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台湾靠什么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是320692亿元，同比增长9.4%，其中第三季度增长9.1%，低于外界预期，这是继一季度的9.7%、二季度的9.5%之后，国内生产总值持续走低。面对不断加大的物价上涨压力，融资成本上升，小微型企业经营困难，出口持续下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经是大概率事件。
    我在《财经郎眼08》中讨论过，很多人说9.1%也挺高的。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经济增长要看什么？这个数字还得扣除掉通货膨胀率的影响，9.1%减掉6.2%，我们的真实经济增长率是2.9%，目前和欧美、日本差不多。
    政府投资的很多项目还处于在建过程中，所以说最后到底效益如何，我们还没有确切数据，不过从股市可以看出个端倪。政府4万亿的投资，得到好处的行业包括银行、钢铁、基建，可是股市里面表现最差的就是这三只。银行的市盈率只有5倍，是股票市场里面最差的。而钢铁跟基建呢，截止到2011年10月下旬，中国股市有21只股票跌破它的每股净值，其中有9家钢铁公司，包括宝钢、武钢、鞍钢这三大钢铁公司，6家基建公司，包括我们认为还不错的广深铁路。
    谈到经济的低增长，也有很多学者提到另外一个词，就是说中国经济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会不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说，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到10000美元这个阶段的时候，以前积累下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结构问题，都会集中地爆发。当然，我也得这样讲，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对这个问题太过逃避，因为任何国家走到低增长阶段一定都会发生各种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
    一般来说要跨出这个低增长的陷阱，现在有一种说法叫爬坡期，爬坡期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还有永远爬不出来的，菲律宾就是。跳不出来的是大多数，跳出来的只是少数，你知道为什么吗？一旦碰到“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突破点，这个突破点是什么？到了低增长时代，企业的利润是最重要的。这“四小龙”之所以能够突围而出，企业利润帮了个大忙。讲得更具体一点，这就是该转型升级的时候了。我想再谈一个观点，以台湾为例，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突然出现的，比如说台积电、联发、日月光、宏碁等，在当时这叫做台湾的“腾笼换鸟”。也就是说，台湾传统的雨伞业、制鞋业还存在的时候，这些企业突然就起来了，怎么起来的？它们提出一个代工的新思维，我们现在把当时台湾的代工都理解错了，我们认为做运动鞋叫代工。
    我们说到代工的标志就是富士康。可富士康的代工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它是“农民工”、“打工仔”的代工，这是不可以的。台湾当时提出的代工思维，颠覆了整个世界，颠覆了产业链。我以台积电为例，台积电当时怎么成功的？它首先结合台湾的优势，当时的台湾经过发展之后，积累了大量财富，钱特别多，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是台湾有很多的大学生，这些大学生在之前台湾的高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这个非常重要。一个地区，它资金特别多，又有很多有经验的技术性人才，最适合从事什么行业？就是集成电路行业。因此它提出一个新思维的代工，怎么代工呢？告诉英特尔，我们台湾有最好的学生，解题高手，你们只用负责设计，我们来解题，帮你做什么？帮你做晶圆。因此晶圆厂一个一个出来，从4寸、6寸、8寸到现在12寸，从芯片，到设计、切割，以及分装，都是台湾不同的公司在做，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产业链。也就是说，由美国负责设计，台湾负责代工做晶圆厂，这一投资就是上百亿美金，因此成就了台湾的集成电路产业。
    这才是真正的产业链分工，别人负责设计，设计之外的由台湾来代工。而我们大陆不是，我们是纯粹的代工。什么意思？设计不是我们的，晶圆不是我们的，芯片也不是我们的，甚至电脑型号该怎么做也不是我们的，我们就是拧拧螺丝，然后插个洞口。
    所以像这次广东省调低经济增长的目标，这是对的。为什么？因为GDP不重要，现在的调低是为了未来更大的发展。我在想，如果我们各个省是以专利之类作为考核标准的话，我们的经济会怎样？我告诉各位，只有这些才会创造财富，创造利润。
    当然这个还需要很多配套的措施了，也就是说如何改善营商环境？比如说广东省能不能够大幅减税？能不能够放开垄断行业？或者说像这个劳动成本过高的问题，能不能给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思考。也就是说，要让制造业有余利，有更多的利润，然后让它们自己从零开始进行产业转型。我们今天有些企业家就是在搞搞房地产，搞搞加工，他没有长远的目标，他根本就不想创新，专利对他来讲都是不重要的事。如果到这一步的话，我请问你，我们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跳不出的。亚洲“四小龙”后面本来还有“四小虎”对不对？现在全死了，它们根本跳不出这个陷阱，只有死掉。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很风行的一个理论，叫做“依附论”。几个代表人物，劳尔·普雷维什、阿明、弗兰克，还有“世界体系论”的沃勒斯坦，他们当时面对拉美的现代化的受挫，以及非洲现代化战略的失败，提出了这个“依附论”。什么概念呢？有两个关键词，“中心”和“外围”，他们用这两个关键词，来衡量整个世界。认为“中心”这些欧美的发达国家，剥削“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越发展，就越依附发达国家；越依附发达国家，就越发展不了。换句话说，就是你的成功是我失败的原因，你的富裕是我贫穷的原因。
    当然是这样子的。我举个例子，以iPhone为例，它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产品设计以及渠道物流对不对？生产一个iPhone手机，苹果可以拿到360美元的价值。它旁边的硬件厂商呢，比如我们刚才讲的日本、韩国，还有我们中国台湾地区，还有美国的一部分厂商，可以拿到187美元。而我们中国大陆呢，6.54美元，这是不是叫盘剥？那我请问你，你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这代表我们整个产业政策没有突围。如果说我们做不到像苹果一样，那可不可以像日本、韩国一样呢？而且我们已经有成功的先例，就是台湾，为什么大陆做不到？这点值得我们思考。因此这个“依附论”本身，我认为它是具有现实残酷意义的，如果摆脱不了这个理论、这个诅咒的话，你就要回到非洲，回到拉美，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个印度学者巴格瓦提写了一篇关于“依附论”的文章，写得非常好，他之后到麻省理工学院当了讲座教授。他写的什么呢，“依附论”换成经济学用语叫什么？叫做“悲惨性的增长”。也就是说，你生产的不是核心的“苹果”，也不是外围的硬件，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所生产的，你如果是在更外围的话呢，你的附加价值将非常低，仅仅就是赚点血汗钱。最后的结果是，你越发展就越悲惨，这就叫做“悲惨性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