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冰川：马鞍山市“农村土地流转”调研札记

    原标题：在希望的田野上——马鞍山市“农村土地流转”调研札记
    
    当涂县姑孰镇松塘社区
    
    裕禾家庭农场年轻的农业经营者与调研组成员交流
    
    和县乌江镇海豪蔬菜种植有限公司午餐时间，几乎全部劳动者都为女性
    
    这位70岁的老人在农场打工，去年收入超20000元
    
    马鞍山市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太仓村村貌
    引言
    农村土地流转是当前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也是当前“三农”问题研究的热点，不仅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受到社会舆论广泛关注，其核心问题更牵涉到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针对这一问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调研项目安排，加之机缘巧合，在农历马年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一行五人来到马鞍山就农村土地流转展开实地调研，本次调研由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廖永松副研究员带队，廖博士长期致力于农业生产资源方面的研究，作为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创新工程的基础学者，他非常关注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包含的理论问题；调研团队成员中杨一介副研究员一直关注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法律问题，胡冰川副研究员则倾向于了解农村土地流转对粮食安全以及农产品市场的实际影响；其他两位调研团队成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村发展系研究生张伊斯和熊雪。如果从人员构成来看，本次调研涉及理论、实证、法律三个层面，既包括对现行制度的探讨，又兼顾实际政策的操作。在结束本次调研之后，我们对本次调研进行了全方位的总结，一致认为：本次调研的这种“轻团队”模式十分灵活，调研行动能力强，靶向目标明确，更容易完成预期调研任务。
    2014马年初春，雨水节气，马鞍山这座江东小城依旧朦胧在霏霏细雨之中，在炉膛火红钢水映衬下的广袤乡村，尽是麦苗分蘖，油菜抽薹，大地被妆点得一片绿意盎然，让黑白分明的城市写意出更多缤纷色彩！从“农村土地流转”这个研究命题来说，马鞍山兼具东部工业化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典型特征，具备地理上“承东启西”的纽带作用，因此选择马鞍山作为农村土地流转调研的目标地点有着独特意义。
    胡冰川 男，1980年11月生于安徽省马鞍山市，管理学博士。2007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国外农业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
    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困惑
    在中国传统意义上，“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脱离了土地，农民怎么办？这是当今一个十分重要的思考。毫无疑问，在农耕文明时期，农民一旦脱离土地就变成了流民，生活凄楚自不待言。然而在“四化同步”的今天，以马鞍山市为例，2013年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2339元，其中来自家庭经营的仅占35%，这也意味着仅靠务农，人均每年收益仅为4319元，月均360元。当然，在这个收入中，如果扣除对土地要求较低的畜禽养殖等收入，那么种植业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则更低，能低到什么程度，大致可以匡算得出：马鞍山全市耕地面积187万亩，乡村人口143万人，人均一亩三分地，根据2013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扣除家庭用工折价，粮食作物亩均净利润为144元，以一年种植两季计算，人均净利润也不过144乘以2再乘以1.3，约为374元，月均31元；如果以现金收益来记，根据我们长期农村调研的实际情况来看，每亩地年现金纯收入大致在1000元左右，一亩三分地也就是1300元，平均到每月也就108元，甚至要低于马鞍山当前农村低保月均290元的标准。
    当一个社会形态仅仅需要维持简单再生产，人们的生活目标还停留在“衣取遮体，食取果腹”的时候，农耕是一种稳定的选择。但是在现代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明显不会满足于最基础的生理需求，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决定了“小农”生产方式将逐步解体，传统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工厂和城市。当越来越多的农民告别了农作，土地流转这一个体行为逐步演化为一种社会趋势。马鞍山市农业委员会将此总结为“农民有愿望，主体有需求，市场有动力，政府有推动”，实际上这里的政府推动不过是顺势而为的临门一脚，试想如果农民主观上没有意愿，主体上没有需求，那么仅靠政府的强行推动是绝不可能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土地流转的现实：2013年，马鞍山全市农村土地流转比率将近50%。
