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笑微：被高估的美国经济增长：为什么互联网革命没有让大多数人变得更富有？

    长期增长的灵丹妙药
    经济史总是和经济学家们过不去。
    美国前白宫经济政策主任巴克霍尔兹，在他的妙文《已故经济学家的新见解》（New Idea From the Dead Economist），对经济思想史做了风趣而刻薄的梳理，把前辈经济学家们比喻成历史晚会上令人沮丧的坏消息使者，批评家的安全侮辱对象。这种说法富有自嘲精神，也不乏证据。拿经济学家的不靠谱开涮，甚至超越了冷战时的意识形态，戈尔巴乔夫与里根揶揄他们的经济顾问来缓解谈判气氛，而罗斯福总统的名言：“我找不到一只手的经济学家”，正中经济学家七寸：一群说着深奥的正确废话的家伙。
    所以，作为进化的应对策略，经济学家们正在变得越来越狡猾，他们从传统的卡桑德拉角色中摆脱出来，表现得日益乐观起来。经济史上几个著名的悲观预言者，从马尔萨斯到“罗马俱乐部”，预言经济增长的极限和长期的衰落，似乎都遭到了喜闻乐见的失败。而失败的核心原因，是他们总是低估了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率大幅提高。从凯恩斯以降，现代宏观经济学提供过无数救世良方，不过一旦说到长期增长，故事就变得十分呆板。在所有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必备的索洛标准模型中，“黄金率”平衡增长路径建立在外生的技术进步之上。换句话说，创新与技术进步，就像美国超级英雄，在糟糕的时刻上演天外飞仙，带动全要素生产率飙升，产生劳动、资本效率之外的效率增长——“索洛剩余”。然而，超级英雄拒绝签署服务合同，创新不可预测不可定制，比较容易观测的是长期增长的另外两个传统的平缓动力：人口自然增长和储蓄率。
    这实在太陈词滥调了！太像人们指责经济学的“正确废话”理论了。增长理论赶紧补锅，试图将创新与技术进步本身纳入体系，像投资一样成为一个内生变量，代表性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将技术进步作为一种可通过投资产生的生产要素，与别的生产要素比如资本、劳动的区别在于，技术创新和进步是边际收益递增而非递减的，具有溢出效应（spillover）。大概勾勒出的图景是：创新是面粉中放入的酵母菌，在合适的温度水分不断繁殖发酵，将面团发展得越来越大。
    无论索洛还是罗默的增长模型，无论是否把技术创新当成钢铁侠还是酵母菌，都表达着一种明亮而模糊的乐观态度，创新总是会有的，而创新转化成生产效率的过程，形成了起起落落的经济周期。尤其是，美国这个当代经济理论的试验场，一向被视为各种幸运的例外——美国经济史演唱着美妙的创新之歌，得天独厚，在经济史领域，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的地位如同圣杯，那么美国近150年的创新历程就是一个已经成真的伊甸园，它饱含着各种鼓舞人心的画面，从海底电缆到家用洗碗机，从钉入东西铁路交汇铁轨的最后一根黄金钉到纽约交易所的第一声钟响，从ENIAC计算机的隆隆作响到苹果触屏手机的轻轻一碰，到谷歌与脸书把虚拟世界首次密切嫁接到私人生活当中，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在这里从没有遭到致命的挫折。
    在最阴郁的预言家闭上嘴的地方，一位本性难改的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戈登，以布罗代尔的宏伟决心，写了一本600多页的著作来回顾美国物质生活波澜壮阔的起落，从187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伟大发明开始走进社会，激发生产率提高和有效改变物质文明的时间节点——引导他的读者开始这段通往当代美国生活的旅程。
    和大多数变得狡猾的信使不同的是，戈登的预言没有那么光辉灿烂。在他看来，增长的极限并不来自于创新的匮乏，而是创新应用在生产部门的效率深化有可能碰到极限。这不是马尔萨斯式的启示录末日预言，但是却更加细思恐极：
    “在1770年以前的上千年中经济几乎没有增长，在1870年之前的过渡世纪中缓慢增长，而对美国来说，在1870年到1970年的革命性百年之间，经济以令人瞩目的速度快速增长，之后经济增长的速度又慢了下来。1970年之后美国增长之所以减速，原因并不在于发明者失去了灵感，缺少了新创意，而是因为现代生活水平的许多基本要素在当时已经一应俱备，从许多维度来看，包括食品、服装、交通、住房、娱乐、通信、健康、工作环境，都是如此……”
    创新是权重衰减的吗？
    经济史著作罕有荣幸登上畅销书榜单，与流行的通史和政治军事历史书籍相比，它不光缺少英雄的主人公，而且挤满了枯燥的数字和看似缺少关联的事实。《美国货币史》（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是一本了不起的深刻著作，但你如果并非经济学研究生又指望用它度过飞机上局促的三个小时，就难免昏昏欲睡。
