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采：如何才佩称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三）——解读《吴敬琏传》之三

    吴敬琏的榜样顾准
    顾准于1915年生于上海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姓陈，经营棉花生意，后破产。顾准有兄弟姐妹10人，他排行第五，随母姓。在职业学校的初中毕业后，因家境清贫，无力继续求学，12岁就到潘序伦先生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随后通过自学会计学，成为掌握现代会计知识的专业人士。
    1930年，十五岁的他便以其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 1934年完成的会计学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被各大学采用，同时开始在大学任兼职教授。
    顾准于1930年组织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进社，后转入武卫会。同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第一次流亡去北平。1934年后，曾任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冬北平“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2月，自北平回到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员支部书记，江苏省职委宣传部长、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在文委工作期间，与经济学家孙冶方认识并共事。1940年后，曾任中共苏南澄锡虞工委书记、专员，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淮海区财经处副处长。后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1月回到华东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区行政公署货管处处长、中共华中分局财委委员、山东省财政厅厅长。1949年5月，随军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为建国后上海的财税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他接管上海财政系统的三年时间里，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已经从国民党手里濒于崩溃的烂摊子变成支撑共产党新中央政府的最大财源，也为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奠定下基础。
    1952年顾准因主张激进的没收资本家财产，受到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1953年后，曾先后担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务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6年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研究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并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成为我国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下放劳动回到经济研究所，受孙冶方委托研究会计和经济，相继翻译了熊彼特和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著作；1965年，因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外甥宋德楠与几个同学建立“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被视为组织“反动小团体”，顾准受到牵连，再次被划为右派，并在随后的文革中，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出于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以及对顾准的不理解，与顾准患难与共30多年的妻子汪璧被迫提出与顾准离婚，1968年4月更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杀；五个子女宣布与顾准断绝关系，并断绝一切来往。
    尽管遭受种种非人的迫害，并承受与亲人分离的痛苦，顾准仍坚持独立思考，特别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1974年12月3日，顾准因肺癌在北京病逝。临去世前，他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并要他“待时守机”。
    顾准对经济学、会计学、政治学研究颇有建树，主要著作有《银行会计》、《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簿记初阶》、《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中华银行会计制度》、《所得税原理与实务》、《中华政府会计制度》、《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1994年9月，《顾准文集》出版，1997年9月，《顾准日记》出版。
    顾准不是单纯的书生，不只是一个践行人文关怀的纯粹知识分子。现在年轻一辈学人动辄将他与陈寅恪、胡适放在一起论列，这实在是不懂得顾准这一类人。顾准是一个老革命，是以小知识分子身份投身于“理想”且有过多年实际经历的老革命。新中国建立之初，他即出任中国最大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市的财政税务局局长，但由于政策见解与上不合，顾准不久就被排除出权力岗位，几经转折，最终以戴罪之身走上了“下野即读书”的求学求真之路。顾准对自己，及自己所信奉、所从事之事的反思和重新判断，而且表现出清醒、沉毅果敢甚至决绝。个人仕途发生变故，个人遭遇不幸或者说不公正，因而多少有所反思和省悟，这并不稀罕；但既已认识，就再不回头，拿起冰冷的手术刀解剖各种迷思，同时也解剖自我，但凭理性指引，由大智而大勇，从而作出独立的判断——唯独顾准达到了如此境界！这一思想进程，所需要的勇气和毅力，非外人所能想象。顾准也不同于陈寅恪甚至巴金，顾准是事业中人，事业于他这一类知识革命者来说，不仅是信仰，更是生活实践和生命的全部，是生死以之、为之死而无悔、终身崇奉的人生最高理想。吴敬琏与顾准的交情细数起来应该是在中央国家机关在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吴敬琏敬佩顾准的正直和“较真”，顾准欣赏吴敬琏对高等数学的灵感和对经济学理论的悟性。谈到红卫兵之间的派系斗争，顾准对吴敬琏说：“他们整天斗来斗去，自己很得意，以为是在干革命事业，其实不过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还不如利用这个时间读点书，对国家、对人民更有益。”吴敬琏的干校生活不像一些文人描述的那么糟糕，息县盛产甲鱼、黄鳝，河沟，稻田里到处都是。干校自产粮食，伙食很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起居极有规律。一向多病，连中学、大学都要休学治疗数次的吴敬琏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了，这个身体上的“红利”，81岁的他仍在享用。但这个时候，他们与外界完全隔绝。世界正在反思苏联体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开始大行其道。英国经济学家佛里德里克 .哈耶克，哲学家卡尔 .波普尔写出了《通往奴役之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层面对计划经济和现代集权展开猛烈抨击。苏联内部也出现对现行体制的质疑声。而就是在这种与外界信息完全隔绝的状况下，顾准向吴敬琏等经济学人发出了“计划经济为什么没能让中国人富起来？中国要建立怎样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发出了被后人称为“天问”的“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现在有经济理论学者引用泰戈尔的诗句形容顾准：“如果你在黑暗中看不见脚下的路，就把你的肋骨拆下来，当作火把点燃，照着自己向前吧！”并说：“有人说，自进入二十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话并不尽然，我们有顾准。”
    顾准对中国的命运、前途的思考是深刻和全面的。他所倡导的重视商品价值规律，他所研究过的不受制约的权力造成的危害，法治和人治的利弊，人民当家作主反映在政体上的恰当形式、理性主义政治哲学蕴涵的问题等等，至今仍然闪烁着深刻的理性光芒。但是，许多人有意无意地误读了顾准。顾准生活在上海那个曾经的“十里洋场”，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殖民者和官僚买办资本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榨，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深深的苦难。他在白色恐怖中投身革命，在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激进做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改进建议，都表明他是一位对公有制，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进者，建言者。只是那时候不能像现在这样容忍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意见，让他这样一位对现行体制进行辩证、理性的冷峻思考，敢于建言的思想者蒙受了太多的屈辱和劫难，忍受着妻离子散，父子反目的精神折磨。
    顾准对吴敬琏说的“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并送给他四个字“待时守机”。顾准说：“时机不到，你想报国也没有用，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那样才能对国家提出有用的意见。”
    “对国家有用”，“对人民有益”，这才真正是顾准对“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着的色，定的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