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线平：警惕文化GDP主义

    在山西大同，一场声势浩大、耗资上百亿元的古城再造计划正在展开。2008年初，新任大同市长耿彦波强力推行耗资上百亿元的“古城恢复性保护工程”，其中城墙修复工程耗资10亿元，将在5年内全面完成四面城墙及瓮城的修复。（大众网2012年8月27日）与此同时，据中国经营报报道：七朝古都开封决定将老城区改造成近20平方公里的实景人文旅游胜地，重现北宋“汴京”时期盛景。实现这一宏伟工程的前提是，十几万市民将在未来四年内从老城区搬离，仅拆迁费用就要支付至少1000亿元。而这仅仅是开封这项颇具想象力的“造城计划”的第一步。对于一个财政收入不到50亿元的小城市来说，它只能靠大举发债来撬动这1000亿元的巨额资金。巧合的是，笔者暑假到山东聊城走亲，那里同样在进行恢复古城工程。四个城门，包括护城河桥已做好，但城墙尚未合龙。城里除几条主街道稍有起色之外，更里面是一片废墟，从高处看，就是一个垃圾场。更为可怕的是，里面只有零星几个工人在施工。以这种进度，几十年难以完成整个工程。
    这是典型的文化GDP主义。如果说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单纯以GDP为衡量发展标准，导致的是经济发展模式单一、文化建设落后的话，那么，现在要警惕一种文化GDP主义，这种发展思路是，以文化建设、地方多样性发展为借口，行GDP主义之实。它所产生的后果与前者是差不多的，只不过主体由国家换成了地方，名义由经济增长换成了文化再造。如果多数地方都秉承这种发展思路，将使地方经济由于生产倾斜而崩溃，地区文化创造力的严重匮乏。以地区为单位的经济崩溃，将给全国经济带来巨大的难以恢复的破坏。文化GDP主义，不仅表现为古城再造上，还表现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学城市建设、影视城建设、歌剧院建设和一些景观再造工程等。
    文化GDP主义具有迷惑性，首先，它以文化为面具。过去，单纯追求GDP，会忽视文化建设，这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可以看出。忽视文化建设最可怕的后果是，基本的道德价值在GDP冲击下消失了，小悦悦事件很能说明问题，更不要说官场腐化堕落，商家不讲诚信。纠偏单纯追求GDP发展道路，很多人想到了文化建设。但要明白的是，文化建设有很多道路。知道为什么要文化建设，还要知道建设什么样的文化，以及如何建设文化。文化建设不等于完全恢复传统文化。这也与简单理解文化含义有关。文化建设的根本在于重建人们的基本道德信仰，在此基础上，充分保持社会的文化创造力。
    要真正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全社会的努力，需要文化体制、机制的再造，文化建设不是单靠某个人、某个部门，不是一拍脑袋就可完成的。如果说追求GDP，忽视文化建设，体现的是文化和经济对立的话，那么它们的统一在何处，如何维护这种统一？如果不清楚这些，基本于文化与经济对立统一基础上的社会发展就是盲目和不切实际的。不是说任何以文化的名义发展经济都是它们的统一。从社会角度，文化与经济的对立在于，过于追求一方发展的思路和模式，都会伤害另一方的发展，它们的统一在于尊重人的自主，完善人的自由发展，将社会发展思路落脚于以人为本之上，落脚于个体的全面发展之上。清楚了这一点，就明白文化该如何建设。任何政府主宰文化建设、渴望提高文化建设效率的思路都是错误的。经济建设也一样，与其说过去是由于过于追求GDP而忽视文化建设，不如说是由于政府单一主宰经济建设，忽视社会力量参与，导致文化失落。文化蕴藏在每个人心中，不是单一政府可以替代的。政府以文化的名义重建古城，将所有生产力量集中于古城建设上，由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消费、学习都沉浸于古城文化之中，文化的创造力将严重受到压制。可怕的是，政府大量举债建设古城，说明现有的生产力完全不能承受，不但当代人受累，还不知要连累多少代人。可能官员们心中有一幅古城图画，名为文化，想把它变成现实，也有力量变成现实，何不快哉，还建设了文化。但大多数人都忙于现实的生活和工作，他们心中不一定有与官员一样的图画，即使有，如果这幅图画的建设给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压力的话，相信他们也不会支持这样的建设。
    其次，它以地方多样化发展为借口。单纯追求GDP，使得全国一个模子，所有的城市都是高楼、高架桥和宽阔的马路。古城再造似乎要摆脱这一模式，但是，如果摆脱单一城市模式以一个地区为单位的，那么，它不是真正的多样化发展，会造成新一轮的地方统一建设浪潮。如果一个地区因为摆脱全国的统一建设模式而设计一种新的地方统一建设模式，那还不是一样。可能某地区与其它地区不同，但该地区会由于统一建设而失去了地区多样化发展机会。从实际来看，各地纷纷上马古城再造工程，所有古城都大同小异，它只是在与周边的现代城市对比中，显出一些不同。如果都这样做，过若干年，不是古城显出不同，而是现代城市在古城中显出不同。另外，就是因为地区举全区之力建设古城，导致地区经济、社会的单一发展。真正的多样化发展不是以地区为单位的，而是要接地气，多样化发展要建立在创造力和想象力基础上，建设在个体的多样化生产和消费上。再者，古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从生产方式看并没什么突破，至多是设计图纸的不同，都属以人力、资源为主的低端建筑产业。
    以地区为单位、为主体的所谓古城再造文化建设，说到底，还是GDP主义，只不过找了一个新的乍一看说得过去的借口，是文化GDP。古城拆迁和重建都是GDP，但由于不能刺激地方多样化生产和消费，是劣质GDP。它不会导致地区生产和消费由于全方位、多样化的交换而繁荣。导致新一轮文化GDP主义的根源在于，从理念上简单理解文化，从机制上是地方政府过于主导地区发展。一幅文化图画在官员心中，通过行政权力可以强行将其变为现实。而实际上，老百姓需要什么，欣赏什么，官员们可以不管，因为他的行政权力不容民众置喙。古城建成了，似乎体现了一些文化，可以暂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GDP增长了，在数据上好看，可以蒙骗不落地气的某些官员。这与传统单纯追求GDP所带来的发展困境是一样的。改变这种状况，要改变政府文化发展理念，改变行政方式。发展文化和追求GDP本身没有什么错，关键是发展什么样的文化和追求什么样的GDP，如何追求文化和GDP。自上而下的建设，对老百姓都是不好的，不管是以经济建设的名义，还是以文化建设的名义。不反对地方在有限财力可承担范围内，恢复一些古建筑，给千篇一律的现代城市建设带来一些生气，但如果不顾财力，甚至举债，政府不受民众监督地盲目上马古城再造工程，只会给属区民众带来生活、生产压力。古城图画可能美，但每个人由于生活条件不同，欣赏美的方式都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