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用开放改革的眼光看世界

    当收到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送来的丁学良博士的诙谐之作《不敢恭维》时，我知道又一次享受幽默的机会来到了，当看完全书，覆卷深思时，我的感受已超过了对机智幽默的享受，而是对我国社会发展前景的一系列思考，有期望，也有担忧。
    学良博士出生于安徽农村，是一个“就学不足两年，但恪守儒家传统的乡间牛朗中”的儿子。他自幼好学，考上了有名的安徽宣城中学，但刚入学不久就遭遇到文化大革命（确切地说是革文化的命）。他的正规教育是在合肥工业大学，以后又进复旦大学，得到哲学硕士。1984年赴美，先在匹茨堡大学，以后转到哈佛大学，获得比较社会学博士。我于1986年访问哈佛大学时开始认识他。但我在经济系，他在社会学系，交往不多，认识而已。倒是他毕业之后，成为“国际非盲流”，游学于欧、美、澳、亚四大洲，和我在学术上有共同的关注。他几次回国，都和我会面。天则经济研究所还请他到所里来作报告，我记得他讲的题目是香港得以繁荣的社会学分析。我读到他的几篇讨论道德、教育、文化、经济、政治的文章，每篇都使我有新知识的收获。他成为我最喜爱的作者之一。
    我们共同关注的大题目，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不过我是从经济学的专业知识去认识和分析，他则从发展社会学的专业知识去分析。角度不同，认识各异。但有一些看法则是非常一致的。
    丁学良在“从买票看中国的选举文化”一文中说：
    对中国未来民主政治的实际运作抱有任何过高的期望，都是缺乏根据的。我这里不是指专制势力对民主化的顽固抵抗，而是指来自社会习俗势力的影响。民主政治的规则、程序和方法在任何一个具体社会里的应用，都不可能不受到该社会千百年来的习俗和政治文化的影响。
    我认为他所说的完全正确，鲁迅对中国人人性中的负面成份有非常深刻的观察。鲁迅所描述的阿Q就具有很典型的这种性格。阿Q欺软怕硬，有了便宜就要去占，受了欺侮从来不去想一想事情的是非曲直，更谈不上从全社会的利益寻求理性的解决办法，实在受不了的就用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他要求变革，参加革命，但其目的只是为了钱财和女人。最后被杀了头，也没有弄明白自己到底是对是错。
    共产党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打倒了贪污腐败和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府，从表面上看，农民受到了阶级教育，有了解放全人类的觉悟。但文革的历史明确地告诉我们，我国的百姓（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或农民出身）完全缺乏尊重人，平等待人，守规矩等一个民主社会对每个成员的起码要求，多的是一窝蜂，趋炎附势，甚至欺侮弱者，落井下石。改革开放之后，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得到发挥，法治的观念开始被提出。但红绿灯下仍旧要由警察来维持秩序。如果红绿灯代表法治，警察，代表人治，说明中国人不习惯法治而仍旧要人治。中国人不是不爱国，而是不以一个民主社会公民的地位来爱国。许多热血青年为了统一台湾愿意和台湾的中国人决一死战，但他们的父兄却不肯依法纳税。他们长大了之后是否能一改旧习依法纳税也还是一个问题。
    丁学良上面的一段话是他观察了台湾选举中贿选的普遍有所感而发的。台湾人的收入水平不低，根本不需要出卖选票以维持生计。但是贿选拉选票成为人情的一种礼尚往来，也就是一种文化，台湾人明显地认为人情比严肃的政治选择更有价值。大陆的中国人在将来选举时是不是也会跟台湾的中国人一样，这是很难说的。
    丁学良贯穿全书的感情就是对祖国的热爱，对自己的乡土，人民，文化和历史的无限的一往深情。他自称是国际非盲流，以天下为家，随寓而安。但他不变的感情就是爱祖国。但他的爱祖国决不是盲目的民族主义。他说：“爱自己的祖国不爱到无知和热昏的地步；恨敌人恨对手，不恨到拒绝学习对方长处的地步。处于优势时不乐观，处于劣势时不绝望。”这一段话准确地区分了有害的民族主义和正确的爱国主义。我国历史上不乏爱国的仁人志士，可是很容易滑到无知和热昏的地步。义和团可算是这种情绪的典型，再加上慈禧也是一个无知热昏的人，结果闯下了大祸。我国改革之初，对于西方文明抱着强烈的敌视态度。是小平同志拨乱反正，提出了要吸收一切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北约飞机轰炸，激发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愤怒。但我国政府并不是无知和热昏的爱国，一方面提出措词强硬的抗议，一方面继续改革开放，积极推进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会谈。但是对于大多数百姓来讲，分清楚有害的民族主义和正确的爱国主义确实不容易，这需要懂一点历史，懂一点现代政治。我想要补充的是爱国也有是非。日本人侵略我国，我国人民发扬爱国主义，奋起抗日，这是正确的爱国。日本兵跑到中国来，奸淫虏掠，打起仗来死不投降，这便是错误的爱国。只有分清爱国的是和非，世界和平才有可能真正得到保障。
