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采：如何才佩称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一）——解读《吴敬琏传》之一

    得到一本由中信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发行的《吴敬琏传 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一年内读了许多遍。但读者并不认可这就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深刻理解广大劳动人民的心愿，顺应和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以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为出发点和归属，不为名诱不为利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才佩称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
    对《吴敬琏传 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的解读就从书的封面和扉页上的照片开始，分别为吴敬琏、孙冶方、顾准、薛暮桥、于光远、马洪、郭树清、吴晓灵、楼继伟、李剑阁、周小川、蒋学模、厉以宁、吴晓波等。
    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生于南京。他的母亲邓季惺是著名的才女和新闻报人。他的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都是《新民报》的创办人。 1948年吴敬琏南京金陵中学毕业考入金陵大学经济系，后因病两度休。1952年高等院校调整转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4年毕业后进入中科院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1955年到1956年跟苏联经济学家阿•毕尔曼，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之后参加了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1976年以后，他进入了工作最紧张、成果最丰硕的时期。1983年至1984年7月赴美国耶鲁大学进行调查研究，做访问学者。
    《吴敬琏传》中说：“吴敬琏的生命只与两个字有关——‘救国’。80年间，他的‘救国’主题有过三次转折：20岁之前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科学技术迷’，信仰的是‘科学救国’和‘产业救国’；35岁以前，他相信‘革命救国’，认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让自己的国家摆脱贫困，变得无比强大，‘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60岁前，他信奉‘经济体制救国’，坚信市场经济将是中国变革的终极目标；而此后的他发现，唯有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体制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目标，他成了‘法治救国’的倡导者。”
    吴敬琏是中国经济学界极富争议的人物。他揭开股市黑幕，提出中国股市“赌场论”，主张维护市场规则，保护草根阶层生计，成为媒体和公众眼中的学术良心。他又在政协会议上发表反对春运铁路票价不上浮，主张城市拆迁不应按市场价补偿，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吴敬琏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被政商精英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知”。他又因透露中国的重要经济数据CPI，被疑为美国间谍，后被澄清。2005年3月，吴敬琏被授予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称他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和经济与社会政策的谋划制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他和刘国光、董辅礽、赵人伟等经济学家在80年代初期创建了中国的比较制度分析学科。吴敬琏通过分析和比较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论证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他在《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1991)一文中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无例外地是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或称“混合经济”。这种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自己的调节和引导，修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
    1984年7月，吴敬琏参加由马洪牵头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意见书的写作，它肯定了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为其正名，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对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作出了贡献。 1992年4月，吴敬琏向中共中央提出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建议。
    1997年5月，吴敬琏撰写的《把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研究报告，由他领导的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向党中央提交的“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研究报告，对确立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国有经济布局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作出了贡献。
    1999年，吴敬琏负责国务院发展中心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课题研究，向中央提出了现代公司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建议。
    1985年，吴敬琏提出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节体系“三环节配套改革”的主张。这套政策包括：企业从计划的消极执行者转变为自主的市场主体；形成能够灵敏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改变行政当局通过下达指令性计划直接在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配置资源的体系，而以市场机制作为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政府只是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进行需求总量的调节，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这种“整体改革”的主张，是我国理论界最具代表性的学派之一。
    在80年代中期吴敬琏提出，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并不是放权让利，而是实现企业制度的创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方向，则应当是改组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公司。80年代末90年代初，吴敬琏和他“整体改革学派”的同事阐明了现代公司及其治理结构，走到了企业和企业管理研究的前沿。沿着企业制度创新的方向，我国在90年代后期确立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观念。吴敬琏关于确保所有者“在位”，防止“内部人控制”，确保董事会履行受托责任，确保董事会对高层经理人员的监督，对经理人员给予足够的激励，发挥证券市场在增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等论述，对于深化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90年代中期以后，吴敬琏对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98年，吴敬琏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应当以民营中小企业作为分流国企下岗职工、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渠道；同时提出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1993～2004年他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进行过多次考察。他对温州、台州地区发展民营中小企业作出的总结对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8年，他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对转轨过程中的腐败现象进行分析，揭示了“官倒”等腐败现象的实质，也为反腐倡廉指出了正确的途径。
    吴敬琏指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转型时期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它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大变革中力求保持社会公正。由此，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必须加快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建立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
    1984年12月，针对当时出现的经济增长过热、货币投放过多的情况，以吴敬琏为课题组向中央领导报送了《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专题报告，提出必须对此制定总体对策，进行综合治理。这份报告对1985年宏观经济调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8年4月，针对在高通货膨胀情况下实行物价闯关的决策，他提出《控制需求，疏导货币，改革价格》的研究报告，指出：在需求膨胀和待实现购买力大量积累的情况下，对价格作较大的调整和放开部分商品的价格，“是一种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的选择”，“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同时，吴敬琏在经济学和企业管理教育以及经济学信息和知识传播方面的卓著成绩也为各方面人士所称道。为了表彰他的贡献，他曾在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五次获得中国经济学孙冶方奖；他的学术著作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全国图书奖等多种奖励；2001年香港浸会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2003年国际管理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授予他“杰出成就奖”。
    书的封底有五家著名媒体对吴敬琏这样评价：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的话，那就是吴敬琏。 ——《华尔街日报》
    他的话常常掀起波澜，而他的话又是经济发展中不能被忽略的声音。 ——《凤凰卫视》
    吴敬琏先生无疑是她那一代经济学家中最才华横溢和最勤奋进取的学者之一，他在经济学研究的诸多领域都有相当的建树。
     ——CCTV.COM
    “皂雕寒始急，天马老能行”，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符号性人物，吴敬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学家的职业范围。他的学识、他的操守、他的社会责任感，汇集成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批又一批他周围的人，而每多一个被他感染的人，中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就多一份希望。
     ——《南方周末》
    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伴随着危机感，注定了吴敬琏不能停歇的生活。
     ——《中国企业家》
    客观地说，经济学家对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经济决策的影响很大，但也很有限。关键在于决策层采用了哪种指导思想和经济理论。如果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其它经济理论就会受到排斥。即使吴敬琏不提出设想方案，也会有其他的人提出来。这是时势所致。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吴敬琏获得了令人炫目的赞誉，但对他的指责和非议也让人不寒而栗。他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经济取向，作为顶层“体制设计者”，他充满激情地提出一个个改革设想方案，都被决策者悉数采纳。同时他也提出了要警惕和防止“坏的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寻租理论，要监督、限制行政权力，建立法治政府、有限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议，却被束之高阁。他的宿命，有点类似于中国著名史学家吴晗。既不见融于章伯钧、罗隆基的“民主自由”政商精英联盟，又被大众民主的“革命小将”所排斥，而其中任何一派都能轻而易举地置他于死地。但吴敬琏的命运肯定要好过吴晗，这是中国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