由于传统形式逻辑的线性思维方式所致，是由于线性思维方式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不对称所致。用线性思维方式和建立在价格机制基础上的博弈论模型来予测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点象用树杈捕鱼，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工具失灵;是工具失灵导致“模型失灵”。承认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是经济学理论简单性、一贯性的前提。西方现代经济学经济模型的数理精密性、各种模型之间的冲突性与可证伪性，源于对经济认识的简单性与非规律性。
    经济规律有两种：具体与抽象的。前者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后者是纯粹的一般。经济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经济科学本质与经济客观本质的对称与相互建构说明，包含在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中的经济科学规律和经济科学本质，既不是约定的，也不是先验的。一方面，它们是主观的，另方面它们又是客观的反映。这个反映不是消极的、照镜子式的，也不是对诸如“贝塔”、“市值”、“估值”等几个经济变量之间抽象的数理模型分析，更不是在“囚徒困境”中胡乱猜想实现“纳什均衡”，而是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典型分析基础上的分析、综合，创造、建构的过程。经济周期的实质：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各主要经济要素之间的不对称为中介，实现经济体由低层次对称向更高层次对称转化、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是可以认识、可以予测、可以自觉运用的。认识、予测、运用的关键是把握对称辩证法。经济周期的长度，其间经济危机的程度、经济危机给社会破坏的程度同人认识、运用对称规律的自觉程度成反比。人的理性不在经济规律之外，而在经济规律之中，构成经济规律的环节，是经济规律中主体的要素之一。把人的理性看成在经济规律之外，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经济规律不可认识、经济发展不可予期、经济趋势不可予测因而市场无效，是经济学中的不可知论。
    经济是人类创造、生产、实现价值的活动;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这是我们考察人的理性的出发点。从经济的本质是价值、经济规律是价值规律可以看出，只有实体经济才创造价值，只有实体经济才有规律可循，只有反映实体经济发展规律的模型才有效，虚拟经济只有为实体经济服务才创造价值。因此只有投资实体经济和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虚拟经济才是理性的，反映投资规律、为投资建构的各种模型才是有效的。使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空转的投机活动，即使能赚到钱，也是暂时的、非理性的;为投机盈利建构的各种模型，，形式再精美也是泡沫上的浮萍。
    美国次贷危机及由此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说明：虚拟经济很容易演变为泡沫经济。但泡沫经济并不仅仅由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也有泡沫经济;实体经济的泡沫经济，也并非仅仅表现在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价格虚高上面。地方政府为了GDP数字增长，在制定地方产业政策时，大搞配置经济、口袋经济，造成各地GDP数字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脱节，是实体泡沫经济的更根本原因。泡沫经济的两大类型(虚拟泡沫与实体泡沫)、实体泡沫的两大因素之间是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因此，在本质上，它们都属于口袋经济，因为它们在表面欣欣向荣的背后，都没有给社会增加财富，更没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泡沫，不仅是价格泡沫而且是价值泡沫;不仅是价格远离价值，而且是经济增长远离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以人民实际上生活水平提高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标准，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对称经济发展，不是等泡沫形成后再来挤掉泡沫，而是从源头上挤掉泡沫。所以，把泡沫经济仅仅理解成虚拟经济过度增长，把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仅仅归结为金融投机或者投机，是片面的。这种理解不但不能从源头上挤掉泡沫，而且由于转移目标，在挤掉不重要的表面的泡沫的同时，助长深层次的、更大的泡沫。要挤掉深层次的泡沫，首先要转变经济学范式。当前流行的口袋经济学、泡沫GDP是使老百姓收入难以提高的罪魁祸首。当GDP数字年年增长而中国大多数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时，这种得到主流经济学家和国际媒体普遍认可的GDP数字与其说是非理性的结晶还不如说是国际政治与国际资本在联手欺骗中国人民——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可以使世界工厂里备受压榨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非理性”妄想中——必须转变中国GDP经济增长方式也许才是席勒的“非理性繁荣”给我们的方法论启示。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席勒《非理性繁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
    2、 Fama EF. 1991a. Efficient markets II. Journal of Finance. 46:1575-1617.
    3、 Fama EF, MacBeth JD. 1973. Risk, return, and equilibrium: Empirical tes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607-636.
    4、 Fama EF, French KR. 1989. Business conditions and expected returns on stocks and bond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5: 23-49.
    5、陈世清：《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2013.2
    6、陈世清 ：《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1.2第2版
    7、陈世清 ：《对称经济学》,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1.2第2版
    8、陈世清 ：《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1.2第2版
    9、陈世清 ：《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05.1
    10、陈世清 ：《和谐经济》，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05、5
    11、陈世清 ：《幸福经济》，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05、5
    12、陈世清 ：《稳定型经济》，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05、5
    13、陈世清 ：《再生型经济》，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05、5
    14、陈世清 ：《对称管理》，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07、1
    15、陈世清 ：《老板与老子的对话》，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7 第2版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