    《美国增长的起落》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例外，刚刚出版就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和2016年彭博社最佳图书，同时赢得了《经济学人》、《纽约客》和《金融时报》苛刻书评人的青眼。戈登将美国城乡物质生活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与两次新技术革命驱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翔实细节，展开为一段段斑驳的时代风情画廊，行文趣味十足，角度精到而史料扎实，大开大阖，具有历史新闻记者的探究态度和广阔视野，时常让人想起威廉曼彻斯特的纪实文学名篇《光荣与梦想》。如果你想从一个美国居民，尤其是中产阶级的角度经历150年前、100年前和50年前的衣食住行与娱乐，以及消费生活背后咯咯作响的社会生产机器，这本书应是无二之选。
    但作为一本探讨增长命运的书，作者并不想只给读者提供一个历史VR游戏百科手册，它真正的危险和有力之处，是在这个弥漫着对创新魔力的乐观主义，对人工智能、海量数据、虚拟技术无限遐想，每一个初创公司都在憧憬改变世界的时代，公然宣称：互联网革命的重要性，至少是对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性，被过分高估了。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提高生产率增长的速度、深度与时间持续性，都难于媲美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那些熟悉的经典发明。
    这个结论何其沮丧，又何其冒犯！但实际上想一想，却是一盆有益的冷水。《美国增长的起落》的数据表明，1870年是现代世界启动高速增长的起点，增长峰值时段是1920到1970年的半个世纪；20世纪70年代开始酝酿的电子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带来高速增长时段集中于1994年到2004年的十年间，但是其后——“2004到2014年是美国历史上生产率增长速度最慢的十年。……由网络革命引起的种种变革波及面非常之广，但是到2005年已经基本完成。智能手机的发明和普及是一个例外，但是到目前为止，智能手机还没有像互联网革命一样对生产率增长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中国读者可能此处关于智能手机的结论感到惊讶，但事实上，中国个人电脑终端普及远远没有美国充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互联网革命对生产力的带动，与智能手机移动端的普及是基本重合的。
    戈登还提出了两个发人深省的事实观察：
    第一个是所谓的“大跨越之谜”。“大跨越”指1928年到1950年美国惊人的增长加速，这22年包括了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和艰苦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平均每小时产出却比1928年增长了99%（如果按照1870-1928年的平均增长趋势，估测出的数字仅有56%），是美国历史上增长最快的一段时间。戈登的观点是，“大萧条”和二战本身就是时均产出提高的原因。罗斯福财政刺激带来的基础建设更新，二战时因为劳动力缺乏而涨薪以及引发的投资替代，军工机器开动带来的高压需求，特别是快速发展的工会组织在提高工人实际工资增长趋势方面的积极作用，一定程度改善了不平等，并且让创新的应用周期有效缩短，新技术迅速得到推广。而相比而言，2008-09年的金融危机破坏力同样强大，却无法重复“大跨越”时代的修复能力，反而更深蚀刻了不平等的鸿沟。
    第二是GDP数字的统计改进，使1870-1970年的增长数据被相对低估了，所以过去的真实增长率其实更高。比如无形资产在前一百年中大多数时间没有充分纳入交易价格统计当中，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很多重要发明带来的新消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被当时的官方统计口径忽视，实际生活水平提高超过GDP数字反映的增长。而1970年之后的近50年间，GDP不仅统计更加精确，而且反映了更多未来预估价格因素。所以经过修正之后，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带来的经济增长率，差异可能比目前纸面显示的更大。
    顶头风
    戈登的预言，与过去的卡桑德拉们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并不怀疑人类的创新能力，以及创新中蕴含的再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可能性。但是他质疑了我们思维定式，科技会不会永远满足我们对于经济增长的期待？创新对世界的改变是暂时的，还是有长期的持续性？
    这绝非一个新问题，也并不需要科幻小说里的外星人出手锁定地球的科技发展。人类历史本身就证明，辉煌的古代科技与文明高峰之后，社会曾经经历过成百上千年物质生活的倒退和萎缩。 正如巴克霍尔兹所说：“当我们习惯于把现在的状况看作最小值的时候，应该注意到，历史没有为持续不断的进步提供任何先例。”
    阻碍创新提高生产率的因素多种多样，《美国增长的起落》总结了今天美国的创新和增长必须面对的四股“顶头风”，即：不平等加剧、教育阻力、人口状况和债务偿还。
