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成本的度量研究

    一、城镇化成本概念、分类及度量方法
    理论上说，经济活动运行需要进行物质和劳务投入，这些投入以市场价格来衡量就是所要支付的成本。城镇也是经济活动的一种体现，因此，将为支撑城镇的正常运行和发展而产生的成本定义为“城镇发展成本”。从投入的角度看，城镇发展成本可划分为两种功能类型：一是“城镇维护成本”，指即便不处于城镇化阶段，但只要维持城镇现状就需要支出的成本，这类似于固定资产折旧和更新的概念；二是“城镇化成本”，指为解决新增人口的生活和就业问题，以及提高原有居民生活水准，就需要追加投入，这种追加的投入就是城镇化的成本。因此，我们将城镇化的成本定义为：为支持城镇规模扩张和居民生活水准提高，而进行的物质与资金的增量投入。
    根据投入品的不同属性，可以将城镇发展成本划分为资金投入成本、社会消耗成本和资源环境成本。城镇是对一定人口密度和规模的居住点在空间上分布状态的一种描述。从这个角度看，城镇发展成本也反映了维持城镇人口生活、发展而必须进行的投入。根据城镇人口的户口登记状况不同，将其划分为城镇本地户籍人口和进城农村人口两部分。与之对应，城镇发展成本就可划分为原居民生活成本和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两部分。无论是按照投入品属性还是按照户口登记状况划分的城镇发展成本，都可按照功能划分为相应的城镇维持成本和城镇化成本。
    统计资料中能够反映城镇发展成本的指标是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虽然不能包括城镇存在和发展的全部成本，也不能反映城镇化的环境成本，但该指标是可观察到的或者说能够被统计资料记录的投入的主体部分。而且，如果全部投入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其他投入价值比例固定，那么该指标就能够比较好地反映城镇化成本的变化趋势。可以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是对城镇化成本的一种狭义的度量，这里使用这种方法度量城镇化成本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
    二、中国城镇化成本的测算：规模扩张与质量提高成本
    从城镇化成本中区分出规模扩张成本和质量提高成本，以及比较两种成本，无疑对于政策制定能够提供有益借鉴。但是，在实际中，这两种成本是无法直接观测的。因此，将规模扩张和生活质量提高看作是影响城镇化成本的两个基本因素，使用回归模型将城镇化成本分解为规模扩张与质量提高两种效应，分别构建只有规模扩张、质量提高二因素对城镇化成本影响的模型1，规模扩张、质量提高、质量提高成本的平方项三因素对城镇化成本影响的模型2，规模扩张、质量提高、质量提高成本的平方项、规模扩张的平方项四因素对城镇化成本影响的模型3和规模扩张、质量提高、质量提高成本的平方项、规模扩张的平方项、规模扩张和质量提高的一阶滞后项对城镇化成本影响的模型4。从回归模型中计算出的两种效应的大小就可作为衡量两种成本的指数。模型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以判断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根据模型4估计的结果，通过计算全国和各省城镇化过程所产生的规模扩张和质量提高成本，可以看到，规模扩张和质量提高两项成本都在不断提高，但规模扩张成本提高得更快。根据数据分析可以发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质量提高与规模扩张两种成本的省际变化呈现完全不同的趋势，前者是正相关关系，而后者是负相关关系。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有能力和意愿改善城镇原有居民的生活质量。而从规模扩张成本的省际变化来看，越发达地区对外来人口的投入越少。
    三、农民工市民化补偿成本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为实现农民工身份的转变而进行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承担主体分为政府、企业和农民工本人三部分，此项成本是农民工实现身份转换的实际投入，即农民工和城镇本地居民在各项公共服务投入上的差值。这是一种补偿成本的概念。由于企业和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入很难区分，在此不区分政府和企业各投入多少，而将二者投入统称为社会投入。因此，文章从社会投入和个人支出两个方面考察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
    基本公共服务上的投入主要是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和住房保障几个方面，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差异大体代表了农民工与城镇户籍居民在政府投入上的差距。总体上看，在社会保险领域，政府对农民工的投入相当于城镇户籍就业者的20%～30%。公共服务领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育，根据教科所（2008）对12城市的调查，约有50%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就读。因此，在这里简单假定城市政府在教育上对农民工的人均投入相当于城镇居民的50%。此外，政府的住房保障投入也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领域，这个领域当地政府基本将农民工排除在覆盖之外，因此可以忽略政府在这项支出上对农民工进行的投入。
