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中国改革下一步怎么走？

    【编者按】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事件。不久前，国内一家日报就邓小平南巡20周年纪念以及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的格局采访了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韦森教授就原来的采访稿做了较多的文字修改和增补。
    记者：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您如何看过去20年的改革和现状
    韦森：我以为从1978年改革到现在，有三个大的事件要记入历史：第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大门;第二是邓小平南巡，没有他的南巡讲话和决策，就没有现在的发展;第三就是入世。没有加入WTO，中国的经济没有这么快的增长。不管怎么看改革20年，至少这入世十年，中国经济是高速增长的，经济总量是快速增大的，人们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许多。这在中国历史上均是史无前例的。从近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来看，只是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才有了起飞，但是真正快速增长，是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之后才发生的。
    不过，这十年我们基本上在“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整体的政治体制却变化很小，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问题。
    记者：如何理解我们在“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
    韦森：所谓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经济学术语，而是一种“隐喻式”的说法。当然，近些年也有不少学者在用“市场化改革红利”这个概念，并做了一些计量研究，甚至发现这种“红利”对过去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贡献了近16%。我不大相信这种计量的东西，但是至少可以在制度经济学的意义上把过去中国30年经济增长理解为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这种说法表示，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交易行为和市场活动是受压抑和制约的，因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在1978年后，尤其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加速进行。到21世纪初，在整体上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市场化了，而经济的民营化过程(包括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民营经济的自发成长和外资的进入)，可以被视作为这个市场化过程的主要构成部分，各种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则是其外在表现形式。2001年后，中国加入了WTO，又可以被视作为中国经济在整体上加入了世界市场经济的“俱乐部”，即按自由贸易的市场规则来参与国际分工。这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概言之，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经济内部各部门乃至整体上市场化的结果。
    我把这一现象称作为“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 民营企业的崛起、中国经济内部的市场化过程，正好赶上了在国际上8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推动的20世纪后半期的全球经济繁荣这一末班车。中国原有的巨大的、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加上民营经济的崛起、外资的进入和各级政府所驱动的外向性经济发展，导致了中国加入WTO后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入世更重要的是反过来促进了国内市场经济的体制变化，也就是开放促进了改革。加入WTO，加速了出口增长，中国的外贸出口每年对GDP的贡献都在2%以上。
    但是，这几年政府的强势参与和干预市场，以及实际上发生的隐形的“国进民退”，使我们国家形成了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好像从来没有过的“政府主导或统御市场”的体制格局。目前人们所热烈讨论的“中国模式”，大致正是指这个转型中的、还在慢慢渐进成型且自我强化的经济体制格局。不承认它的存在，不承认它的独特性，是一种鸵鸟式的态度。但是，我这些年所担心的是，等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吃完后，中国社会沿着这个渐进成型的体制格局自我演化，进入了一种“路径依赖式”的发展。一旦这种政府主导市场的体制吃完了市场化改革的红利，经济增速开始下滑，将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并且一些问题可能是我们这个社会承受不起的。
    这种担心，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国进民退”，国有企业的规模和利润在增加，政府的税收也在快速增加。自2008年下半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以来一直到现在，基本上是基建投资在推动着增长，而投资推动的增长又是政府部门、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国有投资机构和国有企业所做的。这种增长越来越依靠政府和国有部门的基础设施扩张，表现形式为财政税收和支出同时增长，尤其是银行贷款的快速增加。在经济的货币和金融层面，财政收入和银行贷款又大部分流到了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去了。