    丁学良非常关心社会道德问题。他写了一篇“救救大人”，和鲁迅在上世纪初喊出“救救孩子”相呼应。那时知识界的主旋律一直是“救国救心”。他说，现在亡国的危险已成为过去，但“救心”却更加任重道远。文中他举了许多例子，感叹当今中国社会道德之败坏，公共汽车抢座位，随地扔果皮瓜子，这些已经司空见惯不值一提，而今已发展到恩将仇报，见死不救。他分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有五点，即经济起动引起的物质利益第一心态（市场经济启动人们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制度构建的相对落后（分配不公），传统道德的瓦解（但社会仍由“德治”观念统治着），道德重建的误区（道德理论的混乱），法制的不健全。他归纳这五点是十分全面的。我一直对调整社会道德的适应市场经济有强烈的关心，为此还写了一本书《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我认为当前道德问题上的危机在于市场经济需要什么道德迷失了方向。自古以来都认为私心是不好的，甚至是万恶之源，尤其是把共产主义道德等价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市场经济恰好是承认人有自利的权利，并且以追求利益作为整个市场经济的推动力。这原本没有什么错。我把这一转变称为“为私字平反”。现在的问题是只有自己的私而没有别人的私。市场经济最本质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一视同仁和没有特权。只看见自己的利益不尊重他人的利益是违反一视同仁的原则的。既要实现自己的利益又要照顾他人的利益，只有通过协商谈判才能得到。所以彼此尊重，合作让步，谋求双方利益的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得以繁荣的诀窍。不但经济活动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政治外交等方面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和平和发展。如果在对台湾的关系中双方都抱着这样的精神，则是中华民族的大幸！
    丁博士的专长是比较社会学。他不但学问根底很深，而且见多识广。他去过欧、美、澳、亚几大洲。他从比较各地的风俗人情，进而观察各国政治经济制度，再而深入到文化，历史，信仰的背景，所以常能达到平常人看不见，想不到的一面。他在天则经济研究所所作的报告，分析了何以香港经济能高速增长。他的结论是香港彻头彻尾地实施了资本主义制度，政府对经济运作的干预极小，结果是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贫富差距极大，劳苦大众生活拮据，地位低下。如果在西方国家，这种人与人不平等的状况是不能容忍的。然而香港的劳动阶层多半从大陆过来，他们经历了三年饥荒和文革的不幸，虽然寄人篱下，也还可以接受。所以这种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维持。丁学良对香港华人所受到的文化和经济上的歧视更有深刻的观察。香港人普遍都用广东话交谈，但学校里用的课本很多是英文，越是高级学校，英文课本用得越多。这种口语与文字脱节的现实，使得香港华人既拙于使用纯正的中文，也拙于使用纯正的英文。文字是传达意见和情感的工具。工具使用的拙劣，将华人排斥在高级职务之外。英国人统治香港和日本人侵华的统治不同。在日本人统治的沦陷区，中国人是没有人权的亡国奴。在香港的华人并不是亡国奴，是享有基本人权的公民，否则英国的统治者也没有那么安稳。但是华人在香港（以及在几乎一切西方国家）受歧视却是一个事实。原因何在，丁学良作出了很好的分析。
    最后我想留一个谜给读者猜。丁学良博士这本书的书名叫《不敢恭维》。是什么事情使作者不敢恭维？当然作者自己肚里是有数的。但读者看完这本书能找到答案吗？
    茅于轼 2000.5.4
    于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