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私有化运动-社会主义所有权制度变迁研究》自序

    经济学理论研究尤其是深入到所有制问题的理论研究对于每一个真正可以称得上是经济学家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肉身与灵魂的最深层的较量。事实表明，人类的天性决定了绝大多数人是无法在此种灵与肉的较量中升华而实现能够真正坚定地探寻并坚持真理且能够真正理解人类正义以及人类生命原则和生命价值的。从经济学研究主体本身而言，毕竟经济学研究者也是人，也有肉身的七情六欲。因此，在经济学中追求符合正义的人类生命原则和生命价值并不象新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人活着是为了享乐”那样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得舒服。从人类生活的自然状况来看，大多数人所能够获得的可以满足其肉身和灵魂对物质和精神的需要的东西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稀缺性；而从人类生活的社会状况方面看，通过投机、欺诈、偷盗和抢劫获得满足总是比通过劳动获得满足来得更加符合人的自私自利、贪图安逸、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等原始本性。为了满足酒囊饭袋的物欲、野兽冲动的性欲和充满着渲泄感的权力欲，所有不能克己服礼者都只能变成行尸走兽、跳梁小丑甚至杀人越货的强盗或者卖国求荣的汉奸─按照新自由主义者的逻辑①，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因而人都要为个人的私利最大化来延续其生命。因此，在整个以经济学为业或以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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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个资本主义逻辑正好与社会主义逻辑相反─资本主义逻辑是：人是自私的，所以人类社会要发挥人的自私性并按照利己主义原则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逻辑则是：人是自私的，所以人类社会要克服人的自私性并按照利他主义原则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资本主义逻辑的本质是激励利己主义而反对利他主义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社会主义逻辑的本质是激励利他主义而限制利己主义从而实现在全社会和谐且人类与自然和谐条件下的个人生活质量的最大化─这就是资本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的区别和全部分歧的根源。显然，资本主义逻辑的结果就是在激励利己性行为条件下的不可避免的为金钱物质利益而进行的交易、欺诈、享乐、颓废、腐败、暴力、战争和对生态环境的不可逆转的破坏，而社会主义逻辑的结果则是在激励利他主义行为并限制利己主义行为条件下的为取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统一的生活质量最大化的人本应有的那种生活方式。因此，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润主义、经济腐败、精神颓废、道德败坏、两极分化（阶级分化、贫富分化、意识形态分化、生活方式分化等）、阶级矛盾、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暴力犯罪和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如争夺石油、市场扩张等）而发动的资本主义战争才可能消除。
    谋生的学术界，不管是自称的还是那些企图从追捧中获得非劳动利益的新闻大棒们于混乱中瞎喊出来的“著名经济学家”们经常并不顾及正义（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真正的自由等），而将经济学理论拿在自己手心里玩弄得得意非凡。在金钱面前，在创造着财富而又在社会最底层呻吟着的劳动人民面前，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或称“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不断地用看起来深不可测的“理论”、尤其是看起来似乎是科学得不得了的数学模型或计量模型（实际上都只是数学游戏）玩弄着“经济学”以及学习经济学专业和西方经济学课程的不知渊之深浅的年轻学子和被剥夺了话语权的普通百姓。这些“经济学家”们自称为“自由主义者”，他们高喊着自由主义的口号，却干着霸权主义、资本暴力主义、资本专制主义、卖国主义和剥夺主义的一系列罪恶勾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帜确实很容易让民众以为他们真是反对专制主义的勇士①。然而，事实上，他们所推行的并不是什么真正的自由主义精神，而是当权者和资本家对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进行抢劫的自由、强迫中国人民接受资本主义金钱至上和个人利益至上观念的自由、资本和资本家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的自由以及通过私有化对公有资源、公有组织和公有资产进行掠夺的自由和利用资本运作席卷财富的自由，这一切只不过就是他们的学霸实质和对人性之恶的发挥─不需要劳动去创造财富但可以通过资本主义“游戏规则”─按照资本主义国家法律规定的“合法”抢劫方式②实施抢劫就可以成为全人类最富有者的索罗斯和巴菲特之流就是全中国的资本主义者崇拜至极的对象③。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者在剥夺了数十亿劳动者数十年来所创造的财富之后，还鄙视和污蔑豢养着他们的劳动人民，并要求修改宪法和制定法律来保护他们抢劫和剥削所得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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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有的新自由主义者根本就没有研究经济学、政治学或社会学问题，他们根本也不懂经济、政治和人的社会关系，有的甚至仅仅只是搞点文学、数学或计算机拼贴游戏甚至连文学、数学和计算机拼贴游戏方面也相当差劲的跳梁小丑。
    ②、私有化、兼并、重组、资本运作、投机倒把、证券投机、期货投机、期权投机等。
    ③、由以中央电视台为主角的全国新闻、出版和文艺界的鼓吹者和企图在市场中大发横财的资本主义投机分子组成。
    显然，在资本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利己主义意识形态环境下，很少会有人有勇气敢放弃对个人利益的追逐而将自己置身于受人新自由主义学术暴力和权力暴力欺处和忍饥挨饿之境地。并且，即便是在受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之下的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由于评职称、评导师和报课题这类权力都紧紧地掌控在属于新自由主义阵营的对权力、金钱和女人贪得无厌的当权者手里①。因此，即使是对于这些拿着固定工资的暂时算是衣食无忧者②的高校教师和研究人员，谁敢冒着被围攻挨整的风险站出来对自由主义者对国家和人民最无耻的亵渎进行旗帜显明地揭露？！
    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背景进行简单的历史考察就会发现，西方经济学自从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时候就已经建立起一整套旨在论证以资本对人的奴役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压迫和剥削的“自由秩序”是合理的“理论”。最为危险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批占领着中国的话语霸权地位的、在毛泽东时代因为低工资未享受到他们③所认为应该享受的东西而形成的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仇恨的新自由主义者④，他们将权力对人的奴役极力转化为资本对人的奴役⑤—这就是“资本主义邪教理论”的全部内容。
