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证据、理论逻辑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内容提要:本文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证研究进行梳理,明确中等收入水平的划分,从增速下滑、
    收敛乏力和增长分化等角度,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不同界定及其争议;归纳人口结构、资本形成、技术进步、宏观经济政策、外部环境等因素对陷阱形成的影响因素;提出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制度层面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思路;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事实与理论逻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比较　理论逻辑　中国经济
    一、引言
    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一直被视为伴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的结构变化与能力提升的连续过程,所以,在实现了罗斯托意义上的经济起飞或进入库兹涅茨意义上的现代经济增长之后,某一特定的发展阶段或发展水平所面临的特殊的发展困境,并未受到特别的关注。如何摆脱贫困陷阱,实现经济起飞,是发展经济学长期关注的核心问题。但是,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即使实现经济起飞,发展中国家仍有可能遭遇重要的挑战。在中短期实现经济增长的加速并非难事,偶然性的有利的外部冲击或贸易条件的改善,都可以实现这种加速,但困难之处在于保持持续较快的增长,并最终实现向发达经济体的收敛(Haus-mannetal,2005)。实际上,自1950年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全球只有13个国家能够将7%或者更快的经济增速保持到25年或更长的时间,从而在人均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状况大幅改善的同时,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增长和发展委员会,2008)。
    即使那些曾经在较长时期保持较快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也仅有东亚等少数经济体跨越高等收入的门槛,顺利“毕业”成为发达经济体。而以拉美和东南亚为代表的一些经济体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遭遇了各种经济社会困境,导致经济增速下滑乃至衰退,长期囿于中等收入水平,难以跨越高收入门槛,这引发了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Gill&Kharas(2007)在世界银行一部题名为《东亚复兴》的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提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东亚地区面临的特殊挑战及应对之策。这引发了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成因和对策的广泛讨论,但尚未形成一致的共识,甚至对于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也有争论。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通过国别研究和跨国比较,归纳中等收入经济体发展的经验事实,为相关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做经验上的准备。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经济的相关性显而易见。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中国自1998年由低收入经济体转为中低收入经济体,2010年又进一步跃升到中高收入组别,目前与高收入门槛尚有一半的距离。与此同时,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未来经济走势不仅关系中国十数亿人福祉,而且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也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国外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献,无论国别研究还是跨国比较,均特别注重中国因素,而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也呈爆发式的增长。②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呈持续下滑的走势,2013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仅为7.6%,增速仅为危机之前2007年的一半。这进一步激发了学者们对于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使得欧美和日本等传统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历史性的下降。但是,新兴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可能遭遇的特殊困难与挑战,在此前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并未得到特别的关注,更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现有研究成果形式大多是研究报告或工作论文,以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事实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梳理有关国家的发展经验,归纳程式化事实,对经验事实进行初步的解释,进而形成可以检验的竞争性理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也在遵循相似的理论范式发展逻辑。
    二、经验事实
    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证研究,首先需要明确中等收入以及陷阱的界定。中等收入的界定需要进行跨国数据的比较和分组,经常使用的数据库包括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2013)、宾州大学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PWT,2013)和麦迪森世界经济历史统计(Maddi-son,2003;Bolt&Zanden,2013)。为比较各国收入水平,需要采用汇率法或购买力平价法将各国货币转换为统一的单位。PWT(2013)和Maddison(2003)均采用购买力平价法,WDI(2013)两种方法的数据均提供,但在划分各国收入水平时采用AtlasMethod汇率法。
    (一)中等收入的界定
