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军:以改革应对国际经济危机是较优选择
连续爆发的“美债危机”和“欧债危机”并非偶然,它是国际经济危机持续演化的一个“插曲”,我们对国际经济危机持续进行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以改革做好应对的准备。
一、国际经济危机还没有结束
以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欧猪五国”为代表“欧债危机”不时发酵提醒我们,国际经济危机并没有完全结束。如果我们将视野拉得更开一些,看一下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表现,则会发现国际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之中:美国正受困于债务负担沉重、失业率持续偏高、实体经济复苏缓慢等问题;欧盟则为部分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欧元震荡、高福利社会经济活力不足等问题所困扰;日本经济在地震、海啸和核辐射“三合一危机”、沉重债务负担和老龄化社会等的打击下持续低迷;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则面临着应对通货膨胀、产业转型升级、贸易保护主义的巨大压力,同时西亚和北非部分国家的政权危机和非洲索马里等国的饥荒也让世界不得安宁等。问题在于,国际经济危机并非已经过去,其持续的时间可能比预想的要长,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所说“全球正处于一个全新‘风暴’的初始阶段”。
二、国际经济危机持续源于“病根”没有解除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经济危机是各种经济问题和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危机的根源一定来自“制度深处”。这次危机表面看好像是华尔街贪婪、美国过度消费、金融过度自由化和全球经济失衡等造成,深入看则是美联储长期低利率政策、“美元霸权”、西方国家福利制度和部分新兴国家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造成,再深入一步看则是国际货币制度和全球治理制度存在重大缺陷造成。但迄今为止,全球反危机在解除危机“病根”——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货币制度和全球治理制度方面进展甚微。“病根”不除,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危机继续以“美债危机”和“欧债危机”等各种形式不断爆发。
三、近两三年的“政策性复苏”具有内在的不可持续性
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许多国家运用凯恩斯理论,采取了政府投资、发行债券、印钞票、放松信贷、降低利率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一系列刺激政策来应对危机。作为“强心针”的刺激性政策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反弹或复苏。这种复苏属于典型的“政策性复苏”,即刺激政策带来的复苏,而不属于“基本面复苏”,即新增长点形成带来的复苏。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政策性复苏”依赖于刺激性政策的持续,只要“强心针”不接着打,经济就要下行。而“强心针”不能老打,老打就会加剧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等问题。因此,“政策性复苏”一方面具有内在的不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还会带来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产能过剩、银行坏账、债务危机等“后遗症”,引发新的危机。也就是说,这几年由于许多国家过度迷信凯恩斯反危机理论和政策,在反危机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推动了新一轮危机的形成。
四、真正结束危机的新增长点形成需要一个过程
大的危机就如一个人生了一场大病,治病就要住院,既需要经过一个吃药打针、“刮骨疗髓”的痛苦过程,也需要经过一个滋补营养、生长新肌体的康复过程。同样,结束经济危机既需要进行一次深层次的制度变革,也需要经过一个结构优化、形成新增长点的过程。形成新增长点并非易事,比采取刺激政策带来短期经济复苏难得多。新增长点形成一方面有赖于通过制度变革淘汰落后产能、消除新产业发展的种种障碍,另一方面有赖于新技术的重大突破,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新动力。所有这些都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事实上,目前全球及其主要经济体的重大制度变革还未完全展开,新能源、节能环保等领域的新技术也还没有取得预期的重大突破。即使取得了制度和技术的重大突破,真正形成产业化和经济效益也需要时间。此外,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场大的危机走出来需要时间,如1929年爆发的“大危机”、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等都持续了五年以上。
五、国际经济危机持续将从多方面影响我国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等,毫无疑问将从多方面受到国际经济危机持续的影响:首先,国际经济危机持续将减少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影响中国产品的出口;其次,美国继续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美元贬值,将推高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以输入方式使中国的通货膨胀火上浇油;再次,美欧经济低迷造成的美元和欧元贬值,将使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大幅缩水;第四,国际经济危机持续造成国内外金融市场动荡,特别是造成股市下跌,使中国股民的财富缩水,影响社会稳定;第五,国际经济危机持续将使部分人动摇对目前宏观调控政策的信心,影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当然,也要看到,国际经济危机持续还会给中国带来一系列机遇,如扩大进口、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增加对外投资、引进国外技术和人才、提升国际地位和话语权等。
六、以扩张性政策应对国际经济危机必须十分谨慎
在应对2008年爆发的那一轮国际经济危机时,我们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扩张性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推出了影响巨大的4万亿投资、天量的信贷投放和十一大产业振兴计划等。现在看来,这些扩张性政策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方面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同时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地方债务增加、部分行业产能进一步过剩、银行坏账隐忧等问题和“后遗症”。当“欧债危机”不断发酵造成国际经济危机持续时,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是继续采取扩张性政策应对危机?还是采取改革措施应对危机?鉴于扩张性政策副作用较大、实施空间越来越有限,鉴于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鉴于目前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还比较严重,因此在重新运用扩张性政策应对新一轮国际经济危机时必须十分谨慎。
七、以改革应对国际经济危机是较优的选择
以改革应对危机有不少先例。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政府就采取了很多重大的改革举措来应对危机,如推进金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中国在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也推出了很多改革举措,如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教育和住房制度改革等。现在看来,以改革应对危机一方面短期效果不是太明显,另一方面长期综合效果显著。原因在于,以改革应对危机具有多方面的效应:一则改革可直接触及危机的“病根”,是真正解决危机的“良方”;二则改革会优化权利配置,理顺各个主体的责权利关系,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应对危机的合力;三则通过改革调整危机前失衡的经济社会结构,不会带来新的结构失衡;四则通过改革反危机、促增长,速度虽然慢些,但增长的质量较高;五则改革只要方向对头、方式合理,不会形成副作用和“后遗症”。
八、以改革应对国际经济危机应采取的关键举措
在国际经济危机不断持续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来推进改革,不能以转方式、调结构来代替改革。具体说来,可采取如下关键举措:
一是加大学习宣传力度,消除近年来人们对改革的误解。让多数人认识到: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贫富差距大、腐败较严重等问题不能归因于市场化改革,而应归因于改革不彻底和政经改革不平衡;进一步改革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唯一出路。
二是搞好改革的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使改革持续有序进行。要像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那样,制定各个层次的总体改革规划。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高度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抓好制度变革的“纲”或“龙头”。
三是重新建立或明确改革的主管机构,使改革超脱部门利益。改革主管机构要具有比一般部门更高的位势,能统领全国的改革大局,能协调各个被改革部门。
四是明确改革的突破口,使改革在短期内取得明显的进展。考虑到应对持续的国际经济危机必须加快扩大内需,必须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等,建议先从政府自身改革做起,以此形成改革的突破效应。
五是加大对改革的考核力度,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动力和压力。要像考核各地的GDP增长一样考核改革的推进状况,对改革成效显著者进行激励,对消极改革者或阻碍改革者进行惩罚和约束,形成各个方面齐推改革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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