    以古典自由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武器的早期资本主义者将封建帝王和封建贵族从统治宝座上赶下来之后，资产阶级就获得了统治西方世界的权力。但是，一旦资产阶级取得了统治地位之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其后代就会由当初的反封建的斗士退化为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恶棍、为掠夺资源而四处寻衅甚至在全世界发动战争的侵略者⑥。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资产阶级需要御用文人为他们提供理论工具来证明资产阶级及其资本对人实施的专制统治的“合理性”。于是，新自由主义开始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领域粉墨登场，并在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和资产阶级的支持下逐步取得了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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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自由主义当权者对反对其不劳而获的社会主义者的恨之入骨正是通过不评职称、不让当导师甚至解聘和开除等方式对在公立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的那些维护正义的社会主义者和正直人士实施经济专政、学术专政和政治专政的。
    ②、虽然他们作为养命钱的工资也只是能够满足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需要。
    ③、这些被毛泽东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投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夺取了学术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
    ④、茅于轼就公开宣扬他的享乐主义人生观、资本主义立场和卖国情结。
    ⑤、我们对权力对人的奴役和资本对人的奴役应都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新自由主义者反对政治专制主义就同意其资本专制主义。
    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资产阶级争夺资源（石油等）和进行市场扩张而打着推行其“普世价值”的旗号发动资本主义战争，给那些军事弱国的人民制造了灭顶之灾。
    在新自由主义的构成中，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为以马歇尔（1890）开创的主张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完全自由竞争的“新古典经济学”为主流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组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理论①，而以凯恩斯（1936）所开创的主张国家干预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主体）组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因此，中国大学和科研院所中有相当一部分从事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知识分子被首先洗了脑，他们不但自己被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而且还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主力军。从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大学中讲授和研究微观经济学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成为私有制、自由竞争和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而那些讲授和研究宏观经济学②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成为政府干预主义的支持者─这说明西方经济学教条（“洋教条”）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毒害是极其深重的。
    我们判断一种意识形态或理论的真理性及其意识形态或理论的利益获得者的性质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历史的规律中去寻找答案。而我们只要忽略掉一切细节去纵观历史的长河，就不难发现，在旧制度的没落时代对旧制度进行批判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一般都昭示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和正义，而在没落时代维护旧制度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则往往代表着对历史的反动和对正义的蹂躏③；反之，在新制度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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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完全自由竞争”这一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又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推导的出发点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想及其推行其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由此不难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成为一种“骗人的理论”（“骗人的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实现资本专制和市场扩张的工具。这种“骗人的理论”具有的形式上的科学外壳使得初涉经济学的人们和对经济学的性质缺乏应有的理解和悟性者会误以其为真理。
    ②、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学是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的。
    ③、这是因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创建是由当时的那些满怀着社会理想并不为个人私利而奋斗的政治精英完成的，随着这一代政治精英的离世，其权力的继承者一般不可能再是具有社会理想的政治精英而继承先辈的遗志，却更可能是追逐权力和崇尚享乐的政治投机分子或没有政治理想的享乐主义者，这些政治投机分子不但不会维护原来那些良好的制度，而且会成为好的制度的破坏者和坏的制度的建立者─这是政治投机分子享乐的前提条件。
