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启明：城乡协和发展与房地产有序开发

    伴随着城乡裂痕的日益加剧和房地产的过度开发，中国已是“国未破、山河不在”，许多人的故乡、家园被粗暴的摧毁得面目全非，成为华夏大地上的“漂泊者”。如何规避这种恶性循环，并建设美好的家园，使之能嘉惠千秋百代，这或许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以下是笔者的一些初略设想。
    城乡裂痕是由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而刻意淡化公民意识与权利则是城乡二元体制赖以存在的观念基础。虽然宪法上亦有关于公民的条款，但“居民身份证”的颁发，显示了宪法只不过是束之高阁的废纸而已。与此同时，还将各种不平等的待遇附着于居民身份证上，使之成为名符其实的“等级身份证”，而这成为城乡居民不平等的起源。因此，废除“居民身份证”，改发“公民身份证”，或者不颁发任何称谓的身份证，甚至广泛宣传、普及现代公民观念和权利，破除等级特权观念，就显得尤为迫切需要了。
    在建立现代公民身份制度的前提下，废除城乡二元体制、建立城乡同构就是顺乎自然的事了。具体如：给予城乡居民平等切实的养老、医疗、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障，无论是进城还是留守农村的农民，抑或是到乡村创办实业的城市公民；进行教育平权，取缔形形色色的“精英班”、“贵族学校”，取缔各种变相的借读费、转读费，尤其是给予随迁子女平等的教育和考试权利。提高边区、山区教师待遇，避免优秀的教师麇集于相对优势地区的学校；推进村镇直选，使得具有声望的乡绅、知识分子、优秀乡镇企业家等能够尽其才望、服务一方。
    尤为重要的是，政府要为“三农”提供切实的扶持政策，我们可以继续称之为“新农村建设”，或者借称韩国的“新村运动”，但不应只是减免农业税和统一规划改造农村房屋这样的表面事项。我以为这些实质性的优惠政策包括但不限于：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可以通过减少中间商环节、地方政府直接补贴农产品收益等措施来实现；亦可以同样办法降低农药、化肥、种子等农业生产材料价格，两者协同提高农业收益；建立农业金融体系，通过便捷贷款补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如搭建大棚、疏通沟渠、修建村路、购买农业机械等；成立农村促进协会，根据当地的气候、地貌、土壤等自然条件进行相应的生态农业、旅游农业、有机农业等规划建议，同时提供种植技术顾问，促进科技农业的发展。
    通过上述农业优惠政策，逐渐消弭城乡公民之间的身份和收入鸿沟，瓦解城乡二元体制，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相应的城市发展规划、乡村建设和房地产开发。
    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城市发展水平极其不平衡，因此无需绝对统一的城市规划思想。根据目前的全国城市发展状况，可以分为特大型城市、中等型城市、微小型城市三大类。特大型城市（群）主要指沿海沿江相对发达地区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中等型城市是指一般省会城市、相对发达地级市；微小型城市是指大集镇、一般县城、欠发达地区地级市以及比较发达的乡村等。对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城市，其发展规划思路也应有所不同。
    由于政策倾斜，使得沿海沿江地区城市和一些区域性中心城市竞相无序蔓延，交通日趋堵塞，各种新开发楼盘更是见缝插针、毫无规则的向城市外围扩散，而城中村则成为各方势力的逐鹿之地，或者逐渐沦落为贫民窟，聚集着大量的低收入人群。从表面上看，这些特大型城市光鲜靓丽，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人流更如潮涌，显得人口基数十分庞大。然而只要沿着这些城市往外围出四、五十里路，则是异常萧条贫瘠的农村，居于其中者亦多为老弱病残。解决这些特大型城市病，可以参考巴黎拉德芳斯区以及大东京都的规划发展，采用集约化城市规划理念，即疏散中心城区人口，缓解中心城区压力，使之向周边城镇有序伸张。具体措施如：
    控制中心城区的房地产开发数量和楼层高度，使得中心城区显得扁平化；保护老城区、老建筑，未经户主同意绝对不可随意拆迁老房子，同时对于有历史价值的老房子政府应该出自维护修缮；
    明确城市功能分区，尤其要集中规划商务区，尽量挑选人文历史薄弱的郊区兴建高楼大厦，并保护好原生态。严格监督政府新办公楼的建设，政府办公场所尽量设在老城区，便于为民办事；
    重点发展卫星城镇，通过地铁、轻轨线、高速路的延伸拉近卫星城镇与大城市的距离，完善医疗卫生、学校、金融、休闲度假、超市、商业场所等生活配套，创建宜居环境，促进大城市居民自动移居卫星城镇；
    征收不同的消费税，对于大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区征收较重的消费税，而对于卫星城镇、郊区则征收较低的消费税，使人们乐于到卫星城镇、郊区去消费，促进其产业发展。
    鼓励开发商到卫星城镇去开发新楼盘，允许公民根据城镇规划集资建房或独自建房，并通过房地产市场自身的调节实现卫星城镇的良性发展。
    对于中等型城市，可通过制约性城市规划，限制其向特大型城市无序膨胀，同时平衡其内部城市功能结构，使这些城市与周边小城市、乡村协和发展。制约性城市规划并不完全否认城市扩张的可能性，支持因市场经济因素促进的城市发展，但排斥因行政因素推进的城市大跃进。不仅如此，政府还要采取相应的制约措施。
    通过设立城市周边乡村保护带、农田保护区、生态保护区等，严禁在这些地区进行商业性房地产开发，或者开辟为加工区、开发区等，制约城市的无序蔓延。
    制止撤县改区这一城市“大跃进”举动。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就开始兴起撤县改区，令许多历史名县、重县逐渐消失，成为大城市的附属，要么变成大城市的污染性工业集中地，要么成为房地产开发的“集中营”，无形中提升了当地的房价，严重破坏了当地人文生态环境。近年来，一些中部省会城市、沿江沿海相对发达城市也开始兴起撤县设区，各个都向着“国际性大都市”迈进。如不及时进行制约，必将重蹈特大化“城市病”覆辙。
    对于微小型城市（或比较发达的乡村），则以协约性城市规划促进其发展，即政府与公民通过协约，将特大城市、中等城市的居民以及农村居民有序的转移到微小型城市，创建便捷的立体交通体系，完善生活配套设施，给予每个公民公平的社会保障。具体协约办法有：
    鼓励一些离退休人员离开大城市，返回原籍的微小型城市（或比较发达的乡村）去休养，或者通过给予休养优惠促进离退休人员到相应的微小型城市去休养，减少大城市人口压力，刺激微小城市的消费；
    通过各种创业优惠、贷款优惠等，吸引年轻人到微小型城市（或比较发达的乡村）去创办企业、发展实业，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增加当地就业率；
    设立文化艺术基金，赞助文化艺术工作者到一些微小型城市去搞创作，使这些人免除生计之虞，能够全心投入文化艺术创作，为民族的文艺复兴创造条件；
    一些地理位置十分偏远的山村的居民，想搬离出去但又没有经济条件。政府应当给予免息贷款甚至赞助费，帮助这些人到比较发达的乡村或微小型城市置业安家，并给予充分的就业保障。对于那些不愿意搬出去的偏僻山区居民，政府绝对不可强拆强搬，而应尽力为其创造有利的交通条件和惠农保障。
    特大城市的集约性发展、中等城市的制约性发展和微小城市的协约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三者有机统一，共同促进城乡的统筹协和发展，并在这个大方向下引导房地产的有序开发，为重建我们的美好家园而齐头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