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中石油窝案倒逼国企改革

    薄熙来案庭审甫定，中石油窝案迅即拉开了序幕：国务院国资委主任、中石油前董事长蒋洁敏，中央候补委员、中石油副总经理王永春，刚刚升任中石油副总经理的李华林以及旗下上市公司两高管冉新权、王道富，接连落马。尽管自去年起就有所传闻，但火山爆发之时依然热力十足。
    笔者以为，相较此案背后的政治八卦，更值得反思的是几乎陷入停顿的国企改革。须知，在即将到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议程中，最缺乏社会共识的当数国企改革。
    反思中石油案，首先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现实：央企贪腐者不止是这五人，有问题的也不仅是中石油。就拿中石化来说，先是董事长陈同海贪腐近2亿元，且生活奢靡、日均销金4万元；继而爆出1200万的天价吊灯（后澄清为156万）；然后中石化广东分公司被晒出百万元的茅台采购发票……过去十年，金融央企、电信央企高层贪腐案也层出不穷。面对如此沉痛的现实，如果我们还是将问题一味归咎于个人的道德问题，那显然是掩耳盗铃。
    央企为何频传警讯？
    其一，腐败是垄断的孪生姐妹。在石油、电信、电力、烟草等行业，央企拥有明显的垄断地位。垄断是最霸道的商业模式，也是央企高利润的主因。一旦失去竞争压力，轻轻松松就能赚钱，企业管理层就难免“耽于安乐”。一名外资基金经理说，“我走访过全球主要的石油公司，但中石油总部之奢华令我咋舌。”
    其二，内部人控制。央企名义上是全民所有者，但全民无法行使股东权力。即便国资委受权管理央企股份，但国资委依然不是人格化的股东，国资委的官员不可能像关心自己的财产一样关心国有资产。因此，股东的虚化，导致国企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insiders' control）。这一点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学界讨论中已经形成共识，也为90年代后期的央企改革奠定了认知基础。一旦形成内部人控制，就会出现高福利、高在职消费、跑冒滴漏、乱投资的局面。央企占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福利收入却占50%以上。作为股东的“全民”，不仅不能享受股东权益，反受其害：要为央企垄断埋单，承受更高的油价、电价、通信费等。
    其三，政企不分。企业管理也是一种职业，需要相当的技能、经验甚至天分。企业管理者一般有两类：企业家/创业者，以及职业经理人。但在现行央企体制下，央企高管保留了“行政级别”，由组织部门任免，本质上是“在企业任职的官员”。优秀的官员未必能成为优秀的管理者，因为两者要求的技能和风格迥然不同。据称蒋洁敏曾放言“活着要进政治局，死了要入八宝山。”在行政权力主导央企人事的大背景下，出现这样的想法并非不可理解。一旦央企高管呈现这样的心态，不仅难以安心为企业创造价值，反而可能把企业作为自己贪腐和买官的阶梯。在这种体制下，少数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却可能因为与体制“不兼容”而遭厄运，红塔集团的褚时健、健力宝的李经纬都是悲剧英雄。
    吴敬琏教授回忆说，“大概从1998年开始，我就提出了权贵资本主义问题。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点，是自由的、自主的交换，如果上面始终有行政力量在控制，如果强势政府强化到主导经济资源配量的程度，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笔者担忧，央企已经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温床。我们必须警惕。
    由此出发，国企下一步必须有针对性地实行改革。
    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行政垄断，实现央企与民企的公平竞争，这将为经济增长释放新的制度空间。这是国企改革的突破口：一旦民企被允许进入国企垄断的领域，就可以产生效率的改进并刺激创新。中国总理李克强上任后，提出要允许民办银行，多少显示出中国上层打破行政垄断的决心。；
    其次，国企要退出竞争性领域。早在1946年荣德生就曾给国民政府写信说：“若论国家经济，统治者富有四海，只须掌握政权，人民安居乐业，民生优裕，赋税自足……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国企涉足竞争性领域，只能导致“与民争利”。1997年中共“十五大”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决定，提出实现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遗憾的是，近年来反倒出现了“国进民退”、国企频繁涉足房地产等竞争性领域的现象。对此，中国政府应进行清晰的“顶层设计”，明确哪些行业属于“非竞争性领域”（采取类似负面清单管理的策略），其他领域国企必须退出。对不退出的，必须进行惩罚，确保政策的威严。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要真正政企分开。目前把“党管干部”原则延伸到国企领域，是逻辑上的错误，因为国企高管不是干部，而是企业家/经理人。回顾中央决议，政企分开始终是一个明确的要求。但在实践中，“党管干部”使得政企分开有名无实。这一改革难度最大，但也最有根本性意义。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继续推进和完善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的改革重组。加快推进铁道、邮政和城市公用事业等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
    现在回头来看，这一决议的要求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落实。究其原因，一是央企垄断利润大大减轻了改革压力，继续改革的动力不足；二是央企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演变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创新社会的毒瘤。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即，而国企改革如何深化依然存在明显分歧，甚至有人提出“国企已是效率影响力代名词”，为拖延国企改革制造借口。中国必须警醒：国企改革，关乎反腐，关乎创新，关乎公平竞争，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必要条件。正如陈清泰先生所言，“所有制在中国是更加敏感的问题，每前进一步几乎都伴随一场争论。此前所有制改革红利已释放殆尽：国进民退争论此起彼伏，民企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感到迷盲，缺乏安全感，移民和转移财产规模日益加大，而很多国有企业对政府过多干预倍感无奈，呼吁让企业回归本位。”
    如果说国企改革需要猛击一掌才能前行的话，中石油窝案就是一记重拳。新一届领导应抓住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一改革窗口，实现国企改革在观念和体制上的突破，让央企体制悲剧止于中石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