    之后的和平时代对新制度进行改造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往往代表着对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反动和对正义的反动，而在新制度需要完善的时代维护新制度基本框架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往往代表着对历史的责任和对正义的捍卫。历史事实表明，资产阶级革命的战斗武器─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于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革命性的进步，但新古典经济学则是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倒退。中国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就是一种严重的历史性倒退。这种意识形态一声不响地进入了中国的大学①对青年学生进行全面洗脑─宣扬利己主义、利润主义、金钱主义、剥削主义及其实现手段②的意识形态对不明事理的青年学生们形成了极其恶劣的误导③，从而使我们这个拥有优秀文化、传统美德和利他主义人生观的民族被一代一代地改造成为缺乏道德和极端利己主义人生观的行尸走兽，使人民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史无前例的受害者，使人类生活堕落为物欲横流的动物生活，使整个中国社会变成一个恶人当道、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善恶不辨、腐化堕落的社会。最为罪恶的事情是，那些从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那里获得职位和工资而又从资产阶级那里捞外快的投机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真正玩弄的正是那些给“经济学家”们支付工资并为其提供衣食住行的劳苦大众！
    不幸的是，在中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私有化运动进程中，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不仅已经牢牢把握着大学讲坛的教育权④和文化专制权，而且已经利用通过洗脑所完成的对青年人的灵魂改造形成的社会影响以及他们在政府取得的权力和从他们的主子─资产阶级那里获得的金钱支持对中国社会包括数百万亿的公有企业资产、矿产资源以及城市和农村土地的全面掠夺。
    公有企业的私有化造成的是八千万城市工人失业、上亿“农民工”的贫困化和工奴化、比西方资本主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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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用英语代替国语并把英语作为各种考试的必考科目、西方经济学作为财经类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最重要的考试科目等就是一种残酷的洗脑手段，而本应进行的国语教育、道德教育、社会主义理想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却被抛弃。这种教育的结果就是仅仅只是将人训练成为具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等资本主义性质的有文凭没有文化的、为资产阶级创造利润的劳动工具。
    ②、通过广告等方式进行诈骗、通过私有化和资本运作等方式实施对财富的抢劫等。
    ③、最为糟糕的是，中国大学的意识形态领域几乎都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完全占据─从本科教师到硕士生导师最后到博士生导师几乎都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宣扬者和实践者。
    ④、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学生进行洗脑式教育的权力。
    加残酷的剥削、压迫和数亿人生活质量①的下降。按照新自由主义者的政策主张，不仅城市土地要通过私有化集中到房地产大资本家手中，而且农村土地也要通过私有化集中到房地产资本家手中。显然，新自由主义者的毁灭社会主义事业和剥夺公有资源和公共资产的罪恶目的已经昭然若揭。土地私有化等待着中国人民的不仅仅只是九亿农民失去土地后的苦难，那将是中国史无前例的莫大灾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手段的公有制的倒台和作为实现资本主义的凌驾于对劳动人民财富的剥夺之上的私有制的建立并逐步取得了统治地位的事实，昭示着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倒退正在一步一步地完成，而它的鼓吹者和实施者就是中国私有化运动的主导力量─权贵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新自由主义者。
    一个直观得几乎是社会各个阶层妇孺皆知的事实是，所有制理论显然已经不仅仅只是纯粹的经济学理论的重要问题，也不仅仅只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和社会正义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所有制是决定人类生活方式的最基本的元素。因此，从马克思开始的所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将所有制作为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准，即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而私有制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离开了公有制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而离开了私有制也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对社会主义追求的全体人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安居乐业的理想的倒行逆施，共产主义这一受到新自由主义者抵毁的人类理想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只会化为泡影。但是，“改革开放”使中国主流社会开始逐步从过去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倒向了高度分散的美国模式─人类历史上最善于走中庸之道的中国从一个过度崇尚计划和公有制的极端走向了另一个过度崇尚市场和私有制的极端─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而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者就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被毛泽东指出的标准的“走资派”。我们不难发现，右倾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修正主义”实际上就是反社会主义：茅于轼就已经直言不讳地宣告他们主导的“改革”和诱导中国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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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种生活质量（幸福感）的下降主要表现为工人和农民接受着压迫、剥削和资产阶级为他们提供的有毒食品、假冒伪劣商品，而自己拼命工作的结果是自己创造的劳动成果被资产阶级剥削。而且，在劳动人民生活质量下降中表面上伴随着没有质量的物质供给过剩和建筑繁荣。