    收入水平分组的方法包括绝对法和相对法。绝对法按照人均收入的绝对水平划定不同分组的门槛。世界银行采用这一分组方法,各分组的门槛值保持不变,仅根据物价的变化作相应的调整。例如,2012年低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的门槛值分别为1035美元和12615美元,而在1987年这两个门槛值分别为480美元和6000美元。图1列出中国、东南亚与南美主要中等收入国家25年来人均国民收入与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门槛的比值的变化。中国与高收入门槛的距离迅速缩小,但仍有超过一半的差距。东南亚和拉美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这些国家向高收入门槛收敛的速度缓慢,并伴随着阶段性的停滞和反复。在1987至2005年的18年中,平均而言,南美四国人均收入与高收入门槛的比值仅分别提高5.9个百分点,东南亚四国也仅提高了7.2个百分点。东南亚和南美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困境和危机,直至2005年左右才逐渐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此后,其他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能源、矿产以及其他初级产品的需求大幅扩张,带动东南亚和拉美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迅速缩小了与高收入门槛的差距(Lin,2012)。但这一趋势是否能够继续,尚有待观察。
    相对法按照各经济体人均收入的相对水平确定分组。分组的标准或者以某些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或OECD国家为参照对象,以其收入水平的15%-55%或15%-60%作为中等收入的门槛;或者将所有经济体视为一个整体,以其作为参考对象,如将所有经济体四等分,以中间的两组分别作为中低收入经济体和中高收入经济体。相对法以相对收入水平作为分组的依据,确定分组标准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并且具有鲜明的赶超或收敛的含义。
    由于长期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处于世界经济的前沿,美国经常被作为衡量赶超或收敛绩效的标准。图2列出中国、东南亚与南美主要中等收入国家自1950年以来人均GDP与美国的比值变化。在发展中经济体努力实现赶超的同时,发达经济体也在不断发展,因此,按照相对收入水平来衡量中等收入经济体与高收入门槛的差距,追赶的步伐沉重而缓慢。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人均GDP与美国相比,没有明显的收敛趋势,但在此后的30年中,中国将这一比值成功从5%提升至20%。在1960-2010年的50年间,平均而言,东南亚四国人均GDP与美国的比值从11.41%提升至15.84%,南美四国从19.95%提升至25.18%。如果分国别来看,与50年前相比,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哥伦比亚与美国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增加。显然,按照此前长期的平均增长速度计算,如果以达到美国收入水平的一定比例(55%或60%)作为“毕业”的标志,即使有这种可能,也将会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
    无论按照绝对法还是相对法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分组,都缺乏坚实的理论依据,具有相当程度的随意性,更多是根据经验性的和探索性的“拇指法则”。因此,在实证研究中,一方面需要测试不同分类标准对估算结果的影响,以判断估算结果的稳健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比较按不同方法进行分类的结果,尽可能选择使分类结果相同或相近的标准,以减少不必要的争议。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及其争议
    按照经济学以及经济发展理论的传统,陷阱被认为是一种超稳定均衡的经济状态(蔡昉,2011)。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中等收入经济体面临超乎寻常的困难,即使由于暂时的或偶然的因素使其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从长期来看,也会被制约因素所抵消,重新回到原来的收入水平上,或者不能实现向高收入经济体的收敛。有关的实证研究,进一步从经济增速下滑、赶超或收敛乏力以及经济增长的分化等三个方面对中等收入陷阱作出更为准确的界定。
    1.增速下滑。从低收入经济体顺利跃升至中等收入经济体,表明这些经济体曾经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但是困于中等收入陷阱意味着这些经济体难以保持之前快速增长的势头,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因此,中等收入陷阱可以从经济增速下滑的角度予以界定。Eichengreenetal(2011,2013)借鉴Hausmannetal(2005)的方法,⑧考察了1956年以来经济增速显著持续下滑的案例,发现平均而言,人均GDP达到16740美元时,经济增速将从5.6%下降至2.1%,此后的研究又进一步说明,增速下滑集中发生在1-1.1万美元和1.5-1.6万美元两个区间,这意味着中等收入经济体有可能遭遇的困难比原来预计的更大。
    另外一种可选择的方法则是基于增长理论中的收敛假说,即各经济体最终收敛于由技术进步率、储蓄率、人口增速等因素所决定的稳定状态,人均收入水平偏离稳定状态或技术前沿越远,可以实现的经济增速越快。中等收入陷阱由此可以界定为经济增速突然、持续并且显著地偏离预期的增长路径。Aiyaretal(2013)的研究表明,⑨即使按照不同的收入水平分组标准,中等收入国家出现经济增速下滑的概率均显著高于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
    以经济增速下滑来界定中等收入陷阱,存在以下争议,一是界定增速下滑的具体幅度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而且即使增速下滑相同的幅度,对不同的经济体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11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调整会使得潜在的经济增速出现趋势性的下降,这种下降不应联系到经济危机或衰退。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国家的就业逐渐向服务业集中。高就业比值、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第三产业的扩张将会降低经济增速(袁富华,2012)。这种与经济发展和结构变迁相伴而来的经济增速下滑,显然并不意味着中等收入陷阱。
    2.收敛乏力。第二类方法也是从收敛的角度对中等收入陷阱进行界定,是指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长期在本收入组徘徊,难以跨越高收入门槛,收入水平也不能尽快地向高收入经济体收敛。中等收入经济体水平收敛到高收入经济体的时间可以由公式1来表示,其中T为收敛所需时间,R为收入水平的差距,gM和gH分别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的长期平均增速。与gH相比,当gM过低时,就会使得T过长,从而使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T=lnR/ln(1+gM1+gH)(1)
