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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在近日结束的第10届德国互联网大会re:publica大会上，工业4.0又不断被人提起，而与之相对应的“雇佣4.0(Arbeiten4.0)”也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即：工业4.0会促生何种劳动力市场与雇佣模式。德国政府将在2016年底前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并在之后以《雇佣4.0白皮书》的形式提出阐释与对策。
“雇佣4.0”的说法源自何处并不确知，有日本学者认为是来自德国最大的工会——金属工业工会(IGMetall)。在德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网站上，前三代雇佣制度按照与工业革命相应的历史阶段进行了解读，分别是蒸汽机改变了作坊雇佣制、大规模生产带来福利雇佣体系和全球化背景下被雇佣者地位的提升。而对于第四代雇佣模式，给出的解释则相对模糊和开放，只是强调了网络化生产模式以及人机互动，认为会带来极富挑战性的雇佣制度的变化。
结合“雇佣4.0”可能的来源，以及官方是否刻意模糊的态度，其实可以提出一个极为实质的问题：工业4.0导致的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关键性变化，就是失业的增加。在“工业4.0”最终报告提出不久，C.Frey与M.Osborne就利用美国702个职业的数据进行了测算，发现工业网络化会使得47%的美国劳动者处于失业的境地。后来同样的方法被应用到欧盟28个成员国的测算中，得到的结论明显高于美国，为54%。
之后，无论是多家咨询公司还是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都得出类似结论，或者可以称得上是警告，认为“工业4.0”时代的到来毫无疑问会影响劳动力市场，改变雇佣模式，导致高失业率。其中稍微乐观一些的分析则是根据之前“新经济”的数据，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分层，认为创新性高层以及熟练性底层就业者的数量会有所增加，而作为中介的中层以及事务性职位会减少，就此相互抵消，虽然失业率会提高，但变化会相应平缓一些。
可以说，“工业4.0”可能产生的“雇佣4.0”两难对德国的影响是全面性的。
实际上，德国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在一个较好的水平。2015年年均失业率仅为6.4%，降到与1992年持平的程度。
这得益于有效的职业培训体系。与重视学术性教育的英美机制不同，德国实行的是欧洲大陆式培训机制，重视职业教育与培训，推行“企业内正式学徒制”与“非正式的职业培训”的双重制度。在这种国家与行业协会参与的组织性培训体系中，就业者可以获得比英美自由培训体系中更平等的就业机会，也更有利于收入的平等。
学徒制体系的一个有益结果，就是直接降低了青年失业率。根据《德国2013~2014年度就业报告》，德国企业在2014年给新进入劳动市场的青年就业者提供了52.2万个职位，其中实习岗位占20%左右，使得青年失业率基本保持在8%以下。2015年，德国青年失业率只有7.4%。
与这种职业培训制度相应的，是德国企业从成本竞争向高附加值、高质量产品升级的过程。因为一方面，国家与行业协会倾向于制定较高的培训标准，并监督培训机构与企业的职业培训过程;另一方面，企业学徒可以接受较低的工资薪酬，降低企业的培训成本，企业也有动力采用新技术。例如在奔驰公司工作的学徒实习生，月薪就仅为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一半左右，工作量却并不因此而减少。但因为较高的留用比例，还是会留住他们，并形成企业自身的技术人员。
通过这样的培训制度，劳动者可以兼具通用技能与企业特定技能，在行业内部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这种教育与培训体系也造就了德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使德国在机械、电子、重化工等强调程序性、团队合作与工艺改善的行业中，形成独特的“学习曲线”和竞争优势。
但是，德国的教育体制与职业培训也绝不是完美无缺的，相比于英美的“精英式”教育体系，德国制度并不特别重视基础理论教育，也无法让就业者有动力去自行掌握高端技术。因此，突破性产业的升级与创新动力不足，也就使得德国在与英美竞争的网络化时代稍逊一筹。
在每年的全球大学排名中，德国称得上是乏善可陈。根据2000年后诺贝尔奖的获奖人数统计，德国的获奖者只有8人，远远落后于美国的97人、英国的20人和日本的14人。
特定产业创新动力不足，其实是德国提出“工业4.0”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工业4.0对于各国雇佣体系的冲击应都是不可忽视的，但对于德国来说尤其显著，因为是从一个近似于自然失业率的水平转向高失业率期望值，避免这种消极转向，也是德国各界提出“雇佣4.0”的真实目的。
由于工业4.0方兴未艾，而德国政府的政策导向也因为工会的强大力量而有所顾忌，所以“雇佣4.0”还像是海市蜃楼的远景之忧。但是，工业4.0与雇佣4.0的关联却道出了教育培训体系与产业结构转换之间的一个有趣关系。
简单来说，为减少产业结构调整与转换时的失业压力，需根据一国现有的教育基础设施来有倾向性地选择产业类别，而不是相反，以此来减少转换性成本，并提高产业导向的可行性。这无论是对于风生水起的美国，还是与德国面临同样两难的日本来说，都至关重要。而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是否也暗含这一选择?对于德国来说，工业4.0是不是一个明智的政策选择，就要看政府究竟如何来处理好教育与雇佣的关系，将“雇佣4.0”由负面转向正面了。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2016-0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