    言不讳地解释为资本主义。茅于轼也自称自己是“准确地被打成”的“右派”。
    中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已经大量地被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国家所有制”取而代之，人民民主也同时被官僚特权阶级的集权政治所取代，从而使社会主义被严重歪曲致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出现了危机。显然，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是需要否定，而是需要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民主管理制度和民主监督制度这些制度都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好的制度，只是在六十年代以后越来越遭到反社会主义者的破坏而被逐步废除。因此，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任务就是怎样恢复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而用资本主义制度取而代之。但是，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社会错误地将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统统都搬了进来，而中国原来的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统统都被抛弃，使中国社会从左倾极端主义的方向迅速完成了向右倾极端主义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集经济和政治的功过是非于一身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也通过“改制”的方式变成了私人所有制，从而完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及至全部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中国人民数十年来的奋斗成果的全面否定。因此，历史似乎只是对十几亿中国人开了一个天大的国际玩笑：如果中国过了一百年之后重新回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初步发展的道路上①，那么自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来的历次民主主义革命就没有了任何意义，甚至革命反而破坏乃至中断了中国当初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全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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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那时的皇权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还比现在的通过私有化运动形成的权贵资本主义好得多。
    中国最近一百年来产权制度变迁的轨迹表明，从皇权制到私有制（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普通资产阶级所有制等）到社会主义所有制再到国家所有制最后回到私有制的所有权制度变迁只是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循环往复了一周而已。不同的只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几年被以解放名义镇压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资产变成了公有资产之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的权贵们又将从当初的民族资本家手里剥夺来的资产和由数十亿劳动人民历经几代人创造的公有资产悉数囊括进了自己的腰包。资本家换了，镇压的是多少还是付出了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才积累起资本且不乏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民间资本家，而换上来的却是用权力剥夺财富的权贵资本家。如果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的话，那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进行的私有化运动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革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大清洗，是对人民财富的大抢劫。
    在经济学理论研究领域，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派”自从将西方经济学理论②从美国那里空运到中国之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开始从苏联主义倒向了美国主义，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也从过去曾经时髦的苏联范式倒向了如今令新自由主义者顶礼莫拜的美国范式。因此，主流经济学阵营中那种对经济学阶级性的否认③就象皇帝的新衣那样连三岁小儿皆知就只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装做不知了（或许还有真不知其阶级性的著名经济学家弱智群体？）。而在“经济学无阶级性”的声明的背后显然是那些自认为是经济学家的人们企图在投靠西方主流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民族虚无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时候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十足的“自由主义”伪君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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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1953年至1957年进行的将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工商业的私有产权和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场公有化运动。
    ②、主要是源自于一八九零年肇始于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米塞斯、哈耶克（奥地利学派）、弗里德曼（货币学派）、科斯（新制度经济学）和卢卡斯（理性预期学派）等人的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及其无政府主义思想，一九三六年发端于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现代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并不太有利于剥夺者的需要，因而不太受新自由主义者推崇。
    ③、中国著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樊纲教授就是“经济学无阶级性论”的重要代表人物。