    Felipeetal(2012)考察了从中低收入水平和中高收入水平顺利毕业的那些经济体,并将其跨越中高收入门槛和高收入门槛所用时间的中值,作为判断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如果某一经济体停滞在中低收入组中的时间超过了28年,或者停滞在中高收入组的时间超过了14年,就被认为分别陷入了中低收入陷阱和中高收入陷阱。根据作者设定的从中低收入门槛至中高收入门槛的距离以及从中高收入门槛至高收入门槛的距离,可以计算出若要顺利摆脱中低收入陷阱和中高收入陷阱,其经济增速分别不能低于4.7%和3.5%。Im&Rosenblatt(2013)的研究发现,中等收入国家收入水平向高收入国家的收敛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也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世界上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和中等收入国家中,?12根据这些国家与美国或OECD国家收入水平目前的差距,并假定未来美国和OECD国家年均增速为1.8%,而这些中等收入国家可以保持过去30年来平均的增长速度,那么这些国家不可能在50年内实现赶超,只有中国是唯一的例外。
    Robertsonetal(2013)分析了中等收入经济体与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之比的长期变化趋势,如果这一比值长期趋于平稳,且使得这一经济体仍处于中等收入水平中,则可以认为该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按照这一定义,中等收入陷阱是指那些稳定的收敛于中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除此之外,由于收入水平提高并缩小与先进经济体收入差距,从而导致的经济增速下滑,或者由于结构性的冲击而导致的增长趋势的不稳定的变化,不再被认为是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在作者所研究的46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有一半呈稳定收敛的趋势,其中19个收敛于中等收入水平,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而另外的4个则收敛于低收入水平。
    从收敛的角度去定义中等收入陷阱,隐含着将赶超先进经济体作为经济发展成功的标准,而这是值得商榷的。自二战以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增加了,但是,即使那些差距被进一步拉开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也实现了实质性的进步。?13经济增长是实现发展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发展的目的和实质是追求和实现个人所珍视的各种目的的能力的全面扩展(森,2002)。虽然从相对收入水平上来讲,中等收入经济体并没有缩小与高收入经济体的差距,但是,从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衡量,目前中高收入经济体已经接近或超过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中低收入经济体则接近或超过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Im&Rosenblatt,2013,TableA1.1,第26页)。考虑到这些中等收入经济体发展初期的状况,这些进展意味着社会福利状况的大幅改善。如果仅以这些经济体的收入水平未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断言其落入某种陷阱之中,将有可能忽视和低估这些国家发展的成就以及为实现这些成就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显然这既不公允,也具有片面性和误导性。
    3.增长分化。第三类方法从长期经济增长路径
    分化的角度来界定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方法强调,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意味着所有中等收入经济体都会遭遇经济增速的显著下降,或者不能收敛到高收入经济体,而是指对于中等收入经济体而言,长期经济增长出现明显的分化,一部分经济体从中等收入重新回到低收入水平,而另外一部分则跃升至高收入水平。中等收入经济体之间,长期增长的效果有很大差异,并且这一差异明显高于高收入和低收入经济体。这种较大的差异本身也可以视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必须应对的风险。
    这一方法源自Quah(1993)对收入水平转移矩阵的开创性研究,用于分析各类经济体在长期中跃升、降低或保留在各收入水平分组的概率。该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富国愈富,穷国愈穷,而中等收入国家将会向两极分化,并最终消失。Quah(1993)、Kremeretal(2001)和Im&Rosenblatt(2013)分别考察了不同时期各国收入水平1年、5年和10年的分布变化情况,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对于富国和穷国,收入水平仍留在本组的概率超过了90%;中等收入经济体仍留在本组的概率要低得多,并以大致相同的概率跌入低收入组或跃升至高收入组。姚洋(2013)用这一方法考察了1962-2008年各国收入水平分布的变化,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发现中等收入水平经济体跌入低收入水平分组的概率要远高于跃升至更高收入水平分组的概率。?14从增长分化的角度去理解中等收入陷阱,更为切合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增长的分化意味着中等收入经济体可能会遭遇某些特殊的困难,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需要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和政策进行及时调整,以应对增长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少数国家可以满足这些要求,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多数国家则难以适应形势的变化,长期停滞在陷阱之中,因此,中等收入陷阱表现为经济增长绝对速度或相对速度(与发达国家或各国平均水平相比)下降的概率增加,以及由此形成的特殊风险。
    (三)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因素
    大量的实证研究从跨国比较或国别分析的角度,考察中等收入经济体陷入或跨越陷阱的成因和条件。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一种较有共识的观点是,收入水平提高导致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与低收入国家相比,丧失了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与高收入国家相比,尚未形成知识和创新引导的增长模式,难以与其竞争,从而使经济增长失去原有的动力。
    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大致分为以下三个层次,一是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直接因素,即与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相关的产业结构及其变化。从国别分析的角度看,Lin&Treichel(2012)认为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为未能实现产业结构从低增加值向高增加值的升级;通过与韩国成功经验的比较,表明东南亚国家的问题也在于未能形成技术水平更高和创新能力更强的比较优势(Yusuf&Nabeshima,2009;Tho,2013)。这也正是世界银行重新反思产业政策所发挥作用的原因(Stiglitzetal,2013)。