    根据以上农民工与城镇户籍就业者公共投入差距的分析，并结合相关的统计指标，可测算出不同公共投入领域农民工和城镇户籍劳动者在人均支出上的差距。首先，社会保险支出差距。2011年，农民工人均支出约为1420元，城镇劳动者人均支出约为5680元。其次，教育经费支出差距。根据《201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0年市辖区教育经费支出为4578亿，市辖区户籍人口为3.8亿，根据六普数据，处于劳动年龄段人口占市辖区人口比例为54%，城镇户籍人口中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口为2.03亿，按此口径，城镇人均教育经费支出为2245元。按照上文分析得出的50%的差距水平，可以推算出农民工人均教育经费为1123元。最后，住房保障支出差距。住房保障支出全部配置给了城镇户籍人口，而城镇人口中具有住房保障资格的人口主要是城镇户籍就业人员，2011年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住房保障支出为3820.7亿元，由此可计算出人均城镇户籍居民人均住房保障支出为2042元。综上所列，可以计算出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人均支出差距达到7500元。
    需要指出的是，文中的计算结果与其他文献中计算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相比偏小。这是因为，文中所定义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是一种狭义的成本，只是包括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内的支出成本。而其他文献中的成本除包括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成本外，还包括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产业投资、城市管理成本等等。但实际上，从基础设施等几种投入中很难区分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即投入是为了农民工市民化还是为了城镇户籍居民很难判断。而且，这几种成本对农民工的排斥程度比较低，影响农民工市民化主要约束还是社保、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差别。根据文中的计算结果，农民工市民化大约有人均7500元支出没有“着落”。这个缺口要么由农民工自己解决，要么农民工就必须接受较低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农民工在身份转化过程中公共服务支出还有一部分是由农民工自己承担，将其称之为农民工负担支出。农民工负担支出可通过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公共领域支出的差额来度量。有数据显示，农民工负担支出均呈现不断提高趋势，但城镇居民支出提高得更快，故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农民工实现户籍身份的转变所需支付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从较长时间序列来看，这种成本提高的速度总体上超过居民的总收入和总支出的增长，虽然近年来成本占比有所减少，但仍呈现高位运行的态势。分区域来看，由于各个地区发展水平不一样，公共支出的力度和对待农民工的态度差异很大，因而农民工负担支出差距也很大。总体来看，农民工负担支出和人均GRP（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农民工负担支出也比较高。
    造成这种正向相关关系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方面，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用于促进经济增长，只有较少的部分用于改善人民福利，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因此居民不得不更多地自己承担城镇化的成本；另一方面，外出农民工创造的财富与其应享受的公共服务不匹配，GRP产出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农民工创造的，在共享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即便是不能获得更高的福利水平，至少应获得与城市原住居民同等的待遇，但事实却显示农民工需要再支付相当于城镇人均支出三分之一水平的支出，才能达到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水平。
    最后，关于不同公共领域的农民工负担支出，数据显示，各领域的差额基本呈现不断提高的状况。其中，公共服务总支出差距每5年翻一番，1990~1995年间扩大幅度最大，翻了两番。1995～2005年间，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使得居民在居住上的支出大幅度增长，而在1985～2010年间，农村居民支出幅度则变化比较平稳，因此城乡居民居住支出差额主要由城镇居民居住支出的变动所支配。医疗保健支出差额也在不断扩大，其中1990～2000年间上升速度最快，2010年达到545.7元。交通通信支出和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差额变动比较稳定，每5年翻一番，而且从规模上看，两者占公共领域总支出的比重达到66%，而且近年来增长速度快于前两项支出。但这并不表明农民工负担支出中最亟须解决的问题是提高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化娱乐两项公共支出的比例，反而是由于居住与医疗保健支出的“刚性”，无论农村还是城镇，居民都要居有其屋、病有所医，城镇居民恰恰是在这两项上有更好的社会保障，支付比例才比较低，所以政府更应该在这两项上提高对农民工的保障，才能降低其生活成本。
    作者单位：蔡翼飞，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
    经济研究所；魏后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
    境研究所；吴利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摘自《发展研究》（福州），2014.1
    原文约142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