    因此，经济学理论研究者和其它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者一样，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学理论研究所需要具备的知识、洞察力、判断力和其它的研究能力这样的智力水平，更需要有作为一个学者所需要具备的良知、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如果一个经济学研究者缺少最起码的社会良知和学术责任，那么这样的经济学研究者是不可能追求真理的，也是不可能真正认识经济学的本质及其内在的理论意义的。同时，我们还可以认为，一个缺乏社会良知和学术责任的“经济学研究者”肯定只是在经济学界依靠投机倒把、剽窃、雇佣枪手制造学术垃圾（“写著作”、“写论文”、“做课题”）混饭吃的小混混，甚至只是一个在经济学界图财害命的学术大盗或学术骗子。学术大盗的行为特征是抄袭剽窃（直接抄袭、由其学生或缺乏地位的枪手代劳等）或搬弄现成的某个经济学家的既成理论、尤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①，而学术骗子的行为特征则是通过玩弄学术理论、尤其是被“圈内人”共同吹捧的理论模型②来骗取纳税人向其支付的金钱、学术地位（学术带头人、导师、职称等）、基金、官职、金钱、美女等利益。这些学术大盗和学术骗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官学商勾结的“三位一体”。他们不仅利用手中已经取得的学术权力、教育权力和行政权力为自己谋取非正当利益，而且还利用这种权力充当学霸、教霸和权霸，拉拢与其同流合污者并迫害不与其合作的学术创新分子。
    不幸的是，中国的经济学界、甚至整个学术界都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通过投靠西方主流经济学或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摇旗呐喊而盗取了学术权力、教育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学霸、教霸和权霸们所占据。在这样的学术研究环境下，中国的学术队伍的数量规模再怎么位居世界第一③非但不可能取得什么学术成就，而且学术队伍的庞大规模只不过是给纳税人和真正创造财富的工人和农民们增加了一座压在头上的大山而已─劳动人民需要用更多的劳动和血汗来养活他们④，花更多的精力来教育这些行尸走兽，付出更多的代价来反抗这些权力专制主义者和资本专制主义者施加的压迫和剥夺。更为糟糕的是，目前，混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那些并不真正做学问的占据着“学术权威”地位的学霸们⑤对学术创新的压制、对学术资源的贪污性配置和对学术权力的滥用对中国社会科学的进步就是实实在在的大屠杀。
    本书是在《剥夺─来自中国农村的私有化报告》一书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研究。《剥夺─来自中国农村的私有化报告》一书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对中国社会主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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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过去那些搬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教条和苏联经济学理论教条、而现在又转而投机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的卑劣人格已经是令文盲都以为不齿的、不知廉耻的、没有人格、毫不信守学术操守和学术责任的逐利者之流。
    ②、如数学模型、计量模型─甚至以是否懂英语、是否有海外留学经历、是否是博士或发表在何种等级的刊物这样荒唐的学术标准来判断经济学理论工作者的学术思想、洞察能力、分析能力和理论水平。
    ③、中国目前的科研人员规模、博士规模和本科生规模都是世界第一的。
    ④、事实上，那些不仅不为人民大众（社会）做出理论贡献、反而编造反人民和反社会的具有邪教性质的“经济学理论”的“理论工作者”，他们一个人的消费需要数百甚至数千个农民和工人创造。
    ⑤、实际上也包括自然科学界的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和普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
    有制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调查研究报告，该报告是笔者自二零零六年开始调查完成的关于浙江省玉环县供销合作社自一九三八年至“改制”时止的企业制度变迁的全部过程的历史经济学研究。《剥夺─来自中国农村的私有化报告》揭示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毁灭以及社会主义所有制与人民利益的紧密关系。而本书则是在浙江省玉环县供销合作社“改制”案例和其它若干私有化案例的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一部关于中国最近一次所有权制度变迁（私有化）问题的学术观察和理论总结，旨在揭示中国的私有化运动的犯罪性、资本主义运动对中国社会的破坏性和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不可行性以及数十年来大潮涌动的资本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反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危害。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本书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具有显明的阶级性的，那就是，我始终是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中华民族的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立场上来审视中国的私有化进程的。因为，我相信，稻子是不可能在K线图里生长出来的。只有真实劳动才可能创造真实财富，也只有按照劳动贡献进行分配而不是按照投机倒把、资本、权力和抢劫能力进行分配也才真正符合人间正义。因此，我不仅愿意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一边，同时我更愿意高举劳动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主义的大旗，为那些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劳动者呐喊！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呐喊！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呐喊！为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真正过上人类本应该过的那种正常生活呐喊！
     何其多谨识
    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初稿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一日修改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修改
    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九日修改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日修改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日修改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日大年三十
    于半屋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