    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升级难以准确度量,一些研究以贸易结构复杂性的指数(如EXYP和ECI)作为替代变量,发现贸易结构可以很好地预测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增长速度(Berg,2013);那些困于陷阱之中的国家难以积累足够的技术能力,以形成更复杂、更多样化的出口结构(Felipeetal,2012);Eichengreenetal(2013)则发现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中所占比重越大,经济增速放缓的概率越低。
    另外,也可以通过测算和比较各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生产效率提高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Wu(2013)计算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进一步细分为由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所产生的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优化所导致的效率改善,发现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都实现了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低收入国家生产效率是下降的;顺利毕业的中等收入国家生产效率的提高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的共同作用,路径更加均衡,而陷入陷阱的国家,生产效率的提高过于依赖技术进步,在资源配置优化方面则乏善可陈。
    二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如贸易条件、宏观经济与宏观政策、人口因素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取决于贸易条件、世界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程度。Eichengreenetal(2013)认为外部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加都有助于降低经济增速放缓的风险,但贸易条件的影响并不显著;Aiyar et al(2013)也发现对外开放程度更高的经济体更不容易遭遇增速放缓,而外资流入占GDP比重的下降则会使增速放缓的概率增加。宏观经济的运行、结构和政策对经济增长有直接的影响。由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债务违约或股市动荡引发的宏观经济运行的困难,显然会增加增速放缓的概率;投资在GDP中所占比重越高,以及不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如低估本国币值等,也会导致类似的结果(Eichengreen et al,2013;Aiyaretal,2013)。人口因素也被认为是影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之一(蔡昉,2011),一方面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会增加增速放缓的概率;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中等和高等教育人口的增加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Eichengreen et al,2013)。
    根据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收入不平等也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在低收入国家,收入差距增加可能并不会影响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对于中等收入国家,如果不能缩小贫富差距,就有可能遭遇经济增速的下降,从而阻碍其顺利毕业(Egawa,2013)。
    三是影响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原因,如经济社会制度等。制度被认为是决定经济体长期发展绩效的根本原因(Acemogluetal,2004)。无论是促进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新的比较优势,还是制定经济政策,应对国内外环境的变化,都需要具有一定治理能力的经济社会制度作为保障。实证研究表明,加强法治,减少政府干预,放松对劳动、商品和信贷市场的管制都可以有效地降低经济增速放缓的概率(Aiyaretal,2013)。但是民主化进程有可能在中短期产生同样的作用,这是因为民主化将会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从而增加劳动和生产成本(Eichengreenetal,2013)。
    三、理论逻辑
    虽然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与机制也作过某些理论探索(蔡昉,2011;伍业君、张其仔,2011;Agénor&Canuto,2012;杜曙光、刘刚,2013),但是,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和解释。本文基于上述经验事实和经济发展理论,梳理构建相关理论可能存在的困难,并尝试提出理论分析的逻辑进路。
    (一)主要困难
    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解释,困难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需要逻辑一致地解释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的增长机理。中等收入陷阱表明中等收入经济体已经摆脱了贫困陷阱,实现经济起飞,但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遇到特殊困难,难以维持过去的增长速度。因此,相关的理论既应说明这些经济体为何能够在低收入水平时可以实现较快的增长,又应说明为何收入水平提高以后会有可能陷入陷阱。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强调经济起飞的困难,但对经济起飞后可能遇到的问题,没有特别的关注;新古典模型可以解释收入水平提高引起的经济增速的下降,但是无法解释为何中等收入国家会在实现收敛之前陷入陷阱;新增长理论引入知识和创新,从而在不同收入水平上形成多重均衡,但是并没有在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需要解释的正是不同发展阶段或收入水平下经济增长机制的变化,Aoki(2011)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二是需要解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或然性。无论从增长放缓、收敛乏力还是增长分化的角度去界定或描述中等收入陷阱,其共同特征就是或然性。少数国家可以顺利毕业,而很多国家则长期困于陷阱之中,实证研究已经列举出很多因素会影响中等收入国家陷入陷阱的概率,但这些统计规律仅能提供理论启发,不能说明这些因素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因果关系,而理论的构建需要对其中的因果关系进行清晰的推理和说明。实证研究几乎涵盖了所有与增长有关的因素,将这些因素与中等收入陷阱联系起来,并纳入统一的逻辑体系中,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二)逻辑进路