    不平等加剧阻碍了大多数人从创新中得到更公平合理的红利份额。互联网革命与虚拟经济的兴起，使美国轻松占据了智力产业高端，制造业消失和向全球转移，收入结构出现了中间空洞。从1979年到2011年，收入平均数和中位数的增长差距达到了0.43%，意味着社会平均收入水平每增长1%，中等阶层的收入仅仅提高不到0.6%，而底层大众的受益更是相形见绌。另一方面，连收入最高的顶层百分之十，也出现了“赢者通吃”的分化，不平等的最大来源是收入水平最高的0.1%和0.01%，主要是拥有期权激励的高层管理人员（特别是金融与互联网新型行业），超级文体明星（新媒体粉丝经济的主要受益人），传统金领如医生、律师则相对被抛离。“涓滴经济学”被“极化效应”替代，后果就是创新带来的新增收益和资本局限在高收益的狭小行业内，创新的扩散作用和持续能力受到了反噬。
    教育阻力对创新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不平等的恶化所导致的教育资源配置扭曲，加剧边际收益递减，美国的公立系统教育经费来自于财产税特别是房地产税，富人区天然形成了教育资源过度积聚，而贫民区的高中辍学率升高。另一方面受教育水平的绝对程度提升也在放缓，这个趋势甚至从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了。原因是成本增加（美国从1972年以来大学教育成本的上升速度是整体通胀率的3倍）、债务膨胀（承担10万美元学生贷款的美国人平均要到34岁才能摆脱债务）和风险增加（一半以上的美国大学毕业新生无法找到一份需要大学文凭的工作，“不完全就业率”在2013年左右高达56%）。
    关于人口状况，美国相对稳定的出生率和移民比例，掩盖了最可能影响持续创新的人口因素——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率指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随着婴儿潮一代即将永久推出就业市场，美国的人口劳动参与率和老龄化负载都将面临严峻形势。2007年到2014年，美国平均劳动参与率从66%下降到62%。 劳动参与率不足意味着人口结构中的重要部分被拒绝在创新活动之外，也使得看起来光鲜的就业率缺乏说服力。去工业化是劳动参与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工作岗位的永久流失使一部分工人永远难以回到劳动体系中，沦为靠社会福利维持生活。     债务问题是美国经济的痼疾，美国的联邦政府债务在2038年将达到GDP的100%，与此同时，联邦医疗保险信托基金将在2030年，社会保障基金在2034年，预期达到零余额。通过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复杂的衍生工具，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债务风险被分散到整个经济体系当中。债务危机不仅可以让新产业的幼苗毁于一旦，比如2000-2001年间刺破债务泡沫引发的第一次互联网产业崩溃，还会把可以让创新深化的未来资源提前消耗殆尽。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底层核心行业，芯片和晶体管业内的最著名的争议之一，是预测“摩尔定律”何时终结。“摩尔定律”是英特尔公司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在1965年－1975年间提出的创新速度规律：同样价格的集成电路，晶体管密度或者计算性能每18-24个月提高一倍。摩尔定律以指数增长的速度，为信息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础。进入新世纪，2006年之后摩尔定律开始出现减速的迹象，到2009年晶体管的倍增时间延长到了峰值8年。
    《美国增长的起落》对摩尔定律的观点令人深思：摩尔定律的失效并非源于技术瓶颈，而是因为计算机行业消费需求的制约。当芯片计算能力能够满足当时家庭终端设备的主流功能，开发者就失去了进一步投入成本加强研发的动力。后面发生的事实甚至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个大胆猜想，2010年之后芯片计算能力翻倍时间又逐步缩短，并且2014年降为四年。这个戏剧性的转折和主流智能手机的出现与普及几乎完全同步。（苹果的第一款成熟主流机型Iphone 4 在2010年首次推出）。
    摩尔定律的故事，宛如罗伯特戈登对创新与现实增长历程的浓缩寓言。
    就像彼得蒂尔说过的：我们小时候想要会飞行的汽车，现在得到了140个字符。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里，曾有力地论述为什么无法规划创新，和创新将带给我们的历史方向。创新的幼苗有可能随机产生，但活下来的品种不一定喜闻乐见。在长周期更加有影响和推动力的，可能不是建造帕提农神庙的宏伟技艺，而是一张破碎潦草的航海图。站在消费与制造业全面升级的转折点上，美国的创新历程，提醒我们今天热衷于“弯道超车”一掷千金之前，对经济结构现实性多一层清醒理性的认识，合理调整对创新创业的期待值。经济下行周期的逆风中，能顺利前进的，不是更大的船，而是更聪明的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