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es Parker：中日贸易战之危险性

    最近，许多中国城市发生了针对日本购买钓鱼岛的抗议活动，包括北京、深圳、洛阳、西安等等。日本名牌产品，包括众多汽车品牌（甚至抗议者的相机），受到了愤怒群众的攻击与毁坏。松下、丰田与尼桑公司已经报告了其商业资产的损失（分别是一家工厂和汽车营销店）。
    佳能公司也关闭了一些工厂，而日本服装连锁店“优衣库”则选择了将其中几家分店停业，其他的遮住店铺招牌。抗议者还将中国人拥有的日本名牌产品作为攻击目标，其暴力画面对潜在的日货消费者存在消极影响。同时，一些中国抗议者呼吁抵制购买日货。
    消费抵制可以造成商家的损失，并显示出在国外市场开展业务时一定程度的政治风险——抵制活动决不仅限于中国。这方面的政治风险令人头疼，但是考虑到中国市场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风险”是商家必须接受的商业环境的一部分。
    读者可能还记得2010年年中的那回反日游行，以及2008年抵制家乐福与麦当劳分店的活动。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强势品牌及其商标像大使馆或国旗那样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如果一个大品牌在一个国外市场成功地运营，那么实际上它也站在了它所无法控制的国际矛盾的最前线。
    消费抵制可以有多种形式与原因。在欧洲与美国，抵制活动经常因公司的不道德或不公正行为而起，包括安全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不良行径、恶劣的环保记录以及虐待工人。这类的例子有90年代对雀巢公司的消费抵制，以及更有名的针对耐克虐待劳工的抗议活动。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可以预料到在华日本公司将会感到一阵寒意，即使北京当局不采取任何正式的反日经济制裁。中国媒体一直在暗示将有可能发生正式的经济制裁行动，因为中国占去了日本出口总额的20%。但是，由于受世界贸易组织的约束，这种做法会引起麻烦，并有损一个国家的声誉。更极端的一个例子是2010年对日本出口稀土的限制，但其反作用力也对中国造成了损害。然而，除了私人组织的消费抵制以及正式的国家政策制裁以外，中国还有第三个有力的选项。
    依靠国有企业以及经济体中更广泛的政府企业的力量，非官方的消费抵制在中国是有可能实现的。不需要宣布正式的抵制措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下较难实现），令中国感到不快的国家或企业就会在贸易与销售上受到负面影响。这既可以以网络限制的形式出现（例如Bloomberg在大陆的网站因发布有损中国领导人形象的报道而受到影响），也可以在国有企业推行一些政策而不公布（据报道，Bloomberg终端机在中国的销售直线下滑）。
    事实上，德国哥廷根大学的两位学者曾发表过一篇论文，讨论当某国安排与达赖喇嘛会面时所受到的贸易影响。论文作者Fuchs与Klann发现，该国对华出口总量将下降8.1%或16.9%（取决于不同的计算方法），并且在该事件（指与达赖会面）后将遭受两年的贸易萧条期。论文发现，重型机械与交通设备是最经常受到“非官方”抵制的两个贸易领域。不用说，这些产品在中国关系到许多国有企业（交通与基础设施发展）。
    但是，尽管中国在全球经济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抵制活动也是把双刃剑。虽然目前只有日本是大陆与香港地区的抵制目标，但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企业正逐渐意识到在中国的特殊的政治风险，并还会联想起前些年家乐福与麦当劳的遭遇。投资决定需要考虑风险，且保险费的提高将增加公司的成本，甚至把门店或工厂关闭一两周也会对企业造成损失。
    外国公司为中国提供了就业机会，向中国政府纳税，并且也为许多中国消费者带去了他们渴望拥有的产品。更重要的是，日本消费者也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报复性的抵制活动对双方都有损害，并且许多考虑在中国投资的公司（不只是日本公司）现在可能正望向别处。人们已经熟知的历史是，一战前牢固的经济关系并没有阻止战争的步伐，但这些经济关系至少没有带来负面影响。我们期望更冷静的头脑能够取得主导。
    译自《外交家》网站 9月18日
    赏一卿/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