    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国家将面临三类不同的挑战,对这些挑战的理论分析,可以形成构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主要的逻辑进路。一是由比较优势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引发的经济压力;二是由于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引发的社会压力;三是为解决经济社会困难而面临的制度压力。因此,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将取决于制度的质量及变迁的路径。
    1.经济层面。落后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通过生产组织和经济制度的创新,克服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障碍,实现技术进步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不必完全重复与发达国家过去的发展过程(格申克龙,1962)。其中,成功的关键在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正确地识别和利用由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促进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林毅夫,2012)。中等收入国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技术水平相应提高,本国生产可能性边界向世界先进水平收敛,可以通过模仿来实现技术进步的机会越来越稀缺,后发优势缩小,增长动力减弱;另一方面,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与低收入经济体相比,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而与高收入经济体相比,创新体制落后,创新能力不足,比较优势尚未建立起来。由收入水平提高导致的后发优势与比较优势的变化,使这些一度保持较快增长的经济体曾经成功的战略、政策和制度不再有效,而面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巨大压力。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是经济体在总体上由规模收益不变转变为规模收益递增。依据新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和新贸易理论,Gill&Kharas(2007)说明中等收入经济体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应当通过投资于教育和研发,以促进知识的创新和积累;解决人口和产业聚集引发的拥堵问题,以加速城市化,实现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改变传统的贸易政策,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确立新的比较优势。
    只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跃升至以创新、人力资本和知识积累为主要驱动力的新的发展阶段,才能应对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以及向高收入经济体的收敛(Aoki,2011)。但是,增长方式的转变涉及广泛的协调行动和公共品的供给,市场经济无法为此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需要制定并有效地实施恰当的新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这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社会层面。中等收入经济体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将会遭遇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方面,规模收益递增的增长方式将会加剧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现象,从而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Gill&Kharas,2007)。另一方面,更为根本的,民众对于个人权利、公平平等和民主制度的需求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高涨(Lipset,1959)。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民众越来越珍视自身的基本权利,对不公平、不平等等社会现象的容忍度在下降,进而对民主制度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只有逐步健全和完善的民主制度才能保障民众的各种权利,解决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满足社会稳定这一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
    民主制度并不能保障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比如加强对劳工权利的保护也有可能促使劳动成本上涨,减少企业收益,危害出口部门的比较优势,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但是,能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跃进到高收入国家的经济体,在最终跨越陷阱之前,基本上都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民主体制,而且当今高收入国家也大多采用这种制度。究其原因,就在于民主制度是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有效方式。但是,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相似,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同样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中间存在很多障碍和不确定性,甚至陷入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秩序紊乱,降低生产和社会效率,这也是中等收入国家容易掉进陷阱的重要原因。
