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深意

    新一轮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路线图仍有待明朗，而“以开放促改革”已经先行一步。在高层提出建立自贸区的动议半年之后，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首批55项政策试点细则同时推出，其余43项政策也将在年底前出台。
    这一举措意蕴深远。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在改革深水区跋涉，利益固化构筑了重重障碍，前进步伐明显放缓。今年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重提“以开放促改革”，决策层力排众议、强力推动上海自贸区建设，得到市场各方热烈支持。可以期待，即将在上海成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正是国家改革战略的重大步骤，很可能成为继上世纪80年代经济特区、世纪之交90年代底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三次浪潮。
    当前许多对自贸区的分析，关注自贸区可能带来哪些股票板块或是相关房地产的资产增值，其兴趣点，是自贸区试验可能包括哪些 “政策红利”，当地经济可获得多少实惠。上海的自贸区获批后，各地也掀起了一轮申报自贸区热潮，与这种“政策红利”预期不无相关。
    其实，此次上海的自贸区冠以“中国”字头，显示改革试验的着重点不在于优惠措施、政策倾斜，而在于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这其实是面向全局的局部试验性安排。位于上海的这个中国自贸区，承担了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金融国际化以及行政精简化的使命，其实质是通过开放促进改革，以制度创新的试验成果实现国家战略，或成或败均直接关乎全局。
    以汇率自由化为例。可以预期，金融市场产品创新、离岸业务、金融业对外开放以及内资外投和外资内投等均将在上海自贸区优先试点。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最新统计，在目前全球高达5.3万亿美元的日均外汇交易量中，人民币日成交额已扩大至1200亿美元，首次进入了全球十大交易最频繁货币的榜单。相信自贸区这一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将成为人民币可兑换的引擎与平台。
    在开放方式上，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已逐渐成为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为世界上70多个国家所采用；更重要的是，这一模式也与中国正在推进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向一致，本质上正是给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然而，过往几十年复杂的“审批制”已经形成经济学所说的“路径依赖”，全面改革只能从边际推进开始，而改弦更张的大变革只能取道试验区。
    以国际视野观察，变革的呼吁已相当迫切。美欧积极推进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议（TTIP）、服务贸易协定（TISA）以及《双边投资协定2012范本》（BIT2012），不仅覆盖范围广、涉及经济量大，而且旨在通过解决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确立环境、劳工、知识产权、竞争、资金转移等领域的新标准、新规则。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所以，在上海自贸区探索新的投资管理模式，不仅有利于对内推进改革，还可为正在推进中的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取得经验，也有利于中国在新规则制定中赢得话语权，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当然，正如有关监管部门所担心的，上海自贸区内外政策双轨制也蕴含着风险，难点在于区内外的政策协调和中央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特别是“一体化监管”。在试验区启动之初，将实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策略，力图既保证局部性突破，又严格控制可能的外部性风险，以防形成过大冲击波。
    试验田的耕耘者必须解放思想、勇于担当，以改革者的勇气和智慧精心筹划、大胆探索、稳步推进，不为本部门本地区的局部利益所羁绊。这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摸索过程。最初的实践，应是一个放松管制、提高监管效率的试错过程。待到自贸区的改革试验渐次成熟，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并推广至全国，中国（上海）自贸区的改革使命才能真正实现。
    无论如何，此次的28.78平方公里的热土只是起点，上海自贸区启动只能是未来更大范围改革的前奏。从此次自贸区筹划到挂牌期间，舆论之关切、市场之热情，可知在全国范围，期盼改革之情是何等强烈。改革者的幸运、荣光和艰辛不会仅仅属于上海。从现在起到今年年底前后，我们会看到各地、各业，有更多的改革勇气和智慧转化为改革大行动，中国终会出现改革春潮滚滚的局面。
    （本文为2013年9月30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周刊第38期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