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二）

    编者按：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在2013年两会期间强调，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敢于啃硬骨头。但改革攻坚的前提是对中国国情有基本和清醒的认识。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将陆续刊出维也纳大学朱嘉明新书《中国改革的歧路》中第三篇《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的内容。本文是第二个“关键问题”──“关于垄断国有企业”。
    1949 年之后，伴随私有制被消灭，中国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企业形式。全民所有制企业就是国有企业。1970 年代末初始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实现“政企分离”，扩大企业自主权，推动企业加入市场竞争。与此同时，各类中小型民营企业得到政府的扶植，经历了短暂的“黄金”时期。
    但是，1990 年代以后，中国再次回归对国有经济的依赖和培育，市场基本中止了正常发育和成长，加之政府设置越来越多的障碍，以及国有企业强化对资本、原材料、能源以及市场的垄断，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全面进入被限制、被压抑和日益萎缩的状态，成为了国有企业的附庸。
    至 2000 年前后，垄断的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垄断，导致了中国企业结构进入严重的单一化和畸形化状态。不论是企业组织，还是企业行为，都以国有企业为标准，以极少数中央企业为马首是瞻，地方政府所属企业跟进。严格地说，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国进民退”，因为根本没有过“民进国退”。以下是国有企业的若干基本特征：
    第一，国有企业的行业和部门垄断。以中央企业为主，完成了对重要行业的垄断经营。包括公共供水、能源、金融业、保险业、石油业、矿业、能源、通信、航空、铁路、公路。其间，企业数量减少，但是，其平均规模、市场地位和垄断能力急遽增强。中央企业是国有企业的核心，而能源和通信业的中央企业，又构成了中央企业的核心。例如，在成品油市场，虽然零售商很多，但是，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两家大型国企控制了产业链；电信市场，产业链较长、市场主体很大，但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公司几乎瓜分了全部基础电信服务市场；国家电网公司改变原本“厂网分离，主辅分离，输配分离”的反垄断政策，实现了对电力工业的彻底垄断。因为实现了行业和部门的垄断，为实现有效控制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主要产品市场的份额，提供了坚实基础。
    同时，以行业垄断为基础，通过联合的管理控制，联合的股权控制，各个行业的“龙头老大”之间构建垄断联盟，通过垄断协议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控制定价权，比较常见的具有串谋定价性质的是大型国企的固定价，共用垄断利润收益。例如，中石油和中石化凭借政策优惠和石油开采炼制权垄断，长期操纵价格。国有企业之所以长期维持超额利润，除了可以实行垄断价格之外，还可以寻求减低税负，减少分红比例等特权，降低成本。不仅如此，国有企业凭借垄断资本优势，建立无孔不入的垄断资本网络，正在进入一切有较大利润空间的行业，房地产业、文化产业、农业、零售业、旅游业和餐饮业，有的大型国有钢铁企业开始大规模投资养猪业。在这样的过程中，一方面，私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被排斥出越来越多的行业，其生存空间日益狭小，另一方面，更多产业部门的进入门槛成本迅速提高，只有垄断国有企业具有相应的资本实力。
    第二，政府和国有大型企业的“结盟”。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扶植，可谓不遗余力，将公共财政资源转移到国有企业；给与税收的超国民待遇，使其少交或不交资源租金；进出口免税、管制推迟和豁免，限制国外竞争；实行“金融压迫”政策；通过银行拥有大量存款，以及金融当局拥有制定存贷利率和选择贷款目标等权力，提供低于市场水准的优惠贷款和成本低廉的融资服务；给亏损企业注资和补偿；排斥或限制民营资本和其他竞争者，保护国有企业高额利润。特别是，在国家的支持下，大型国有公司正在大面积地演变成跨国公司，享受资本主义大公司和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的双重好处，其财力之膨胀，如同宇宙大爆炸那样不可遏止。
    伴随政府对经济资源控制规模和国有企业财富的扩张，政府和国有企业成为联盟，共同创造、维护和分享财富的结构。国有企业领导同时具有行政级别，可以按级别与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互调。政府和国有企业精英互为代理人，保证政府行政权力和大公司经营权一体化，形成利益相互输送的稳定机制。
    第三，全民丧失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按照法理，一切国有企业为全民所有。人民委托国家行使其所有权。国有企业所得属于国民，国家可以用于再投资，也可以用于全民的基本福利。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由于没有民主制度的制衡和监督，加之资讯严重不对称，官僚和国有企业高管不仅获得了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而且利用多种手段将本来属于全民的权益转归自己，成为事实上的所有者。全民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不过是一种名义，是一种虚幻。国民被排除出参与分享国有企业所获得的丰厚红利。
    长期以来，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由于管理制度不完善，创新能力不足，监管缺位或不到位，如果以净资产收益率、人均利润水准、劳动生产率和资产周转率等指标加以衡量，其经济效益普遍低于民营企业。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国有企业享有垄断超额利润，以及对垄断超额利润的不合理分配。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个人收入和福利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准，成为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的突出表现。例如，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员工人数不足全国职工人数的10%，其所得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 50%以上，或者说，这几个垄断行业的平均工资和福利数倍于其他行业。国有企业领导除了天价年薪还有支配大量资源的权利。
    中国的垄断国有企业现象，不仅让人们看到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的经济特权传统，还让人们联想到美国建国初期那种政府和公司的紧密关系，在重商主义影响下，从公司创立目的、公司运营到公司资本构成，都需要和政府权力相结合，需要体现政府意愿，甚至不乏官商“混合企业”。特别是，随着中国和世界经济的接轨，中国的垄断国有企业嵌入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corporation的“独立法人”和“自然人”等新特性。
    所以，垄断国有企业包括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的基因，现代资本主义公司特性，以及国家赋予的垄断特权，正在异化为“超级”力量，不仅成为权贵用以转移或者攫取国民财富的工具，还是阻止市场经济发育，破坏市场规则和市场的自由组织机制，以及加强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政府企业化和企业政府化已经成势。如果没有深入的政治改革，垄断国有企业作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会进一步渗透、侵入和影响到国家政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参与制定“游戏规则”，政府系统会继续堕落，国家会走上逐渐被国有大型企业控制之路。
    （本文作者朱嘉明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