    农村土地流转的复杂化
    从社会舆论角度，往往将“农地流转”与“征地拆迁”混为一谈，认为在此过程中农民利益受到了很大侵害。事实上并非如此，土地价格主要决定因素，一是用途，二是位置。农村土地在直观上可以理解为“三块地”，即：农村承包土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当前所说的“农村土地流转”就是指农村承包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流转，无论采取何种形式（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农地农用的性质并不发生变化，凡是改变土地用途的，都不属于农村土地流转的范畴。如前所述，农用土地的实际价格和保障效果都是极其有限的，如果政府取消所有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并允许农产品市场完全对外开放，国内农村土地的价格甚至可能为负价格，即花钱请人来种地，纵观国内的农业生产补贴，大致已经包含了这个意思。
    之所以出现概念模糊，是因为在实际操作中，“增减挂”与“整村推进”方式将土地整理与流转、村庄建设、城镇建设用地等若干问题打捆解决，农民一方面需要将承包地进行流转，另一方面又需要面对旧房拆迁。在这样的操作过程中，即便是专业人士有时都会混淆概念，更不用说农民了，想必这个问题给基层工作也带来了很多的困扰。尽管如此，从客观上讲，结果基本上都是非常积极的，例如，当涂县姑孰镇松塘社区，农民不仅将自己的承包地流转给专业生产者，获得了租金收益，同时也改善了居住条件，这一点也从我们的随机走访中获得印证。
    毋庸置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福利必然得到改进，否则一定不会出现今天的局面。但是，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将土地流转出去并且已经上楼的农民也反映“菜要买了，水要花钱了，样样要钱了”，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这种因生活方式改变带来的行为习惯改变的确需要适应过程，可以观察到的是，当今仍长期在农村居住的群体多为“386199”，整体年龄结构偏大，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一问题将自动消弭。
    农村土地流转的具体问题
    流转的操作困难
    在当今的农村土地流转中，操作困难经常被忽视，但这的确是一个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通过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农业规模化程度，促进生产效率提升，这些都是社会共识。在操作层面，由于家庭承包土地较为细碎，如果通过一家一户进行谈判，那么交易成本非常高，往往要通过村集体来做相关土地承包者的工作进行推动。一般意义上，谈判都能够顺利完成，原因不再冗述；部分仍然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如果承包地位于流转土地的中间，那么通过置换也可以达成，其中少部分农户甚至可以获得更多补偿；极个别农户因为非经济原因不予配合，成为整个流转操作的短板。当然，在农村土地流转中，“自愿”是前提，政府也不便于就此进行直接干预（一旦开了干预的口子，就有被滥用的可能），针对这样的个案，也只能依照现行处理方式。在马鞍山的调研中，这类问题往往通过置换、增加补偿、乡村熟人做工作等方式得以妥善解决，例如博望区丹阳镇八卦村、和县乌江镇海豪蔬菜种植有限公司两个案例。曾经在河南的村庄调研中，因为当中一户拒绝流转，整片农业设施大棚建设迟迟不能得以开工，所幸的是，类似的事情并不多，在整体上并没有影响到农村土地流转的大局。
    农地的作价与处置
    传统农业的投入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有机构成单一，效率低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李周所长认为，“并不是农业的劳动回报低，而是农民的隐性失业时间长”；现代农业的投入要素则越来越偏向资本与科技，资金问题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一个掣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抵押担保，原先获取资金的方式莫过于自有资金、联户联保贷款、不动产抵押贷款、土地信托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但是在工作实践中，农地的作价和处置问题都十分困难，与商品房抵押不同的是，农村土地缺乏成熟的交易市场，不同地块因受到经营年限、位置、肥力等因素缺乏市场作价标准，相对于作价而言，银行处置农村土地难度更大：对于农户承包地而言，由于第二轮承包至2025年结束，那么即便是农户无法获得贷款，银行也可以通过将土地经营权在当地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进行转让，通过转让得到的租金来偿还银行贷款；但是在当前土地流转中，绝大多数承租合同的租期较短，即便银行获取经营权也难有效顺利处置，这样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农地经营权担保抵押的实际困难。