    其次，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就像是一个抽大烟上瘾的“瘾君子”：要发展经济，就来建基础设施，建了三环不够，还要建五环，项目一个比一个大。这些基建项目，中央财政没拿出多少钱，大都是银行贷款在推动。这也是这些年地方政府负债不断攀高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会如此 这与我们的政府体制和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在现有的体制下，因为各级政府的行政官员尤其是一二把手只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基本上不对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内的老百姓负责(在西方国家来说是对选民负责);而考核其政绩，又主要看其所在地区的GDP的增长数字。这种政治机制就导致各级地方政府不断地靠从银行借钱和卖地融资来发展经济。经济搞上去了，一届领导提拔了，升迁了，上级说他好，当地老百姓也说他好，但他却把负债留给了银行，把银行负债留给了下一届政府官员。
    下一届行政首长上任了，要借新钱还上一任行政长官借的贷款，还需要借更多贷款来建更大的项目和办更大的开发区，于是借款规模更大。这样，一届又一届政府行政长官上台，借的钱越来越多，银行负债越来越重。经济每年都在高速增长，马路修得越来越宽、政府大楼也盖得越来越漂亮，开发区也搞得越来越大，但地方政府负债也越积越多。将来谁来还政府负债呢
    以前还指望地方政府靠卖地的出让金来偿还政府负债，但现在全国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行，房地产市场前景不明朗，卖地的土地出让金全国又降下来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又不够;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又不对称，一些借债很重的地方政府就感到压力很大，只能不断地借新钱来还旧债。除了还旧贷款和利息，地方政府还得继续发展经济，这意味着还得继续借款。
    就这样不断地通过银行借款，或开始发地方债来发展经济。这就像一个吸毒越来越上瘾的瘾君子一样。米塞斯、哈耶克等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说得正是这回事。他们认为，正是每次政府所推动的信贷扩张，导致一个短期的经济繁荣和高涨，但是，还款的时期到了，到清算的时候了，经济衰退就来了。因此他们认为20世纪以来的所有经济危机，都是在政府主导下不当投资所推动的经济扩张的结果。现在看来，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可能非常合宜地能从理论上解释目前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走势。由此，我担心中国经济在目前体制格局中似乎沿着这个不可扭转的发展路径演化着，可能最后逃不出米塞斯的预言。
    我对未来中国经济的担心，主要在这里。至于经过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之后，增速慢慢下行，现在看来还并不怎么令人担心。GDP年增长率高或低一到两个百分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是靠政府投资所推动的，是靠银行信贷的迅速膨胀所推动的。一旦经济增速下行和资产价格下滑，包括房地产价格快速下降，可能会引发一些像美国的次贷危机一样的中国式的次贷危机，最后影响到实体经济，从而最终走向经济衰退。
    不久前，我邀好友、天津财经大学的首席教授李炜光来复旦做了一个公开讲座，我主持并做评论。他在讲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税收宪政理论时，讲到了荷马诗史中的尤利西斯与海妖的故事，很有启发意义。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乃至在靠银行信贷发展经济的施政导向上，政府决策者应该学学荷马诗史中尤利西斯。尤利西斯为了抵御海妖的诱惑，用蜡封住水手们的耳朵，而把自己绑在桅杆上，最终战胜了迷人的海妖之歌，通过了魔岛。在目前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疯涨而且越增长越不够的情况下，在政府征税和花钱上越来越上瘾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正像尤利西斯的故事中的一些船长要把我们的航船驶向那个让水手们一去永不复返的海妖的魔岛一样。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决策层中有尤利西斯那样的政治家，那样的觉悟，来让人民绑住自己增税、花钱的冲动和欲望，只有这样，中国这艘巨轮才不会在未来触礁、不会出大问题。
    但在目前中国，又有几个人能理解尤利西斯 能理解布坎南税收宪政的基本原理 又怎么能会学尤利西斯那样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自愿绑住自己
    记者：中国的这种模式比起美国和欧洲来，是否要更实用 您怎么看这种模式
    韦森：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政府职能越来越强大，政府用行政手段直接参与和干预市场运行的能力越来越强。这实际上是一个内在自我强化的过程：政府经济增长方式加强了政府职能;政府的职能又推动了政府所主导的增长方式。这种发展路径增长方式短期看是有增益的，但长期看来可能有很多问题，而且问题越来越难以自我纠正和解决。
