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2016年4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亚信第五次外长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弱肉强食有违时代潮流，穷兵黩武缔造不了和平，互谅互让才能带来稳定，坚守道义才能赢得持久安全。”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出自《史记·商君列传》，赵良劝说商鞅积德行善、明哲保身：“《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於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不过，“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并不见于今本《尚书》。按照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的说法：“此是《周书》之言，孔子所删之馀。”“孔子所删之馀”恐出于臆测，但以之为“《周书》之言”，当属有据。

　　自从跨入文明时代，中国就极其重视人伦关系，正如孟子所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但当时支配人们思想的，主要是传统宗教，也就是天命思想。到了殷周之际，以文、武、周公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由殷之代夏、周之代殷的历史，对传统宗教进行了一次深刻、彻底的反思，发现并非“天命不僭”，而是“天命靡常”，“惟命不于常”，甚至“天不可信”。至于夏、殷两代的废替，皆因“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原来，社会发展变化的最终根据，并不是神秘莫测的天命，而是人的德行。在这方面，周初统治者可谓身体力行。史载虞、芮两国为争夺边界的土地闹得不可开交，便一起去找时为西伯的周文王评理。他们到达周国以后，发现“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于是十分惭愧，双双让出有争议的土地。这正是《尚书·周书》提出“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历史背景。

　　自此以后，尊德重道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和晋国大夫范宣子曾就什么是“死而不朽”各抒己见。叔孙豹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从“闻之”二字看，其下三语乃当时流行的格言，代表了时人的共识。为什么“立德”“立功”“立言”可以不朽呢？那是因为其人虽死，但其道德、功业、说教已被载入历史，为人们世代传颂，经久不灭。因此，如果说西方人的不朽存在于上帝的话，那么中国人的不朽存在于人们心中。“立德”居“三不朽”之首，可见中国人对道德的珍视。

　　春秋以降，诸子蜂起，“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思想为儒家所发扬光大。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不但提出了一整套伦理道德思想，而且将其用于政治。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用道德治理国家，那么人民就会像众星朝斗那样维护君王和社会。孔子虽然不否定刑法，但他认为，德治更加根本。他曾将政令法治与道德教化做了一个比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如果用政令来引导人民，用刑法来约束人民，那么他们虽然也能免于犯罪，但会丧失羞耻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乐来约束人民，那么他们不但不会犯法，而且有羞耻心。短短数语，却包含着极其深刻的道理，是有人性论的基础的。人性有善有恶，政令刑法遏制阴暗的一面，道德教化发扬美好的一面。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而以道德教化为根本。羞耻心就属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是道德的基础，如果失去了这个基础，纵然人民免于犯罪，但不可能树立起良好的道德风尚。这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根源。

　　不仅如此，孔子还将“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思想用于处理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对于周边的蛮夷戎狄，孔子并不主张武力征服，而是坚持用文化和恩德去感召他们。他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孟子区分王道和霸道，更是对“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进一步阐发：“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所以，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劝说那些国君行仁政，施王道，谆谆告诫他们“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然而，历史似乎和孔孟开了个玩笑——最终征服六国、统一天下的并非行仁政、施王道的国家，而是赤裸裸推行霸道的秦国。这是不是意味着儒家政治学说的失败、“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思想的破产呢？且慢！我们不要忘记，秦王朝在历史上不过存在了短短15年，而正是由于弘扬儒家学说，继秦而起的汉王朝才得以长治久安！历史又一次印证了“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