    农村土地流转的成效
    农地流转使得农业规模化生产成为可能，有利于国家保障粮食安全。农业规模化生产首先提高了生产效率，从基本逻辑出发，如果地租是农民种植收益的一个体现，那么土地流转后的经营主体不能获得超过这一租金的收益，势必造成亏损，因此土地流转本身具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在客观上也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支撑。博望区丹阳镇八卦村通过土地流转后，常规稻平均单产均较流转前有了明显的增长。
    农地流转改变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提升了食品质量安全水平。传统小农经济时代，千家万户生产，政府质检部门纵有三头六臂也防不胜防，违禁农药、兽药屡禁不止，随着规模化生产的扩张，不仅监管难度降低，而且经营主体有改善产品质量的主观愿望。在我们走访的马鞍山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裕禾家庭农场，年轻的农业经营者将最新的科技手段应用到农业生产当中，并且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对产出的农产品进行逐一检测，着力提升农场产品的质量标准。
    农地流转通过合理轮作与“三田制”尝试新的耕作制度，降低农药化肥使用量，使得土壤肥力得以自然恢复，农村生态得以改善。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条件下，除非因为农户外出打工或其他原因造成的土地撂荒之外，农村土地的复种指数很高，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化肥农药投入，导致土壤板结、水体污染等生态问题。当涂县黄池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武骏理事长将流转获得的农地分为三块，采取蔬菜、粮油、饲草三田轮换的方式进行耕作，不仅避免了重茬、病虫害等技术问题，提高了单产，更降低了投入，改善了产品质量。
    农地流转增加了本地就业，改善了所在乡村的生产生活面貌，使农民不必背井离乡、饱尝分离之苦。
    传统小农生产模式为了增加收入，会采取兼业方式，而雇工则是季节性的，但是通过农地流转之后，农业的季节性雇工转为常年雇工，农民可以就近工作，获得稳定的收入。和县乌江镇海豪蔬菜种植有限公司常年雇工约80人，其中女性80%以上，60岁以上的劳动者50%以上，其中有位70岁高龄老人在该农场工作，去年收入超过20000元，据和县农委同志介绍，该村的就业率超过100%。而马鞍山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的太仓村更是以美丽的村容村貌和快速的经济发展获得了2011年全国文明村镇的光荣称号。
    后记
    此次在马鞍山调研，从2月23日-27日，历时将近一周，调研地点分布在当涂县、和县和博望区，其间除了与相关农户、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农业经营主体广泛交流之外，也与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所到之处，能够感受到当地同志敬业精神与专业水准，这也让我们调研团队成员十分钦佩。本文所涉及的讨论并不能覆盖本次调研的全部成果，诸如涉农资金使用、农村宅基地、城镇化等都未提及，但并不妨碍我们对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的基本判断与坚决支持，因为我们都在希望的田野上！
    “作为一个出生在马鞍山的科研工作者，2002年大学毕业离开这个城市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其间也偶尔回来，但是多半时间是和家人朋友呆在一起，很少有空再去真正地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直到此次回马鞍山调研，利用调研闲暇参观了一下城乡规划展示馆，十分震撼，不仅很多过往的规划变为了现实，而且可以直观地了解到城市明天的面貌，此时作为一个马鞍山的东道主，在同事面前也平添了几分自豪。”调研组成员、马鞍山籍人胡冰川副研究员如是说。
    调研期间，我们也途经了马鞍山长江大桥，博望区横山，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当涂松塘社区，让我们真正感慨的不仅是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更是全社会劳动者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特别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通过与当地干部群众的深入交流，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马鞍山人的勤劳敬业与质朴包容。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无论是太仓村王秀凤书记这样的劳模，还是在田间工作的普通农人，他们身上都流露出一种天然的自信，这种自信恰是对马鞍山精神“聚山纳川、一马当先”的最好诠释，也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社会精神基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