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深化体制改革

    简单回顾一下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过渡，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完全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尽管有这么多成就，未来我们将进入更加艰难、更加充满不确定性的发展，就是从中等收入迈进高收入经济体。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深化体制改革，能够在中国真正打造、培育创意型高效率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从低收入的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中国原先人均GDP不到240美元，去年年底我国人均GDP为6000美元。以往成功的模式，如今受到很尖锐的挑战。中国面临着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我们应该怎么办？假设我们能够成功应对这个挑战，再过20年，也就是2030年中国经济应该处于什么地位？会拥有怎样的规模？我认为，2030年我们的经济规模总量可以达到甚至超越美国，成为一个最大的经济体。
    传统的模式在未来二三十年能否继续依赖、复制同样的成果呢？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传统的成长模式有几个特点，首先是政府非常依赖投资。其次，消费不足。还有对于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
    我们能从低收入国家转变成中等收入国家，很多是靠民营化，就是针对国企进行重组改革上市。另外就是靠工业化，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现代工业体系非常薄弱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成为了全球制造业大国、世界工厂，就是靠这种工业化的过程，工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以前只有30%左右，现在达到55%。还有全球化。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也是外汇储备最高的国家。
    改革开放带来了惊人的成就，30年来中国保持全球成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的纪录。这个过程中有5亿以上的中国人摆脱了绝对贫困，初步成为中产阶层，中国成了非常有竞争力的、非常有效率的世界工厂，也是全球贸易大国。
    传统的模式在未来二三十年能否继续依赖、复制同样的成果呢？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传统的成长模式有几个特点，首先是政府非常依赖投资。其次，消费不足。还有对于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环境危机的结果是空气污染、水污染、森林植被被破坏，这些都意味着我们传统的成长模式很难持续。中国政府决策者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看看“十二五发展规划”，其中涉及了很多经济学关心的问题，，比如五个关键词，一个是“平衡”，更加平衡的发展，还有“内需”、“民生”、“创新”和“低碳”，意思非常明白，就是要取得可持续的增长。
    我国制造业体量很大，但主要依靠低成本，是低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现在我国制造业要转型升级，我们要发展服务业，我们的经济结构要更加平衡。当然，我国还要培养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生物医学、有机农业等，这些都是基本方向。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我想给大家讲几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阿根廷，阿根廷的资源非常丰富，20世纪初的时候，在北美和南美洲，阿根廷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富裕国家，人均GDP超过了加拿大，但是到了今天，阿根廷则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远远落后于加拿大，更不用说美国。再来讲讲巴西，巴西是“金砖四国”的主要构成体，但是上世纪80年代，巴西包括墨西哥、阿根廷遭遇债务危机，恶性债务膨胀。
    1950年，全世界有117个国家、地区或经济体被认为是中等收入国家，但是到了今天，这117个国家、地区或经济体中只有11个变成了高收入经济体，其余大部分还是中等收入经济体。这说明只有很少的经济体能够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经济体。
    要想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要想转型就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很多挑战，但是也会有很多机会。比如制造业，我国制造业体量很大，但主要依靠低成本，是低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现在我国制造业要转型升级，我们要发展服务业，我们的经济结构要更加平衡。当然，我国还要培养新兴产业，包括新能源、生物医学、有机农业等，这些都是基本方向，“十二五发展规划”中也讲到了这些内容，但是怎样才能成功转型？这里涉及一个基本模式选择的问题。
    过去几年，有学者说到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这种模式有什么特征呢？先不讲价值判断。在中国，很多领域都由国企主导，有些资源是被垄断的，比如石油、电信、电力、金融、铁路、广播、航空、烟草等，在英国和中国香港由一些私人部门进行的项目，在大陆也由一些国企来做。民营资本要想获得市场准入非常困难，比如民营资本进入银行、证券、保险领域就非常不容易。很多产业政策包括金融政策并没有照顾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贷款难，要有抵押、要审查现金流，但如果是铁道部贷款，尽管现金流是负，银行也不在乎。这种情况带来的问题就是低效率，因为垄断以及过度地干预经济，金融体系配置资源不到位，这样的经济一定是低效率的。还有就是公平问题，因为游戏场是不平等的，比如有的国企改制重组会变得非常有效率，但是有些国企确实不是靠内在的基本面如经营效率、成本控制、技术进步、质量控制等来竞争，而是靠政府一些部委的支持，这种权利往往是过度的，没有制衡没有问责，就会导致裙带关系、寻租和腐败。而且政府往往扮演多重角色，既是监管者又是裁判员，铁道部就既可以监管又可以运营，这里肯定就会有冲突。
    中国的经济奇迹还会持续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人力资本以及研发创新的投入。现在，研发创新的投入已经将近GDP的2%，在美国，这一比例是4%。继续进步还有很多制度的因素，包括法治、透明、竞争的充分等。
    我们的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78年就意识到要改革开放，需要一种创意型的市场经济模式，需要产权私有、自由竞争，要靠优胜劣汰，这个结果就是资源配置更有效率、社会财富能够扩张、国民收益可持续成长、中产阶层不断壮大，有利于社会保障、消除贫困、减少收益不平等、提升国民福利。大家可能会说那还要政府干什么？其实政府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主要体现在法治、监管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
    讲到创意型市场经济，它的优越性就是对创意、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今天美国还是一个标杆，是要追赶的目标，其实美国经济这么繁荣、这么有创意不是靠哪个总统或者哪一届政府，而是靠一些有代表性的企业家，从洛克菲勒到卡拉奇、亨利福特、沃尔玛，再到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尔·盖茨、乔布斯、马克扎德伯格。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一百年创造的财富比在此之前人类历史所创造财富的总和还要多”，所以马克思高度评价市场经济对财富创造的巨大能量。拥有强势政府的经济体，肯定是以官为本位，而自由市场经济肯定是以企业家为本位。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个目标，2020年我们的居民收入需要翻番，经济总量要翻一倍，人均GDP也要翻一倍。我们可以测算，未来10年，经济年均增长率是在7%左右，这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但是我们做个简单的分解可以发现，劳动投入在0．5%－1%之间，这是很低的。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关心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对于经济的贡献率以后会越来越低，充其量就是0．5%左右，资本的贡献率是3%。过去资本的贡献率在4%－6%，这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我发表过一篇实证研究论文，1980－2000年中国的实际TFP成长率是3．7%，这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发现近10年这一数据有显著的回落，有的是2%，有的是1%，北大发展研究院的教授说只有0．8%。1994年，克鲁格曼说东亚的经济不可持续，生产率的提高很缓慢，即使这样，东亚四小龙加起来也有2．5%。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要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到2020年居民收入翻番的目标，那么7%的实际GDP增长率，生产力必须要有3%－3．5%的提高，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乐观。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奇迹还会持续？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人力资本以及研发创新的投入。现在，研发创新的投入已经将近GDP的2%，在美国，这一比例是4%，但是在新兴市场国家，我国的投入已经是比较高的了。继续进步还有很多制度的因素，包括法治、透明、竞争的充分等。
    简单回顾一下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过渡，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完全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尽管有这么多成就，未来我们将进入更加艰难、更加充满不确定性的发展，就是从中等收入迈进高收入经济体。我的基本结论就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深化体制改革，能够在中国真正打造、培育创意型高效率的市场经济。
    来源:上海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