    3.制度层面。无论应对经济层面的挑战还是社会层面的挑战,均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根本的途径在于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及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创新与转变,这既契合发展经济学家的早期思想,认为落后的制度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Lewis,1955);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结论(诺思和托马斯,1973),明确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原因。现有的研究对何种制度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了解得较多,但对于如何实现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则知之甚少。即使明确何种制度更有利于促进发展,由于在政治过程中存在利益集团的阻挠或搭便车行为(奥尔森,1965),或者由于在政治领域缺乏监督契约实施的第三方,从而使政治力量难以做出可信的承诺(Acemoglu,etal,2004),改善制度质量的集体行动也可能无法实现,缺乏效率的制度可能长期存在,形成经济发展状况的多重均衡,中等收入陷阱也可由此产生。
    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具有后发优势,但是由于经济社会制度的滞后也具有后发劣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缺乏对政治权力的有效约束,垄断的政治力量就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攫取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果实,使经济赶超半途而废(Sachsetal,2003)。因此,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是社会转型被利益集团所挟持,将转型过程某些过渡形态定型化和永久化,从而导致失败的“转型陷阱”。
    四、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人均收入水平约为高收入门槛的45%,?15按照十八大提出的至2020年人均收入倍增的目标,届时中国将接近或跨越高收入门槛。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对于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有重要意义。梳理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事实和理论逻辑,对中国经济具有以下启示:
    1.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是切实存在的。国际经验表明,中等收入国家更易遭遇经济增速的下降,维持经济增长,实现收入水平向高收入国家的收敛,殊为不易,中等收入陷阱已为经验所证实。当前中国经济遇到的困难也具有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如经济增速下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问题激增,因此,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也是存在的,必须采取措施,积极应对,降低风险,以顺利实现向高收入门槛的跨越。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经济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并形成了一定的创新能力。但是,总体而言,增长方式依赖要素投入的增加,经济效率的提高依靠资源优化配置,技术进步依靠模仿,并未形成以创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为主要驱动力的增长模式。当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发生变化时,需要采取新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
    3.释放制度红利,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制度的后发劣势是导致经济社会转型困难,进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因此,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制约和消除利益集团的垄断,促进经济社会制度的转型和完善,才有可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
    4.反思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经济发展理论已经表明,经济增长可以实现物质财富的积累,但是仅有工具性的价值,并不等同于发展的目的本身。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提升民众的福利水平,即扩展其实现自身价值的能力,而这种价值的实现既取决于社会全体财富的积累,也取决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以及公平和平等的社会环境。就此而言,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与平等的经济社会制度的转型,本身就具有独立的价值。因此,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意味着收入水平的收敛,更意味着社会公平状况的收敛。
    五、小结
    中等收入陷阱可以从经济增速放缓,收入水平收敛乏力和经济增长的分化等角度作出界定,从跨国经验与国别分析来看,都存在着证实陷阱存在的证据,但是,也不乏争议。对陷阱成因的实证分析实际上罗列了所有与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如劳动力与人口结构,资本形成与人力资本积累,教育与研发,产业结构和贸易条件,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以及经济社会制度等。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与知识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有关的因素更受关注,因为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基于所归纳的经验事实,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逻辑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即由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变化引起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由社会公平和平等需求增加引发的社会转型的需要;以及实现上述转变所遭遇的制度性障碍。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是经济社会制度转型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克服,必须经历艰苦的改革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的完善不仅是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需要,也是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实现经济发展根本目的的重要保障。
    作者：郭金兴 胡佩选 牛牛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稿件来源：《经济学动态》2014年1月刊
    （本文有删节，数据及参考文献请参见原文）