    张五常教授曾说，过去30年是地方政府的竞争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我认为这没错，但注意是过去这样。具体说来，地方政府经济竞争所推动的经济增长，过去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贡献因素，但是现在看来，这一贡献因素正在逐渐变成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障碍，因为这种增长方式将不断给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制造更多的风险。这种增长方式，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来推动的。通过银行贷款建高铁，可以收费用，尽管亏损至少还有收入，但是贷款建公共广场、建政府大楼、建沿江绿地、建花园呢 现在看起来不错，但一分钱不收，将来谁来还贷款 你总不能靠政府未来猛发钞票和货币大幅贬值的方法来抹平这些银行负债吧!我们的银行法也不允许政府财政这么做呀!因此我认为，如果这种增长模式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带来经济增长的突然崩溃。
    记者：您觉得像这种增长模式，还能持续多久
    韦森：我估计三五年之内，中国经济的问题还不大。尽管像高铁项目贷款最近遇到了一些贷款难的问题，但一旦开工建了，总得要建成结束呀!不然成半拉子工程和豆腐渣工程，总不行，那样我们的社会付出的总成本更大。因此，在未来几年中，就是中国经济增速慢下来，也会仍然惯性地增长几年。所以短期看来，中国经济的问题还并不是像一些悲观的经济学家们所预计的那样严重。但长期呢 这种增长方式显然是不能持续的。
    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长期问题是什么 欧美经济可能五年到十年不会复苏，中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差不多到了顶峰。连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外贸出口对GDP的贡献都是负的。最近的所有数据都表明，我们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又在下滑。由此看来，未来中国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好像看来只有靠国内消费了。但问题是，这些年政府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又怎么指望靠启动居民消费来作为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二级火箭 这说明，推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发动机都不怎么工作了。
    如果把国内的消费分成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话，情形可能有所不同，因为，随着政府财政收入的超高速增长，政府购买和政府消费这些年来高速增长。但是这个增长不一定是好事，并且孕育着巨大的危险。就像一架巨型波音747飞机一样，如果外贸净出口、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三驾引擎都不怎么工作了，只有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这一个发动机在轰鸣，那我们中国经济会飞向哪里 还不只会摇摇晃晃地前行 长期还会不出问题
    记者：这个问题可能跟前一阵吴敬琏教授所谈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些类似，您怎么理解
    韦森：多年来，我不太愿意用“国家资本主义”这类意识形态味道很强的敏感词，也尽量避免带着任何情绪看待中国的现状和问题。哈耶克晚年曾认为，“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误称，他宁愿把这种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称作为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但中国目前的问题是，我们是有市场经济了，但还不是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或用官方的术语来说，还不是一个“和谐的市场经济社会”。多年来，理论界尤其是经济史学界习惯于把现代市场经济称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前些年经济史学界所常说“资本主义萌芽”，就是根据这种思想范式的一种说法。如果全部的生产和经营是为了赚钱的企业就是资本主义企业的话，那么，在中国的秦代汉代就已经有了“资本主义企业”，那又怎么能认定只有在南宋时期或明清时期才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呢!
    另外，从1987年我出国开始到现在，在国外国内几乎每年都能读到一些反华人士和对中国不怎么友好的人士不断“唱空中国”的声音，这些人总是说中国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沙滩上，中国经济如何要崩溃了，但20多年过来了，中国经济年年在增长，且年年又在高速增长，你们又怎么讲 前些年，我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国外研究中国经济的国际顶尖专家说中国GDP增速有水分，说中国实际GDP增速实际要低两到三个百分点。我则说，2008年前，中国经济增速不但没水分，可能实际增速还要高，因为一些地方如果报高了GDP增速，就要向中共政府缴纳更多的税。我对他说，你怀疑中国的实际GDP增速，你来中国看一看，看看沪宁高速上的大卡车、小卡车的塞车，一塞几十甚至几百公里，你只要看看中国内地高速公路上的车流量，就可以感知中国经济增长有多快了。
    这么多年，国外那么多人唱衰中国经济，二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还在增长着。那么现在我们这次是不是还会看走眼呢 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总是有个周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永远保持一个接近10个百分点的高速增长。所以，这次会不会真的“狼来了”，的确许多中国经济学家都说不准，我自己也有点看不大清楚。但是，在2007年前，世界上有哪位经济学家能预测到2008年到2009年会有一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呢!因此，我们现在多看到一些困难，多谈一些问题，甚至多一点对政府政策的批评意见，总比在那里盲目地、甚至别有用心地“空唱”或“空赞”中国经济有多好多好的“催眠曲”要好、要更有意义。我们是希望中国经济明天更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